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及苏联消失改革背景：几次大清洗后，斯大林之于苏联的绝对权威，超过了沙皇之于沙俄。斯大林模式开始全面运转：政治上高度集权，强化民主和监督；经济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并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思想文化上高度控制，强调舆论一致，推崇最高领袖个人崇拜；对外关系中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强权政治。政治上高度集权非常有利于政令的上行下达，能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经济上行政指令能够有效地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到最重要的国民经济部门进行工业生产。斯大林上台时，苏联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当他离开人世时，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超级大国——短短十数年就完成西方国家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进程、成功地在卫国战争中战胜几乎征服整个欧洲的法西斯德国，而这一切，斯大林靠的就是党的组织纯洁和个人权威相结合，敌对分子把这叫做独裁。斯大林模式的成就是显著的，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长期发展重工业使得轻工业、农业滞后，形成了畸形的经济结构，人民生活很艰苦。赫鲁晓夫窃取政权后，推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组织路线，大搞利润挂帅，拜金泛滥，官僚团队特权加大，使得列宁晚年担忧的腐败问题逐渐显现。随着赫鲁晓夫自以为是的改革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堆积成山，赫鲁晓夫虽进行了改革，但越改越乱。勃列日涅夫鉴于赫鲁晓夫垮台的教训，重新确定了个人崇拜和职务终身制。同时，严重的腐败导致了苏共执政的惰性，长期的民生、经济问题得不到解决，弊病终成痼疾。苏联成了列宁当初心目中的“应该立刻消亡的国家”。从当时苏联的情况看，改革是必然的。正如俄国学者所描述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苏联不仅在对内政策，而且在对外政策方面都朝着保守主义甚至新斯大林主义的方向迅速倒退。党的机关工作人员那种在冻结体制下过太平日子的梦想开始实现了。泱泱大国如同发动机出了故障的大船，已操帆停泊。愈来愈显而易见，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完全依靠核武器维持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其他指标，它已迅速接近三流国家。”党的上层是一些老腐昏庸者，民众没有影响社会进程的可能，一些对社会无望的人，借酒精麻醉自己，酗酒成风，苏联男子的寿命因此在1970年代从66岁下降到了63岁，酒精中毒死亡率达到千分之一（世界平均水平为万分之一）。80%的恶性犯罪与酗酒有关，“约有90%的旷工与纵饮无度相关。1986年苏联进过麻醉品成瘾学习班的酒鬼人数多达400万之众，每年进醒酒所的人将近900万。”因酗酒而造成的怠工、旷工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统计。正如俄国历史学家德米特连科所说：“到80年代初苏联社会几乎所有阶层都无一例外地因无自由而痛苦，经受着心理的折磨。知识分子想得到完全的民主和个人自由。大多数工人和职员需要更好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特别是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一部分农民指望成为自己的土地和劳动成果的真正主人。但是，最终完全是另外的力量决定苏联体制的方向和性质。这一力量是苏联的在册权贵，他们也受制于共产主义的条件，其个人的幸福取决于其供职的状况。”“这样，到80年代初，苏联的极权体制事实上在社会上失去了支持，不再有合法性。它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由于苏联只有一个党执政，并对社会进行了严格控制，其改革不可能“从下边”开始，人们期待着“从上面”发生变化，并准备予以支持。许多人认为苏联社会无法变革是因为领导人因循守旧，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给了人们希望，他激发了人们实现变革的愿望。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思路是非常明确的，其基本线索是:先改造思想,随后根本改造上层建筑,然后在此基础上彻底改造经济基础，实现“根本改造整个社会大厦”和“改变制度”的目的。这样一条改革道路，是戈尔巴乔夫精心设计和安排的。思想，政治，经济三个方面“革命性的改革”，依次递进的路向，颇类似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但方向却截然相反。一、思想上的改革（1）、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说到“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他要求重新苏联历史教科书，因为他认为书中“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多次向新闻界下令“历史问题不应遮遮掩掩”。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也遭到置疑。否定一面，其目的往往是隐晦地肯定其对立面。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历史，导致的直接结果是美化西方文明。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历史根基丢失，成为苏共瓦解、苏联解体的先兆。（2）、指导思想多元化，苏联共产党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用别的思想或主义作指导。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给了民主派在思想上活跃的机会。改革放松了对思想的控制,使得一些反苏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开始出现并不断壮大,民主派所鼓吹的民主、自由思想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路又不谋而合,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实力有了一定的提升。叶利钦成为民主派的代言人之后,在其巨大的政治野心下,掀起了一股反苏反共的社会浪潮,并运用这股浪潮,逐渐在和苏共的权力争夺中取得了优势,最终解体了苏联。改革措施及其影响二、经济制度方面的改革。第一阶段：从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提出经济改革的要求到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法》为止,这一时期的经济改革还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可以看作是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1）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提出经济改革任务。针对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紧急情况,全会首次提出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一一加速战略，提出要把集约化经营和加速科技进步置于工作的中心，大大加快发展速度，等等。这次全会后,苏联领导人和学者们都把这次全会看做是苏联改革的起步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的标志。（2）1986年苏共27大一一正式提出“加速战略”和根本改革经济体制。苏共27大提出的“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基本方针主要是:“根本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和组织结构，调整所有制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苏共27大后,苏联经济改革开始在工业起步,进而推广到农业，对外经济，所有制等领域。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于1987年3月联合向美国国会国家安全经济小组提交的一份题为夸戈尔巴乔夫的现代化计划6的分析报告认为,戈氏的经济改革努力集中在4个方面,即精简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加对工人的刺激和鼓励个人发挥主动积极性。报告认为要对戈尔巴乔夫的现代化计划是否成功以及戈氏的改革究竟能走多远做出估计是困难的“但戈氏所走的路从根本上来说是冒风险的”。（3）1987年苏共中央6月全会——推出全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任务的决定》、《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6月底.苏最高苏维埃讨论并通过了《苏联国营企业〔公司)法》。上述几个文件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经济体制改革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进入了一个全面改革的新阶段。随后又在此基础上通过了十项决定。然而，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刚刚一拉开就很快被扼杀了。“全面改革”旋即转入全面“空转‘’，改革在实践中转向“改向”、“改制”，由经济体制改革转为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刀，即转向经济制度的改革。第二阶段：经济基础的根本改造(1987年底——1991年12月)从1987年1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改革的整个大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改革的重点、顺序、方向、性质都发生了逆转。首先，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召改造”下，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思想己经被搞乱了。’‘新思维”在苏联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取得了支配地位。其次，政治改革被提到了首位，“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实际上取代了原先提出的“加速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198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出台的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方案被抛弃了；再次，杜会政治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总之，在1987年下半年以后，苏联整个改革的形势发生了逆转、经济改革由经济体制改革转向改革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到1989年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所谓“主流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派”在政治上彻底击败了以利加乔夫为代表的“传统派”，这样以私有制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终于走上了前台。措施：（1）、1989年12月政府经济健康计划和经济改革方案。1981年下半年在改革转入“空转”、实际走向改向之后，苏联社会陷入政治纷争、社会动乱和尖锐的民族冲突之中，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愈演愈烈。经济环境恶化，财政吃紧，市场供求矛盾突出，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形势陷入困境。在“经济问题对政治形势的压力己经大大增长”的情况下，“使经济健康化”提上了1989年苏共中央12月全会的议事日程，并提交第二次苏联人代会讨论。（2）向私有化和完全的市场经济过渡，1990年苏共不再成为领导核心，在戈尔巴乔夫的主持下，“激进派”大力推行私有制。但是仍然未能解决经济问题。（3）八月事件前苏经济改革照搬西方模式。1991年4月制定“哈佛计划”（大交易计划）该计划的实质是苏联以“彻底改革”换取西方经济援助，因而西方称之为“大交易计划”。相信西方国家“好意”的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7月中旬前往寻求帮助时，卑躬屈膝的戈尔巴乔失两手空空(只带回了技术性援助的承诺)返回了莫斯科。英国《卫报》评论说，伦敦会晤“算是给苏联唱了一支埋葬社会主义的安魂曲”。三、政治制度改革。（1）、主要思想：“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它们既是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又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手段和推进器，同时，它还是戈尔巴乔夫政治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轨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特别是他政治制度的改革过程，也就是“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的逐步展开和实现的过程。因此，“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在戈尔巴乔夫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尤其在他的政治制度的改革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主要内容：（1）干部制度和选举制度的改革。为了让忠实于自己路线的人走上前台，戈在改革干部制度的同时，对选举制度也进行了根本的改革。苏共27大要求实行各种形式的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除了决定重要的法律草案和决定草案要提交全民讨论外，决定扩大各种职务的选任制和征选制。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改革选举制度。决定引入竞争机制，使真正的竞争、对候选人进行广泛讨论和无记名投票成为一种准则;更新苏维埃代表。同时，决定建立新的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规定苏人代会的代表(2250人)除2/3按现行的选举办法(即按地方选区和民族自治组织选出)产生外，其余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选举产生。后来，又对选举制度进行根本改革，决定实行普遍平等的直接选举制度，使选举“成为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个人，以及共产党、社会团体和运动的个别候选人竞争的场所”。为大批自由化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和民族分立主义分子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敞开了大门。（2）领导制度的变革。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下，戈对苏领导制度进行了根本的改革。其实质就是要剥夺苏共及其政治局的实际领导权，把权力从苏共手中转入戈及其顾问们手里。第一步让苏共权力向人民代表大会转移。第二部，设立总统制。第三部，建立总统内阁制。（3）政体改革一一一民主集中制向三权分立转变。（4）政党制度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政党制度的改革就是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这是戈推行政治多元化的必然结果，其实质在于取消苏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推行多党制是戈“根本改造”上层建筑的主要意图之一。尽管戈在开始声称反对搞多党制，但随着他的“民主化”、“公开性”、“多元论”的推行，苏社会上的非正式组织日益增多，具有反对派性质的政党、团体也相继出现。他们越来越明确地提出多党制要求，并采取各种方式向苏共施加压力。这时戈来了个顺水推舟，顺乎“民意”地把多党制引入苏联政治制度。（5）国家体制的改革。国家体制的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