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国风水发展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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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描述

一:先秦——风水术之孕育先秦时期还没有产生风水术,但是,与风水术有关的相地行为已经产生。早在原始社会,先民就知道择地而居。《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富室时,就陵阜而居,允而处。”所谓陵阜,就是河流的台阶地带。许多考古遗址都是在靠近水边的土坡上发现。先民生活在这样的地带,容易取水和捕鱼,也不会受到洪水的淹没。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近水而居”的原则。从考古发现的住宅看,位于氵产河右岸台阶地带的新石器时代坡遗址,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坐北朝南,这样可以取得冬暖夏凉的效果。这正是后世风水师提倡的“子午向”原归纳考古发现的遗址,先民对住宿的要求是,地势要取坡度台阶地;地形要选在河床边;土质要干燥.地基要坚实;水源要充足;水质要纯净;变通要方便;四周量有林木;环境要幽雅。这些条件都要通过相地才能达到,后世风水师很推崇这一套。进入阶级社会后,相地知识就丰富多了,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献窥见一班。从甲骨卜辞和《诗经》看,商周时代已经对地形及水文有了明确的划分。陆地分成山、阜、丘、原、陵、冈;河床地带分为兆、厂、渚、浒、淡;水域类型有川、泉、河、涧、沼、泽、江、汜、沱、等。《尚书.禹贡》是我国第一部区域地理专著,它以天然的山川、河流、海岸为界,将疆域划分为九个大的自然区,称为九州。又按照我国地势西高东低的特点,记述了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流域间的20多座山岭,为后世风水师的“龙脉说”提供了依据。《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堪称上古地理百科全书的文献。它由《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组成。《山经》又称《五藏山经》,它依东南西北中方位,记述了447座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山岳地理专著。《山经》记载了神秘的山穴,如《南山经》有“南禺之山……其下多水,有穴焉。水春则入,夏乃出,冬则闭。”《管子》一书的《地员》《地度》《地数》等篇目是杰出的地学论文。《地员篇》论述了地势、地形、土壤、水文,并以“五土配五音”,后来发展为“五音五行”的风水观念。《地数》记述了土地表层与里层的相应关系,指出“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上有丹沙者,其下有注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铜金。”土地的表里关系,正是后世风水师所想探讨的。《周礼》一书记载了与风水密切相关的土宜法,《司徒》篇云:”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这就是说,以各种土地适宜于各类人民、鸟兽、草木的法则,辨别十二土地区域中各物名号,占视人民的居处,知道趋利避害,使人民旺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林尹在《周礼今注今译》中,结合风水观念说:“十二土,古王者封国时应天上星宿之位分为十二。《春官.保章氏》以星辨九州之地,郑注云: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之封域于星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女取}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按十二土谓应天上星而分之十二土地区域也。”不仅《周礼》有此记载,《逸周书.度训》亦云:“土宜天时,百物行治。”可见,“土宜”在先秦是通行的术语和方法。后世的风水先生很推崇土宜法,宣扬天地对应观念,将天上的十二次与地面区域附会,划分十二区域,作为判别吉凶的依据。由此可见,先秦的相地知识为风水术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二:秦汉——风水术之发生秦代秦代有了地脉观念。秦统一后,派蒙恬修长城,开驰道。秦始皇死后,赵高矫诏逼令蒙恬自杀,当时,民间传说蒙恬之死是因为他“绝地脉”所致。司马迁在《史记.蒙恬列传》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秦代有了王气观念。《晋书.元帝纪》谈到南京地理时说:“始皇时望气者云‘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故始皇东游以压之,改其地曰秣陵,堑北山以绝其势。”又据《太平寰宇记》卷95记载,秦代的长水县有一座山(今浙江省嘉兴县南边),秦始皇听术士说山上有王气,便遣发了一批死囚去挖山,囚徒们受不了劳苦,一哄而散。秦代营建了巨大的土木工程。有阳宅阿房宫,又有阴宅始皇冢。阿房宫占地近300里,离宫别馆遍布在山谷,以南山为宫门,以樊川做池子,阿房前殿可坐近万人。始皇冢动用70万民夫,挖空了骊山,穿透了三重息壤,规模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这两大工程的实施,说明秦代相地水平是很高的。秦代讲究墓葬吉凶。韩信年轻时,母亲死,家里穷,不能在村墓中葬母,就择“高敞地”葬母。后来他功成名就,封为楚王。又据《管氏地理指蒙》卷四记载,秦末李仲翔祖葬城纪,他三次梦见有人告诉他,葬地的山形如川字,法当战死。仲翔不信,汉初果战于狄道而死。秦人西首而葬,墓向东方,主墓道在墓坑的东端,这可能与秦园地处西睡,企图东进有关,也可能是他们有了以西为尊的观念。三,西汉风水形成谈到西汉的风水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汉代的相地知识。空前发达的地学,正是风水术产生的基础。”当先秦学者在《禹贡》中把我国的山势大致划定之后,汉代学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创立了有名的“三条四列说”,它们分别是:北条:岍——吱(陕境渭河北岸)——荆山——壶口——雷道(陕晋间)——太岳——砥柱——析城——王屋(晋南)——太行——恒山——褐石(河北)中条:西倾——朱圉——鸟鼠——太华(陇陕)熊耳——外方——桐柏——陪尾(鲁南)。分支:蟠冢(陕南)——荆山——外方——大别(鄂皖境)南条:岷山——衡山——敷浅源(庐山)第一列:岍——碣石(即北列)第二条:西倾——陪尾(即中列主干)第三条:蟠冢——大别(即中列分支)第四条:岷山——敷浅源(即南条)这些山脉正是后世风水师所说的龙脉。汉代对地理概念有了更加准确的认识。《尔雅》有《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都是解释地理现象的,如“下湿曰隰,大野曰平,广平曰野,高平曰陆,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西汉的《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图中已能清楚地表示出山脉、山簇、山峰、山谷、河流,并且比较精确。汉代虽然有了丰富的相地知识,但毕竟还是缺乏科学性。人们的迷信思想仍然很严重,对地理现象缺乏正确的认识,这种状况很容易滋生风水观念。下面,让我们再来看看汉代的风水术发生。汉初励精图治,术数不兴。但也有术士,汉文帝时,有个叫新垣平的人自称能望气,说长安东北有五彩神气,好象人戴的帽子。文帝居然相信了,就在渭河边修了个五帝庙,用以祭五帝,用大堆木柴燃烧,新垣平说是天上降下来了光辉,文帝一时高兴,封他为上大夫。后来有人揭发新垣平,文帝知道上了当,就杀死了他。汉武帝时,司马迁不相信风水,他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沉湘,北涉汶泗,走遍了名山大川,但他在《史记》中不讲风水,当时也不兴风水。但是,汉武帝时有了堪舆家。《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武帝聚会占家,问某人可娶否,堪舆家言不可。这时的堪舆家不是风水师,而是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的占候之士。西汉称相地为形法。(见名称考证)西汉又有了“讳西益宅”,“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说明风水观念已经开始萌生。就在西汉,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唯物论者杨王孙,他坚决反对厚葬,连薄葬也认为不必要。《汉书.杨王孙传》记载了杨的一篇书信,杨说:“夫厚葬诚无益于死者,而俗人竞以相高,靡财弹币,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与暴骸于中野何异!且夫死者,终生之化,而物之归者也。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使归者不得至,化者不得变,是使物各失其所也。……裹以币帛,鬲以棺椁,支体络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为枯腊,千载之后,棺椁朽腐,乃得归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客。”他在临终前,嘱咐儿子,将遗体脱光,装在布袋,入地七尺,下葬后将布袋取出,让裸体与土挨在一起。他的儿子和亲友不忍心这样做,杨反复疏通他们的思想,终于得到裸葬。杨王孙的葬事惊动了社会,有人斥为异端,有人大为钦佩。可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人愿意效仿他。从唯物论的观点看,杨王孙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值得推崇。东汉东汉民风很重视丧葬。时人王符在《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祟丧,或至金缕玉匣,{木需}梓姬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重视丧葬,必然导致风水观念的发生。王充在《论衡》中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读者不妨去读一读其中的《薄葬朋四讳》《调时》《讥日》《卜筮》《辨祟》《难岁》《诗术》诸篇,从中可以对东汉的风水习俗作比较全面的了解。据应助的《风俗通义》卷九,汉代汝南地方有个姓彭的墓上立有石人石兽,有个人不小心把一块点心遗失在石人旁,于是有人情口开河说石人能治病,才有人送点心给石人。此话一传开,方圆几十里的人都来供奉石人。这说明民间具备了接受风水观念的温床,形成了一种风气。《后汉书》记载了东汉有关风水的故事。《郭镇传》说顺帝时,河南人吴雄少时家贫丧母,不选择土地,也不选择时间就把母亲埋了,巫士都说吴雄将来要被灭族的。但是,吴雄和他的儿子、孙子都官至廷尉,没有凶祸。又有相信风水而大贵的例子。《后汉书.袁安传》记载,袁安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要他去访求葬地。袁安在路上遇见三位书生,书生们指着一块地说:“葬此地当世为上公”。袁安照此办了,后来果然累世隆盛。东汉末年,江东豪强孙坚的父亲死了,四处访寻葬地。有个异人对他说:“你是想当百世诸侯?还是想当四世皇帝?”孙坚说想当皇帝。异人乃指一处,孙坚按照异人指的地形埋葬了父亲。当时富春江有沙涨暴出,又有异人说:“此沙狭而长,子孙将为长沙矣。”后来,孙坚任长沙太守,他的后代孙权至孙皓四世称帝。这个故事,可能是风水先生后来杜撰的。还有因相信风水而倒霉的例子。桓帝时,汝南陈伯敬小心谨慎,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起居讲究规范,从不触动忌讳。后来,他一直没有得到官运,反而因女婿不法,被太守邵夔怒而杀死,成为时人的笑料。东汉时兴镇墓文,即在墓地撰文,让死者安逸,活人得福。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简文中有镇墓文云:“江陵丞敢告地下丞”“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民间有了明间观念,东汉阮璃《七哀诗》云:“其其九泉室,漫漫长夜台。”东汉的高雅之士都不信风水,前面提到的王符、王充、应劭都是抨击风水的。政治上主张开明的东汉党人懂得风水,但不讲究风水。据冯梦龙《古今笑史?塞语部》记载:“徐孺子,南昌人,与太原郭林宗游,同稚还家。林宗庭中有一树,欲伐去之,云‘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木,困字不祥。’徐曰:‘为宅之法,正如方口,口中有人,囚字何殊?’郭无以难。”徐和郭斗智,郭最后没有砍树,任其自然。但是,东汉士人对居住环境还是很讲究的。《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仲长统对住宅的要求是“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币,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背山临流,前有场圃,这正是风水术对阳宅的基本原则。东汉的风水观念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如徐孺子说的“囚”字,风水家视为大忌,盖房不能先修围墙,修房不能没有通路,墓地不能闭得太紧,否则,这都会犯囚字禁。又如“犯土”,民间营建宅舍,小遭疾厄,就说是“犯土”。考察“犯土”忌讳之源,出自东汉。汉安帝时,皇太子惊病不安,宫里的人都说是因为修缮圣舍日才触犯了土禁。这个说法传到民间,就有了“犯土”之说。由此可见,东汉是风水术发生的时代,民间有了风水之习俗。四,魏晋南北朝:风水术之传播魏晋魏晋产生了象管恪、郭璞这样的风水术宗师(见《人物篇》),并且还有一批擅长风水术的隐逸之士。据《南史》记载,刘裕未发迹时,有一天与一位叫孔恭的人同游,途经曲阿、丹徒之间的候山时,孔恭说:“此地有天子气”,刘裕的先人正葬于此,刘听了此话后非常自负,后来他果然成了刘宋的开国皇帝。《晋书》记载了几位无名氏风水师的故事:魏舒从小就成了孤儿,为外婆收养,外婆家修建房屋,有相宅者说当出贵甥。后来,魏舒发奋,应验了相宅者的话。陶侃从小家贫,办丧事很困难。即将下葬时,家中的牛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陶侃在找牛的途中遇见一个老头,老头告诉他说:“前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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