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沈从文,《边城》。看到这两个词语人们应该都会想到湘西那风光秀丽、人情质朴的边远小城,想到边城明净的风光,教化着朴实的人们,然后脑中浮现一种浓重的乡土气息。在《边城》里人们看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形式——乡土文学。那么什么是乡土文学呢?●乡土文学的定义乡土文学,又称乡土小说,由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它的出现溯源于鲁迅的《故乡》。上个世纪20年代,它的作者主要是文学研究会以及倾向与之相近的一些年轻作家,他们的创作较多受到鲁迅影响,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疾苦为主要内容,形成所谓“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有彭家煌、鲁彦、许杰、许钦文、王任叔、台静农等。乡土文学是在“为人生”文学主张的影响和发展下出现的。关于乡土文学〈一〉概述所谓乡土小说是指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的生活带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乡土小说”指的是20年代初、中期,一批寓居北京、上海的作家,以自己熟悉的故乡风土人情为题材,旨在揭示宗法制乡镇生活的愚昧、落后,并借以抒发自己乡愁的小说。这批作家有冯文炳(废名)、王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许杰等。代表作品有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的《地之子》等。〈二〉创始人最早创作倡导乡土小说并证明其艺术魅力的,是鲁迅。他从1921年起就在一些文章中表示“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认为“风土在文艺上是很重大的”。但是,无论是鲁迅还是那些后来被称为乡土作家的青年作家,在20年代初、中期都不曾明确使用过“乡土文学”或“乡土小说”的概念更未以此相标榜。最早将这批作家回忆故乡抒写乡愁的小说称为“乡土文学”的,是鲁迅1928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后来人们便沿用这一概念指称这一时期的这批作家的创作。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三〉兴起一风土民情方面取得可喜成绩。连后来变得越来越怪涩的冯文炳﹙废名﹚早年写的《竹林的故事》、《浣衣母》也是乡土小说。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主的这个作家群的出现,标志着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现实主义流派—乡土小说流派终于形成。1923年以后,当问题小说之风渐次衰竭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学风尚—乡土文学,却在小说创作领域内兴起。它的作者大多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或者是在《小说月报》、《文学周报》以及早年《晨报副刊》上发表小说的青年作家,少数则是基本倾向与文学研究会十分近似的语丝社、未名社的成员。如较早潘训发表的《人间》、《乡心》等乡土气息虽不浓却非常朴实。继起的台静农、许钦文许杰、彭家煌等写故乡的作品受到人们的重视。叶绍钧自《隔膜》起也在表现兴起二另外乡土小说的兴起,是新文学小说对“五四”小说过于西方化的一次反拨。“五四”小说以鲜明的人文主义思想追求和对西方近现代文学及语言的借鉴与中国传统小说划清了界限、实现了小说的革命,然而“五四”小说创作因此也存在很多弊端。其一是概念化,小说成了作家演绎思想、表达观念的形式,这个弊端主要表现在问题小说中;其二是欧化,这主要集中在浪漫小说中。浪漫小说不仅在抒情方式上直接借用了19世纪西方浪漫文学(尤其是卢梭的作品)的抒情方式,而且在抒情主人公的塑造上也过多受到卢梭及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的影响,因而这一派小说在叙事上不象小说,而在语言上则又非本土化。针对这种缺陷,新文学作家曾呼吁文学的“地方色彩”,提倡文学应有“从土里滋长出来的个性”,号召作家“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所以,乡土小说在20年代初、中期的崛起,实际是新文学在革命之后着手建设的象征,反映了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追求。〈四〉风格前面也提到过了,乡土小说作家很多都是直接受鲁迅的影响并有意识地模仿鲁迅而开始创作的,大都师承了鲁迅小说的批判国民性特点,较少造作,克服了概念化,以一种质朴和真实的面貌为当时小说创作界吹进一股清风。所以,首先乡土小说是作家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与批判。其次乡土小说作家往往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情绪描绘生活与苦难中而又麻木、愚昧的故乡人,同情与批判,讽刺与哀怜互相交织,形成乡土小说喜剧与悲剧相交融的美学风格.第三在批判和描绘故乡愚昧习俗、麻木人性、凄凉人生时,乡土小说作家仍然抑住不住对故乡的眷恋,而这眷恋又往往与某种失落感相交织,因而小说大都具有抑郁的抒情调子。〈五〉乡土文学的前期意境所谓“乡土文学”,往往让人联想到某种奇趣盎然、野气扑人的田园诗意,月下小景、水乡夜色或空灵雨景常常成为乡土文学恬静怡人的意境,黄泥的墙、乌黑的瓦、老人、女孩和黄狗更是时常作为一种乡土文学的典型背景,昭示着乡土文学所可能具备的某种超然的美学特征。不过,乡土文学中也亦时常出现粗犷的民俗,剽悍的民风,甚至是野蛮的陋俗、愚昧的乡规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所以,如果认为乡土文学只是叙述心灵的净土或只描写诗意的田园风光,显然不够全面。于是转入了开放的乡土文学氛围。〈六〉、开放的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中,粗犷的阳刚之气与纤细的阴柔之美同在,化外之境的淳朴人性和波澜壮阔的阶级斗争都可以为乡土文学所容纳,而愚昧与文明的冲突,在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更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主题。至于乡土文学的作家,如沈从文,自命为“乡下人”,刘绍棠,自称为“土著”,他们的乡土作品的视野,表面上看,似乎只专注于乡土间的纯美故事;细究起来,现当代任何一位以乡土文学为题材的小说家,几乎都无法完全回避关于现代意识和外部世界对乡村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以直接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另一些的乡土文学作品中,作家的叙述可能间接地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某种否定态度。但是,不管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家对现代文明取何种态度,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乡土文学”并非封闭的“乡土文学”,这一题材的文学类型,总是直接或间接应对着现代文明的挑战。〈七〉乡土文学流派现代乡土文学事实上有三个流派。一是以鲁迅为楷模的一派。这一派作家始终把故乡记忆同文学的时代责任紧密结合,创作因此具有双重叙述的特征。二是由周作人开启以废名为代表的一派。他们钟情于个体乡土生活体验的单层叙述,吟唱的多是远离现实的田园牧歌。三是与沈从文相类的一派。这一派作家也营造牧歌,但其目的在于以这种人性美的精神文本呼唤新的人生价值规范的重建。〈八〉鲁迅笔下的乡土文学鲁迅笔下的乡土世界在众多的乡土描写中最具代表性。在末庄、土谷祠、乌蓬船、咸亨酒店构成的乡土环境中,鲁迅以一个启蒙者的眼光揭示着乡土人物的麻木、愚昧。在鲁迅的乡土小说世界里,乡土环境,绝对不是寄予着某种人生理想的世外桃源,而是扼杀民族生命力的所在。鲁镇和末庄几乎可以等同于鲁迅所说的“铁屋子”。大概只有在回忆童年的叙述中,鲁迅才对故乡表现出些许的温情。而鲁迅对乡土环境的严峻态度,实际上为现代的许多进步作家所接受,所追随。在乡土生活和风习画面中寄予重大的社会命题,显示社会的变迁和变迁社会中的人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孜孜以求的一种乡土文学的叙事模式。〈九〉其他作家所展示的乡土世界鲁彦、许钦文、蹇先艾、台静农、许杰、彭家煌、沙汀、艾芜等一批现代乡土作家,以朴实细密的写实风格书写老中国儿女在各自的乡土上发生的种种悲剧性故事:宗法制的农村中的世态炎凉和无产者的不幸,封建等级制度延伸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心理对贱者、弱者不动声色的毁灭,封闭的边远乡村中原始野蛮习俗对人民的播弄和控制,等等。在这些乡土文学中,被台静农称为“地之子”的现代中国农村的老百姓们,承受着巨大的苦难,而小说叙述者所营造出的愚昧与冷漠、悲哀与阴郁交织着的乡村氛围,表现出这批乡土作家对当时中国最低层社会的强烈使命感。当然,这批乡土作家同时还是农村痼疾的解剖家,如沙汀,以尖锐的讽刺的笔法,写出了“半人半兽”“土著”人物把持的乡镇中的黑暗和无常。乡土小说作为一个流派,它的贡献如何表现呢?第一,这个流派在近代小说史上第一次提供了中国乡村宗法形态和半殖民地形态的宽广而真实的图画。从彭家煌的《喜期》、台静农的,《新坟》叶绍钧的《金耳环》等作品中,我们看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给人们所带来的痛苦。再如叶绍钧《外国旗》、《潘先生在难中》所反映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却要依靠插外国旗保护的极其反常和可耻的社会现象。第二,这个文学流派为现代文学提供了许多题材多样、色彩斑斓的风俗画。由于乡土小说大多注重描绘风习民情风俗画味道很浓,涉及面广,我们可以从作品中看到形形色色的社会风俗画,其中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类是野蛮残酷的,像蹇先艾《水葬》所写的贵州边远地区抓住了小偷要绑上石头沉入江河的习俗,像许杰笔下的浙江农村受封建宗法思想支配相互械斗以及丈夫竟然典当妻子的习俗等小说的客观描绘,对这些封建冷酷的习俗进行深刻的鞭挞和揭露从而使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民主主义性质。〈十〉乡土小说流派的贡献一类是体现由于长期宗教、伦理、教育、文化所形成的民族传统心理,以及带有地方特色,民族特点的各种传统方式和生活习惯,它们并不那么野蛮残酷。如鲁彦《菊英的出嫁》中所写为死去的儿女举行冥婚的风俗,台静农《拜堂》所写汪家郑重其事的拜堂的场面。这些作品的描写,带着一些落后迷信的成分,又称不上残酷野蛮。第三,乡土小说流派也促进了新文学地方色彩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地方色彩问题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由于乡土小说作家注重描绘风土人情,这就使他们的作品自然的地带来浓厚的地方色彩,如沈从文的《边城》所描写的湘西世界,王任叔《龟头桥上》的浙东水乡风韵。还有鲁彦作品农村人物带的湖南话,台静农作品人物中的安徽话,蹇先艾作品人物中的贵州话等,都是乡土小说派的功绩。第四,促进了小说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成熟。比起《新潮》上那些小说,乡土小说的现实主义大为增进。正如鲁迅所说新潮上的作品尽管注意民生疾苦,但往往过于巧合。而乡土小说作品显得平实自然,它不但摆脱了“大团圆”的俗套,而且改变了那种过于夸张的善则尽善,恶则尽恶的“戏剧腔”。这是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