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1塞罕坝林场感人事迹河北承德塞罕坝机械林场进入防火紧要期。刘海莹是林场的党委书记，一想到百万亩松林的生命安全，他和同事们的心不由得紧绷起来。塞罕坝，白雪皑皑，呼呼的寒风在松树之间撞来撞去，发出沙沙的声响。这里平均海拔1500米，年均气温-1.5℃，极端最低气温-43.3℃，年均积雪日数169天，年均6级以上的大风日数47天，年均无霜期仅72天。但是，人类在这里创造了奇迹：塞罕坝的人工林，按一米的株距排开，可以绕地球赤道12圈。“高、远、冷”，是以往塞罕坝给外人留下的普遍印象。如今，这3个字被置换成了“美、绿、香”。几代塞罕坝人肩扛家国使命，在高寒的沙地上用“硬措施”完成“硬任务”，谱写了一曲绿色的欢歌。“塞罕坝人享受着历史的光荣，更感受到沉甸甸的责任。我们造林、护林的步伐要更加有力。”刘海莹说。塞罕坝，一部浸透艰苦奋斗精神的传奇。2“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为了固沙源、捍水源，王尚海、“坝上六女”、曹国刚、孟继芝誓向沙地要绿色历史上，塞罕坝曾是“美丽高岭”，林木茂盛，郁郁葱葱，“落叶松万株成林”。但是，由于过载、过牧、匪灾、火灾，塞罕坝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新中国成立初期已是一片荒漠。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呈扇形聚拢，形成3000多公里风沙线，对新中国的首都“虎视眈眈”。警钟敲响！与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而北京海拔仅40米左右。“有人形容，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的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院里扬沙。”作家李春雷在报告文学《塞罕坝祭》中写道。首都告急！1962年，原林业部紧急从全国18个省市的24所大中专院校调配127名毕业生，和当地242名干部工人一起，组建塞罕坝林场，号令向沙地进军。3“改变当地自然面貌，保持水土，为减少京津地带风沙危害创造条件。”原国家计委在批准建场方案时，以共和国的名义发出这27字号召。这27个字，是期许，更是方向。塞罕坝人铭刻于心，开始了感天动地的创业之旅。林场首任党委书记王尚海之前在承德市区工作。接到调令，他二话不说，毅然带领一家人上山，不给自己留任何后路。然而，第一年造林失败，成活率不足两成。“不是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在这片土地上打过游击的王尚海不信邪，重新搬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第二年4月，率领精兵强将，在一个叫马蹄坑的地方连续奋战3天。天太冷了，气温在冰点以下，“每个人的雨衣外面都溅满了泥浆，冻成了冰甲，走起路来，咣咣直响，像一个威武的将军”。被窝成了“冰雪窝”，硬如铁，怎么睡？王尚海和同伴有的是办法：把砖头和石头扔到火堆里，烧一阵子，再搬进被窝。4仅仅过去20天，马蹄坑“活”了过来，遍地一片嫩嫩的绿色。塞罕坝再度燃起了希望。王尚海来不及抹一把幸福的泪，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如今，遵从他生前的意愿，马蹄坑成了他的长眠之地，一片茂密的“尚海林”镌刻着他的钢铁意志。王尚海成了塞罕坝的一面旗帜。在他的周围，汇聚着一群可爱的战友。几个女娃娃自愿加入了他们的队伍。1964年，承德二中一个宿舍的6位女学生，晚上在寝室卧谈，畅想如何奉献自己的热血青春。19岁的陈彦娴想起，自己的邻居就在塞罕坝林场工作，干得热火朝天。众姐妹来了兴致，集体给林场写了一封请愿信，誓言将青春献给塞罕坝的壮丽事业。林场郑重地向她们招手。姐妹六个欢呼雀跃，放弃高考，奔赴坝上，书写了“六女上坝”的传奇。陈彦娴依然记得，从承德到塞罕坝，200公里的路程，她们整整颠簸了两天。到了目的地，发现这里没有几间房子，到处都是半人多高的野草。5环境的艰辛超乎想象。比如，10月份挑选树苗，苗棚四面透风，还要在泥潭里作业，“我们穿着棉袄，冻得一个个直打冷战，手都冻肿了，裂了口子，钻心地疼。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在选苗棚里一坐就是一天，每人平均每天都选上万棵苗子。收工时，腿都不听使唤了，站不起来，腰也直不起来，整个人就像僵住了一样，好半天才能动”。陈彦娴发现，当时跟自己一起在苗圃里工作的人，后来不是罗圈腿就是风湿病。对于自己当初选择扎根塞罕坝，如今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陈彦娴并不后悔，“因为这里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曹国刚也将自己的梦想托付给了塞罕坝。生于1940年7月的他，是辽宁沈阳辽中县血性汉子。既来之，则安之，塞罕坝就是家了。曹国刚平生最大的心愿是把油松引上塞罕坝，丰富林场的树种结构。于是，他半辈子的心血就花在这件事上。善于借助“外脑”的他，还邀请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一道联合攻关。可惜，身体不由人。他咬紧牙关攻克技术难题，疾病却紧紧“咬”住他不放——他患上了肺心病，呼吸困难，心肺衰竭。6说话都成了问题。他就用笔写，写自己获取的经验，写进一步的设想，写内心的愿望，写到满头大汗还是不肯停歇。“我不服气。这是我最大的心事，最大的遗憾！”没有亲眼看见油松在塞罕坝上扎根，他心有不甘，泪水浸透了纸张。弥留之际，他喘息沉重，脸色发紫，眼睛却依然瞪着。妻子了解他的脾性，哭着喊：“你放心吧，我还让孩子搞林，把油松引上塞罕坝！”七尺男儿这才缓缓地合上了双眼，年仅50岁……想起自己的这些老伙计，孟继芝觉得自己是庆幸的。1963年冬，他负责次生林的越冬防火瞭望工作。12月14日，大雪纷飞，地面上的积雪已经超过一尺，火警解除，可以回家过个安稳年了。但是，下山途中，暴雪肆虐，狂风乍起，他迷路了。被救起时，双腿发黑，已经坏死，不得不马上截肢。19岁的他开始了与轮椅相伴的漫漫人生。如今，年届七旬的他笑言自己运气不错，因为一同上山的战友，去世时平均年龄只有52岁。7笑声戛然而止，泪水默默地流。这一代人，秉承“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的原则——住的是草窝棚、地窨子；吃的是黑莜面窝窝头，就着咸菜；喝的是雪水，脏不脏顾不上……但是，他们没有却步。“渴饮沟河水，饥食黑莜面。白天忙作业，夜宿草窝间。雨雪来查铺，鸟兽绕我眠。劲风扬飞沙，严霜镶被边。老天虽无情，也怕铁打汉。满地栽上树，看你变不变。”平易的诗行，盛满了一代人的壮志豪情。英雄的故事在塞罕坝处处传扬，成为后来者的人生指引。“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浸染着上辈人的心血，来之不易。他们的精神永不磨灭，值得我们学习。”塞罕坝林场下属的第三乡林场场长张利民说。李建林、孙占林、李大林、钱森森、刘时塞……如今，塞罕坝人在给孩子取名字时，喜欢融入“林”“树”和“塞罕坝”的元素，希望给他们的人生盖上一个重重的戳印。接力棒，稳稳传递。“走在大街上，平时喊你一声哥哥的，这时候不自觉地喊叔叔了”8——赵福洲夫妇、邓宝珠、朱凤恩艰苦奋斗底色犹存灭赢得了时间。其实，这里留下过他的辛酸记忆。1984年冬，大雪封山，怀孕7个月的妻子陈秀玲在刷洗水缸时，肚子不小心被重重地硌了一下，瘫倒在地。他当即向场部求救，但是风雪太猛烈了，直到15个小时后陈秀玲才被送到医院。孩子只活了一天半，夭亡了。哭过，痛过，两口子依然坚守。有时难免拌上几句嘴，但很快就和好了。“找不到人说话，还生个啥气。”陈秀玲笑道。“闹啥不是个闹呀！这辈子就跟大火干上了。”54岁的赵福洲说得轻松。“闹”，是塞罕坝人的口头禅，干脆，豪气。但他们不是“瞎闹”“胡闹”，而是有自己的章法。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劳作，塞罕坝上能植树的地方基本上都有树木安家。“肉都吃光了”，好一点的“骨头”也啃完了。哪里还有空间？塞罕坝人说：“那就啃硬骨头！”石头之间也可以种树！一身农民装束的技术员邓宝珠一手拿铁锹，一手拿树苗，“见缝插针”，逮着机会就上。不9过，他“有勇有谋”，拉起一根线，在一条直线上找空隙，“便于后期的管护”。这就是“干插缝造林法”，石质山地从此也开始披上绿衣。对塞罕坝而言，造林要紧，病虫害的防治也是天大的事。“防虫得抓最佳时机，”塞罕坝第三乡林场森保股股长朱凤恩说，“太早的话，虫子没孵出来，效果不好；太晚的话，虫子长成了，耐药性强，防治难度也很大。”把握时机，对有35年防虫经验的朱凤恩来说并不是难事。通过无数次试验，他已经将坝上常见害虫的习性摸了个底朝天。他捕来不同种类、不同成长期的害虫，用不同品种、不同浓度的农药分别喷洒，记录其死亡时间，由此找出了适用于不同虫害的最佳防治时机、最佳防虫药品，计算出了不同强度虫害下的用药浓度和喷药频率。2002年，松毛虫大举来袭，坝上局部地区受灾严重，虫吃树叶发出的声音颇有些“得意”，似乎在向人类下战表。朱凤恩领命上山灭虫。为抓住清晨四点这个最有效的防虫时机，他带领技术人员和喷药工人，每天凌晨一点半就开始忙碌。10这场“战役”持续了两个月的时间，最终松毛虫败下阵来。厚重的防护服、双层口罩和防毒面具让人行动迟缓、呼吸困难，却也不能完全隔离伤害。“战事”结束时，朱凤恩和同事脱了一层皮。后来，河北省在制定有关喷烟机防治病虫害的地方标准时，主要经验数据大多都由塞罕坝提供。“没事我就琢磨呗，老一辈辛辛苦苦留下来的家业，怎么也不能毁在我们手中吧？”朱凤恩咧着嘴笑。同样，在谈及为何有那么多个独到“发明”时，曾荣获“全国绿化奖章”的邓宝珠直言：“上对得起老同志，下对得起小家伙。”而“小家伙”们也不敢怠慢。每年的3月15日至6月15日，塞罕坝人要造林，要防火，要防虫，工作如千钧重。尹海龙是“林二代”，他发现这时候好多同事身穿迷彩服，头发上挂着松叶，脸是铁青色的，嘴唇开裂，裤腿的褶子里藏着土，鞋上都是泥。再看看自己，也是如此——“走在大街上，平时喊你一声哥哥的，这时候不自觉地喊叔叔了。”11这个“80后”和其他塞罕坝人一样，通宵达旦地扑在工作上，也顾不得什么形象了。其实，这正是塞罕坝最动人的模样。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新一代塞罕坝人没有躺在前人的功劳簿上睡大觉。“三分造，七分管”的理念在塞罕坝深入人心。其中，防火被视为关乎全场存亡的生命线，这里的孩子看到一个燃烧着的烟头都会抢着去踩灭。天桥梁望火楼好比一个边防哨所，人迹罕至，几乎与世隔绝。放眼望去，整个世界除了白白的雪，就是高高的树，门口红红的对联平添了一抹色彩。看到记者来，瞭望员赵福洲先是一愣，随之笑容漾在脸上——整个春节，他和妻子陈秀玲都是在山上度过的，难得有人登门。这是一栋5层的小阁楼，单层面积不到10平方米。一部手机搁在窗户边，“捕捉”微弱的通讯信号。窗外支着太阳能板，用电要看太阳的“脸色”。晴天还好，可以看看电视；如果是阴天，只能干坐着，偶尔的惊喜是听到野生小动物路过的声音。12望火楼的顶层宛如一个天然的大冰柜，窗户被冰雪罩得严严实实。赵福洲手持小铁棒，奋力刮去窗玻璃上的冰层，拿起高倍望远镜四处观察。他的工作就是每15分钟登高瞭望一次，看看是否有哪里冒烟了。就是没有情况，也要用固定电话向场部报个平安，这叫“零报告”。多年的锤炼，使他一眼就能区别是烟还是雾，也知道四周远近的各个方位是哪座山哪道岭，俨然一台“人工定位仪”。2013年4月30日，赵福洲及时报告了火情，并确定起火地点在围场县西山。整套的应急机制旋即启动，为火灾的快速“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塞罕坝人张启恩夫妇、于士涛夫妇如一棵棵松树，傲然挺立于天地间塞罕坝到底价值几许？2007年，中国林科院有过初步的评估：这里不仅有效承担了阻挡风沙的任务，而且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清洁淡水1.37亿立方米，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每年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超过120亿元……13塞罕坝的这份“成绩单”，主要树种落叶松和樟子松功不可没。松树，是崇高品质的象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写道：“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甚多，这就是松树的风格。”塞罕坝人，如一棵棵松树，在历史的长河里绽放生命的绿色。决定坚守塞罕坝的人，内心都与塞罕坝的精神内核相吻合，与秀丽挺拔的松树气质相呼应。张启恩，194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林学系，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林业部造林司从事技术工作，妻子张国秀在中国林科院搞科研，一家五口生活其乐融融。1962年，一纸调令，让他举家迁往塞罕坝。尽管“文革”期间，他遭受折磨，一条腿残疾了，但直至逝世，他依然不后悔当初的选择。他们夫妇，成为连绵大山里最受欢迎的专家。新世纪，面临类似的“选择题”，新一代的塞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