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再研究

1薛福成与滇缅边界谈判再研究朱昭华(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100871)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1期摘要：1894年薛福成与英国谈判、签署的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是其作为驻英公使期间所办的一件要事，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条约中所规定的界务条款的评价，褒贬不一。近年来，史学界对于薛福成签订此条约的评价虽逐渐趋于公允与中肯，但在某些问题上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中缅边界谈判的背景入手，主要围绕薛福成的观点进行分析、评论，以期对中英双方达成的这个边界条约及薛福成本人做出更加全面、公正的评价与理解。关键词：薛福成滇缅界务19世纪末驻英公使薛福成与英交涉，主持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商务条款》。对于此条约中有关的商务条款的评价，大多比较中肯，争论往往集中在边界条款问题上，对其褒贬不一，分歧较大。薛福成在条约签订后，自认为在界务谈判上是成功的，因为它不仅索回了铁壁关、天马关，收回了车里（即江洪）、孟连土司全权，更重要的是划得野人山地一块，使界内土地更有外障，对于云南边界来说，是“西南两面均有展拓”。1后来沈林一在给《出使日记续刻》作跋时写到：“薛公筹议滇缅分界，既得科干等地，并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盖自中西交涉界案起，奉命之臣能不蹙地者已鲜，现能拓地千数百里之广，捍卫边圉，此非忠诚智力浃服远人，不能折冲樽俎如是也。”2钟叔河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的序言中，也认为薛福成此次签订的边界条款，“在清季数十年外交史上，和曾纪泽赴俄谈判收回伊犁先后比美”。3与此恰好相反，解放前，研究中缅界务问题的专著《中英滇缅疆界问题》4《中缅界务问题》、5等均认为薛福成的交涉完全失败，丧失许多领土。2000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缅关系史》也认为“清朝政府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通过此条约，使英国得到了通过武装侵略得不到的东西。”6另外，丁凤麟在《薛福成评传》中专辟一节对此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评价相对中肯，虽然他对薛福成在谈判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与睿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一些不该由薛福成承担的历史责任给予了澄清，但是总的说来，还是认为此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丧失了许多土地。虽然上述研究对条约的丧地，对薛福成展地之说作出了一定的研究与分析，但在某些问题上，如薛福成作为当时杰出的外交人才，何以认为此条约使我国边界得到了扩展，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这样才能对此条约的签订及薛福成本人作出更为准确的评判与1王彦威、王亮编《清季外交史料》，卷89，第3页，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沈林一《〈出使日记续刻〉跋》。3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岳麓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4张诚孙著，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民国26年版。5刘伯奎著，正中书局印行，民国35年版。6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2理解。本文拟就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与论述。一薛福成签订的这个条约是1886年在北京签订的《中英会议缅甸条约》的延续，是英国侵占上缅甸以后，中英两国关于缅甸问题进一步商讨、谈判的结果。中缅两国互为邻邦，早在汉、唐之际便有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明朝初期在云南边疆设立了十个宣慰使司，其中就包括“缅甸军民宣慰使司”。这些土司势力大抵彼此相当，皆隶属中国。但到明朝中叶以后，缅甸逐渐强大，开始向其它土司地扩张，“明初所设立之三宣六慰诸土司，大抵皆服属之。”7向其输纳贡赋。对于云南边内土司，缅甸东吁王朝也不断进行骚扰。为了抵御缅甸的进攻，云南巡抚陈用宾在云南边境设立了铜壁关、万仞关、神护关、巨石关、铁壁关、虎踞关、天马关、汉龙关等八关。虽然当时的这八关是“以控制关外诸土司，防缅内侵，非所以为滇缅之界也。”8但明王朝随着自身势力的衰微，对关外土司的控制实际上越来越松弛。一些土司慑于缅甸的压力，纷纷依附缅甸，或对中国、缅甸首鼠两端，处于一种半独立状态。清兵入主中原后，满清政府忙于巩固自身的统治，在西南边疆只守明万历年间所筑的防御工事——八关，9对云南边外土司仍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因此边境土司的状态没有发生什么改变，与东吁王朝，也多年未有官方往来。直至乾隆十五年东吁王朝才首次正式遣使来华，纳贡求封，受到了清政府的友好接待。1752年，东吁王朝被雍籍牙王朝（1752——1885）取而代之，由于其势力不断向云南边界伸展，干涉云南边境土司的内部事务，引发了乾隆年间的中缅战争（1765——1769）。战争期间，清政府一度恢复了对孟拱、木邦、孟艮、整迈等土司的统治，但是随着征缅战事结束，缅甸备表入贡，清王朝对这些土司地旋又不加过问。“置三司于不问，任缅处置，犹得曰，缅已世世臣服，恭顺无二，养拱诸地虽属缅仍属于我然”。10清政府的这种观念，在他能够维持其藩属体系的条件下，还出现不了多大问题，但在西方国家频频入侵，清王朝的属国皆被列强吞并后，就难免会造成边界领土的纠纷，并使清政府在与西方国家的谈判时处处陷入被动。19世纪80年代，英国与法国在东南亚地区展开竞争。法国于占领越南后，更积极向云南、广西伸展势力，法缅关系也日臻密切，在与英国的竞争中，法国处于明显优势，英国工商界为保障在缅甸的利益及滇缅通道，纷纷呼吁，要求迅速吞并上缅甸。同时，英政府为避免法俄两边夹击给印度造成的威胁，也必须防止上缅甸落入法国的控制之中。这样，1885年8月英政府借口“柚木案”向缅甸政府递交了最后通牒，随之诉诸武力，吞并了上缅甸，中英两国从此有了滇缅边界的领土纠纷。1886年7月，庆亲王奕劻与英国驻华代办欧格讷在北京签订了《中英会议缅甸条约》，其中除承允英国对缅甸的主权外，还规定中、缅边界应由中英两国派员会同勘定，其边界通商事宜亦应另立专章，彼此保护振兴。11其实早在英国刚刚吞并缅甸之初，中国的驻英公使曾纪泽就曾提出拓展滇地的要7王崧《道光云南志钞》，志钞五，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十一卷。8张诚孙《中英滇缅疆界问题》，第23页。9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775页。10李根源《永昌府文征》，纪载卷二十五，第12页。1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85页。3求，经过多次磋商，英国外交部曾向曾纪泽表示，愿意在界务、商务上作一定让步：第一“将潞江以东之地，自云南南界之外起，南抵暹罗北界，西滨潞江，即洋图所谓萨尔温江，东抵澜沧江下游，其中北有南掌国，南有掸人各种，或留为属国，或收为属地，悉听中国之便”；第二，以大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为两国“公共之江”；第三，在八莫近处勘明一地，允许中国立埠，“设关收税”12。由于双方在缅甸存祀问题一直僵持不定，对这一协议，曾纪泽于卸任前只与英国外交部互书节略存卷。继曾纪泽之后充任驻英公使的刘瑞芬，按照清政府的旨意，仍以英国“勿阻朝贡为第一义”，13“执故争与英外部，往复辩论”。14最后，双方同意“由缅甸最大之大臣”循例每十年向中国“贡进方物”。可是，对于英国外交部曾允诺的三项却没有载入1886年7月两国在北京正式签订的缅甸条约中，约文只以边界之地由两国派员会勘一句话概括。这样便为英政府以后的推脱提供了机会，使薛福成在后来的谈判中又得去重新力争。缅甸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既没有派员对实际的滇缅边界进行勘察，也未主动提出与英国联合会勘，划分两国边界。与此相应，英国政府却展开了积极行动。一方面不断蚕食缅甸北部、东北部的掸族地区，向阿佤山区渗透，一方面也派出人员对滇缅边界进行实地勘察，如光绪十六年英国组织侦察队，从八莫出发，溯大金沙江右岸而上，直抵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二水的河流处。15为以后英国划界之需提供了重要信息。可见，在1890年薛福成出任驻英公使以前，清政府在滇缅边界问题上，已处在明显的劣势。二薛福成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后，日感滇缅边界形势的恶化。英国殖民主义分子以勘察滇缅边界为名，不断对我国云南边界的土地进行蚕食。光绪十七年（1891年）英国借口一英国人被野人山的傈僳族人烧死，派兵进占了傈僳族居住的野人山，江心坡的麻阳、垒弄等寨，并公然进驻云南神护关外的昔董和铁壁关外的汉董。薛福成认为“若中国既失藩属于前，又蹙边境于后，非特为邻邦所窃笑，亦恐启远人之觊觎。”16于是他建议清政府：“请皇上敕下微臣，催问英国外部以勘界定期与分界方法，一面即可相机辩论。”171892年7月10日，清政府专派薛福成同英国外交部商办滇缅界务、商务，薛福成接此上谕后，与英国开始了滇缅边界的交涉。薛福成经过三年多的艰苦谈判，最终在1894年3月1日，与英国外交大臣劳斯伯里在伦敦签署了《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条约共20条，其中前七条划定了中缅两国的中段、南段边界走向。18对于此条约中所划定的滇缅边界，薛福成认为中国云南的领土得到了扩展，“西面则稍拓野人山内昔马等地，暨收回铁壁、天马等关，南面则稍拓宛顶边外之地，潞12薛福成《滇缅分界大概情形疏》，《出使奏疏》卷下，第28——29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出使公牍·奏疏》二，台湾文海出版社印行。13清政府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就给指示曾纪泽，互开谈判以勿阻朝贡为第一义，但使缅祀不绝，朝贡如故，于中国便无失体，八幕通商宜作第二步办法。参见《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十二卷第27页。14刘瑞芬《养云山庄遗稿》，墓志铭第4页。15《永昌府文征》纪载卷二十三，第5页。16薛福成《滇缅分界大概情形疏》，《出使奏疏》卷下，第12页。17薛福成《滇缅分界通商事宜疏》，《出使奏疏》卷上，第33页。18具体内容可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575——580页。4江以东科干之地，暨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边圉既安，觊觎渐戢。”19因《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规定，“现因中国不再索问永昌、腾越边界处之隙地，英国大君主于北丹尼（即木邦）地及科干，照以上所划边界，让与中国之外，又允将从前属于中国兼属缅甸之孟连、江洪所有缅甸上邦之权，均归中国大皇帝永远管理。”20薛福成认为南面边界扩展到科干等地。从条约文字看，中国得到了原属英国的一部分木邦地及科干，并取得了原来既属于中国又属于缅甸的孟连与江洪。但据方国瑜的考证，实际情况是宛顶边外的木邦地，是木邦多年以来不断蚕食的猛卯土司地，中国未曾划归木邦，此项规定不过确定中国原有领土主权21；科干一直为中国的领土，又名麻栗坝。英军占领木邦后，麻栗坝诸头人在木邦的诱使下降英，英国以既成事实，借口麻栗坝为木邦一部分，提出领土要求；而孟连、江洪两地，自清初平滇后便投城内附，岁输国赋，从未吞并于缅甸，可是这两地的土司为避缅甸的骚扰，又同时向缅甸入贡，英国由此宣称对两地有所属权。所以这些“让予”中国的土地实际上本是中国的土地。薛福成所作的“南面则稍拓宛顶边外之地，潞江以东科干之地，暨收回车里、孟连两土司全权”的结论并不准确。不过在当时，我们必须看到，科干虽属中国，却已为英国所占据；孟连、江洪两地曾为避免缅甸的侵扰，在臣服清朝的同时也入贡缅甸，成为两国共管之下的土司地，英国占领缅甸后，当然宣称对其享有所属权；木邦侵地虽从理论上不属缅甸所有，但清政府多年不闻不问，早已听任缅甸管理，英国为了补偿中国在野人山地的让步，把从猛卯土司边外，包括汉龙关在内，作一直线，东抵潞江，麻栗坝之对岸止的土地划归中国，不能说不是一种让步。因而，尽管薛福成南面展地的说法值得商榷，但确实争回、确保了中国应有的某些主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了把薛福成的此次边界谈判，同曾纪泽收复伊犁的边界谈判相提并论的说法。在云南西面，薛福成的展地是指滇西老界扩展到了野人山内。使英国退出了占领的昔马等地，但事实上反而是中国丧失了应属中国的许多野人山地。吕一燃《薛福成与中英滇缅边界交涉》一文22与丁凤麟的《薛福成评传》都认为，导致薛福成得出这一结论的原因是云南地方当局提供的云南西部边境地图。这幅地图是总理衙门责成王文韶派人调查绘制的。云南地方官员在勘察诸土司边界时，仅以八关为限，把关外的野人山划为既不属于缅甸也不属于中国的瓯脱之地。薛福成据此地图进行谈判，根据谈判结果，当然就得出了“西面则稍拓野人山内昔马等地”的结论。23薛福成作为当时不可多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