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拔群被害案是这样侦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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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精选]时隔28年,韦拔群被害案是这样侦破的发表于2015-5-2413:24作者熊红明杨子健原题《拔哥的故事——韦拔群被害案侦破记》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中共早期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惨死在了叛徒的枪下!老红军写信报冤请求侦破“拔哥”被害案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国民党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国民党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国民党县长。根据国民党军官举证,在韦拔群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国民党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审讯国民党县长挖出谋害韦拔群凶手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群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拔群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国民党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但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国民党军巧妙周旋,国民党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为了抓到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银元七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国民党还在报纸上刊发了“韦拔群被擒证实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色正法”的报道。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群”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叛捉到了韦拔群,只要国民党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国民党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群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群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恼羞成怒的国民党反动派提高了抓捕韦拔群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群。而收买韦拔群身边的人,则是他们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招。“国民党特务从韦拔群的警卫队长韦昂身上找到了突破口。”徐家豫交代说,是刘治先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然后利诱陈的白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群。骑马爬山月余查出韦拔群被害真相杀害韦拔群的凶手初步确定,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1960年9月13日,樊恒荣赶到东兰实地调查。为了配合樊恒荣的侦查工作,东兰县公安局决定由在西山土生土长、会地方方言、熟悉东兰情况的预审股干事陆宗祥与樊组成调查组,展开案件侦破和凶手的追捕。回忆起当年追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经历,陆宗祥不禁感叹:“当时太困难了,整个公安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3匹马,最好的两匹就配置给我和樊恒荣去破案,剩下一匹给局里日常公干。”在东兰县档案馆,当年东兰县公安局在破案后向东兰县委提交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称,樊恒荣和陆宗祥就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樊恒荣和陆宗祥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群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为了能抓到韦拔群,当时的国民党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找韦拔群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群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白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白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群。陈的白被放回后,设法寻找在山中与韦拔群一起躲避国民党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白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国民党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群的人头送到东兰县国民党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白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国民党军屈服。据徐家豫、刘治被捕后交代,为了表示诚意,徐家豫、刘治和韦昂、陈的白在谈妥了条件后,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当时,在国民党的围剿之下,革命队伍被打散,韦拔群平时只带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在身边躲藏于山中。国民党反动军队和民团为了围捕韦拔群,把当地群众驱赶集中居住,妄图以此来断绝韦拔群等人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韦拔群患上了疟疾,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他病得很重。韦昂、陈的白夫妇被秘密放回后,设法联系上了韦拔群。韦昂是韦拔群的警卫队长,二人又是同村人,论辈分韦拔群还是韦昂的堂叔,再加上韦昂作战勇敢,所以韦拔群并没有怀疑此时已经叛变了的韦昂。韦昂假意关切地说:“叔叔,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不如住到东里屯的香刷洞中,我和陈的白找中药为你治病,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和警卫员罗日块在凉风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群还叫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白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国民党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白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国民党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白进入洞中。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群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群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群和罗日块吃。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群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国民党军来袭。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群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白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群头下抽出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听到枪声的罗日块返回洞中,结果被韦昂用枪顶住胸口,身上的枪也被缴下。韦昂手持双枪,逼迫罗日块用刀将韦拔群的脑袋砍下,装入背篓中,并逼罗连夜背下西山,交到了在武篆驻守的国民党军手中。因韦昂求情,罗日块后来被国民党放走,隐姓埋名去了凌云,最后遁入贵州不知所踪。当天上午,国民党东兰剿匪宣传队在武篆向南宁发电报,称“韦拔群被擒获杀死,于十九日晨七时已将首级解来武篆证验确实”。1932年10月21日的《南宁民国日报》特别刊登新闻《韦拔群授首证实十九晨在东里双法峒内被农民韦昂夺手枪击毙》,报道了国民党军长廖磊等人先后给白崇禧发的3封电报,称“有东里农民韦昂深明大义,出峒来归,遵职所授机宜,本(十九日)晨,在东里附近之双法峒内,夺取韦拔群驳壳手枪,当将韦匪击毙,斩获首级,解部请赏”。由于当时信息闭塞加上不易核实,有关凶手的这些报道及电报内容,共产党方面及当地群众并没有多少人知晓。收到韦拔群首级的国民党军如获至宝,他们先是敲锣打鼓提头游街示众,随后更是将人头挂到武篆魁星楼上夸功志庆。韦拔群首级送到东兰后,廖磊命人用药水对首级进行浸泡处理,放在玻璃鱼缸中运到百色、南宁、柳州、桂林、梧州等地示众,恐吓支持革命的人民。装成下乡医生巧擒杀害“拔哥”主谋谋害韦拔群的凶手已经锁定,接下来该是抓捕他们的时候了。但时隔28年后,还有谁明确知道刘治、韦昂和陈的白的下落呢?经过调查,樊恒荣和陆宗祥得知刘治是田阳县田州镇人,在田阳结过婚。“我们赶到刘治在田阳的老家,发现他的老婆还活着。”樊恒荣说,解放前几年,刘治就已经多年没有回过田阳,他的老婆称自己也不知道刘治去哪里了。仅有的线索不能就这样断了,樊恒荣就通过当地妇联的同志做工作。她们给刘治的老婆买东西改善生活,还帮她治病,逐渐和她建立了感情。有一天,一位妇联干部假装无意地对刘治老婆说:“你60多岁了,身体有病,你丈夫也应该回来看你一下才是。”刘治老婆听后叹气说:“他解放前就隐姓埋名,听说到德保和田阳交界的山区里当了上门女婿,在哪个公社我也不知道。”得知这个线索后,田阳县公安局立即通知田阳和德保交界的所有公社,派公安特派员在各自的公社秘密摸底,寻找一个高个子、高额头、高鼻梁、长方形脸的60岁左右的上门女婿。不久,一个公社的公安特派员报告称,某生产队里有一个老人的特征与公安部门要找的人很相似,还说这个老人在自己房子旁边的大榕树下,向从德保方向去田州镇赶圩的村民卖粥。樊恒荣和陆宗祥接到信息后作了比对,确认这个卖粥老人就是刘治无疑。在研究抓捕方案时,田阳县公安局负责人表示,卖粥老人所在生产队牵涉到一个反革命纠风案,村里有人与国民党特务要“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公安部门尚未掌握全部涉案人员,如果公开抓捕卖粥老人可能打草惊蛇,甚至会导致抓捕失败,只能秘密抓捕。由于当时田阳农村患浮肿病的人很多,百色专区医院有下乡医疗队为村民治疗浮肿病。经过研究决定,樊恒荣化装成医院内外科张主任,陆宗祥则假扮成内科主治医师黄医生,进村与刘治接触,借机秘密逮捕他。“既然是医生,至少要会看病呀。为此,我们专门到田阳县人民医院学习简单的医疗操作,如使用听诊器,为浮肿病人开药方、写病历等,要专业,人家才会相信。”樊恒荣和陆宗祥经过精心准备后,挑个日子,穿着医用白大褂,背着药箱就来到了卖粥老人所在的村子,为浮肿病人看病。村里的人对这两个下乡的医生很警惕,因为担心是公安人员假扮,所以一直暗中监视他们的行动。看到两位“医生”开出的药方都很专业,病人反应良好,警惕的村民才解除了戒心。但直到下午5时左右天色已晚,樊恒荣依然没有见到卖粥老人来看病。“他实在不来,我们也没办法,天快黑了只能抽身离开,如果身份暴露就坏了大事。”樊恒荣说,当时他们都很着急,要是卖粥老人再不来看病,他们只能先返回田阳,抓捕的时间只能再推迟。就在樊恒荣和陆宗祥准备离开村子时,只见卖粥老人急忙跑过来,请求医生帮他检查身体。检查后,樊恒荣发现他有浮肿病和疝气,就动员他去公社卫生所做全面检查。卖粥老人却显得很不情愿,问是否能改天去。樊恒荣就说:“我们是专区医院派下来的,回去以后就不来了。”卖粥老人听了,回家和老婆商量后,简单吃点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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