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旅游冲击下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

民俗旅游冲击下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民俗旅游冲击下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摘要：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旅游是民俗旅游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具有短期、限时的特性。这类节日庆典旅游往往有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度,并与政府支持、媒体宣传相关。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节日庆典活动逐渐向旅游开放后,复杂的节日场景、多重力量干预下的文化语境便产生,民族节日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遭遇变迁。代写本科毕业论文关键词：坡会民族节庆旅游表演化文化转型中图分类号G127(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917(2009)S-0008-03节日属于文化事件的一种类型,其日益成为促进旅游发展和繁荣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是一种特色鲜明的旅游吸引物[1]。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旅游,如壮族“三月三”歌圩,融水苗族坡会,水族“端节”、“卯节”,彝族“火把节”等,是民俗旅游中的一种特殊形态。这些节庆旅游往往有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度,并与当地政府、旅游公司、宣传媒体密切相关。对于民俗学研究者来说,少数民族节日庆典在民俗旅游的冲击下已经发生了变化,其因为大量的外来因素而改变了原本的文化内涵。本文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2009年正月十三的坡会为研究对象,试图对民俗旅游冲击下的少数民族节日庆典作初步的研究。一、融水苗族自治县是广西境内最大的苗族聚居区。每年正月初三至正月十七期间,融水苗族自治县各村各乡均举行系列坡会。“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是指每年春季的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七这段时间内,融水境内各地的坡会无形中呈现出来的活动时间排列有序,此起彼伏,联系不断,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系列文化空间。这个文化空间,是在苗乡长期的社会发展中产生和发展的。由于当地苗族所共有的传统文化观念,以及各个村寨的芦笙队在邀请和被邀请之间相互走动,使得这些坡会如同被一条无形的链条给串联了起来。”[2]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运作中,文化空间是一个受到重视的概念。在这个文化空间内,不仅可以看到当地人的民族服装、各样的民族工艺品、民族音乐(吹芦笙)、民族舞蹈(踩堂舞),同时还有节日中举行的各种仪式活动。融水苗族自治县有县级的芦笙协会,在每年春节坡会期间轮流参加指定乡镇坡会。2009年,安太乡是县芦笙协会下来参与的指定乡。安太乡位于融水苗族自治县县境中部,距县城68公里。东北与红水乡交界。正月十三的坡会在安太乡的寨怀屯和培科屯交界处的田埂里举行。安太乡是融水县经济较为富裕的乡,每年的坡会均有大量的附近民众前往参加坡会。由于2009年轮到县芦笙协会到安太乡参加正月十三坡会,政府向各界媒体主推安太十三坡会,因此,2009年的安太正月十三坡会引起外界极大的关注。许多村民、商贩、芦笙踩堂队伍,以及大量的外地游人、新闻媒体等前往参加坡会。由此,安太乡正月十三坡呈现出在政府参与主导下的民族节庆活动的特殊形态以及民俗旅游气息,文化语境变异后,更加杂糅的坡会包含了多层次的文化意义体系。正月十三将近11点的时候,大量的人潮开始向芦笙场地走去。主场地上有10根芦笙柱,不远处山脚下的一块平地是斗马场。随着第一支芦笙队进入场地吹响芦笙,田间也开始拥挤起来,一圈一圈的人群以芦笙柱为中心围观。当天共有11支队伍在田间吹芦笙踩堂,加上观看的乡民和外地游客,整个田间地头挤满了人。芦笙队伍会在吹芦笙前举行祈福的仪式,燃放鞭炮,几乎每一堂吹芦笙和踩堂舞的开始都进行这样一个过程。由于芦笙队进场的时间不一,芦笙曲此起彼伏,鞭炮声也接连不断地响起。各个芦笙队开始的祭拜祈福的仪式各不相同,但是均会在芦笙柱下放祭品,有的芦笙队伍带了一只牛头挂在芦笙柱上;有的芦笙队则带了一些他们认为有灵性的植物、物件以保佑平安。从具体活动上看,安太乡正月十三坡会有斗马、吹芦笙、踩堂等传统的活动,甚至还有更为古朴的传统特色活动,如祈福祭拜仪式。值得注意的是,相对于以前安太乡举办的坡会而言,此次坡会的某些隐性内涵被改变了。大量外地游客和媒体的涌入,使这一传统的民族节庆活动已渐渐由村民内部的自娱自乐变成供他人观赏的表演。表演性质的加重,使生活中原有的节日和民间歌舞等民俗活动变成预先设计好的舞台戏剧或舞台文艺,从而使这一节日庆典活动变得重外在而轻内涵。例如,原始古朴的民俗活动加强了观赏性,力图在氛围上营造强烈的喜庆感,目的是为了以更加直观的方式展示本民族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表演不同于一般旅游行为中的舞台化表演。在这里的表演中,“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上舞台,表演者是经过挑选的,是按照游客的眼光和需求选择,通常是由妇女,且年轻者为多;主持人或中心人物是相貌和口才出众者,他们来扮演实际生活中的功能人或角色”[3]。此外,外来游客的摄影镜头想要猎取的是当地民族文化中独特的视觉和听觉表达,如华丽的银饰、精美的服装、高挂的牛头和祭祀的流程等,因此,这种民族节日庆典往往比以前更注重华彩盛装。可见,节庆旅游中的表演化行为,是在游客光临活动场地时,当地民众自觉被激发出来的、粗糙的、浅层次的表演。正如在坡会中,吹芦笙和跳踩堂舞的人们在没有游客到来的时候,仅仅是表演给自家人、本村人看,目的是增进感情,是自家人的聚会,年轻的男女还可以以此作为互相认识的场合。而现在,由于参观群体身份的改变,即外地游客的增多,节日庆典不再单纯是以体验民族的音乐与舞蹈、乡亲们自发举行的欢庆活动,而是带有了表演性质。“文化本来的功能失去,或者淡化,从主体的自娱自乐转为观赏性娱乐。”[4]对当地民众而言,节庆开放带来了旅游,却丧失了真正的内涵。原本一个仪式场景,是举行仪式的人和参加仪式的当地民众之间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是一个神圣化的、内部认同凝聚、族群价值观确认、民族文化灌输和学习的过程。现在,加入第三方群体(游客参观、媒体宣传、政府主导),三者间就会多了六组甚至更多互动的关系。因此,当大量外来游客、可以复制形象的工具(如摄像机)进入到这场原仅供内销的民族节日庆典中时,文化资源被自觉地重新排列了。在这个节日庆典上,传统的芦笙踩堂的意义发生改变。陌生人、媒体的涉入,增强了当地人的自豪感,但同时也将节日文化转向对他者或陌生人的关照。民族内身份认同的情感体验被陌生看客的眼光和访问转移了注意力,从内在整合,变为在与陌生外界的交流中划分边界。代写本科毕业论文二、由上可见,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旅游往往有大规模的群众参与度,并与政府支持、媒体宣传相关。少数民族的原生态节日庆典活动逐渐向旅游开放后,复杂的节日场景、多重力量干预下的文化语境便出现了,民族节日原生态的民俗文化遭遇变迁。首先,政府介入民族传统节日庆典,导致节日的转型。民族传统节日庆典的转型,“其进程主要体现为传统节日符号日益成为国家职阶系统渗透到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结构的有效工具,节日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空间,无疑是国家意识形态和行政权力渗透到传统社会中的重要渠道,国家通过对某些节日和节俗采取或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加以或允许或禁止的规范,引导着包括节日在内的民俗文化向有利于国家倡导的价值观念方向发展。在操作层面上,国家通过对具象化的节日符号的控制,构造出能在共同体内部形成某种集体认同的文化标识”[5]。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融水苗族自治县政府要组织一支芦笙队伍每年到指定的乡镇参加坡会。这是将国家的、政府的政策贯彻到各个地方,自上而下地凝聚政治层面的集体认同,即便在节日期间,也要服从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管理与协调。其次,民族节日庆典出现表演化倾向。当民族节日庆典的“文艺表演者”面对的是一个个镜头和一张张陌生面孔的时候,他们直接的反应是应该展现什么样的内容给观众看。为了表达象征民族特色的内容,表达民族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精神气质,“文艺表演者”投身到了文化展演这个更大主题的旅游文化之中。“现实生活中,每个村民都是他所在社区里的一份子,是当地文化的传承者,自傲节日和闲暇时间里的仪式、歌舞、竞赛和游戏活动中,每个人对于其他村民来说,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看与被看的统一。”[6]表演中当地人会积极响应观众的需求,互动中,受众的所求将会得到满足,当地人也渐渐了解到观众需要什么,自身应该展示什么。表演化把实际生活中的内涵置换出来后,原来的仪式或是娱乐活动,对于村民自己就失去了意义,有可能降低价值,演变为纯做戏的商业行为,影响了文化在社区内部的传承,进而让该民俗的传承出现断裂。再次,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使民族节日庆典与旅游的日益结合。民族节日庆典在当地政府的极力打造、宣传下,“传统节日符号作为异质性存在的民族文化资源,特别是在乡村文化产业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场域中,被强烈地趋向于现实某种利益需求的工具运用”[7]。民族文化与旅游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节庆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模式,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开发旅游资源是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又一条路子。因为民族节日往往有固定的时间,如一年一次,或几年、十几年一次,这便意味着如果要面向旅游,则需要游客为此腾出特定的时间,因此,有人认为可以以短期节庆模式去开发这类民族节日,“在民族旅游开发中,有一些特定的民族文化、民族风俗只存在很短时间,但能激发大量短暂的旅游人流。少数民族传统的节庆活动,其本意并非为了发展旅游业,但在节庆期间会吸引大量的旅游者,只要当地政府或民间组织能够妥善引导,并加以开发利用,对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有很大促进作用”[8]。有学者对贵州“姊妹节”的个案进行研究后,直接指出政府办节的原因和导向:“在2004年姊妹节开幕式上,中共黔东南州州委书记讲到:‘政府主导举办这样一个民族民间节日,主要目的就是抢救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全面整合和提升旅游资源和旅游品牌,大张旗鼓、扎实有效地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旅游大州。同时,通过开展不同民族间、不同形式间的文化交流,丰富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增强民族之间的了解和团结,进而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段话概括了当地政府举办姊妹节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三方面的意图,这也是政府办节的导向。”[9]“姊妹节”作为民族节日的成功转型,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的收益,最终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无疑推动了各地争相效仿。有学者在关于彝族“火把节”的研究中认为:“未来火把节在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上应首先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包括情感需要、文化认同需要和心理归属需要。离开其产生和生存的土壤,缺失了文化记忆,传统节日将萎缩,直至枯萎。”[10]文化是动态的,是一直变迁着的,民族节日庆典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变化。节庆活动一旦卷入文化产业,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包装“出售”以后,民族文化以旅游为策略来弘扬民族特色、民族精神,是利是弊?这有待更长时间和更加深入的研究。代写本科毕业论文参考文献：[1][德]乌尔里希·贝克等.自由与资本主义[M].路国林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2]柳州市文化局,融水苗族自治县政府.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融水苗族系列坡会群[Z].2005-08-15.[3][4][6]徐赣丽.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J].民俗研究,2006,(3).[5][7]李德建.民族节日符号的现代转型及动力探析———以贵州苗族节日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8,(3).[8]丁健,彭华.民族旅游开发的影响因素及开发模式[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9]徐赣丽.当代节日转型的保护与政府管理———以贵州台江姊妹节为例[J].西北民族研究,2005,(2).[10]李玉臻.从边缘到中心:旅游背景下民族传统节日转型研究———以四川凉山彝族火把节为例[J].学术论坛,200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