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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与翻译——论性别与翻译的结合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发布时间：2010-03-19浏览次数：摘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性别与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及翻译批评的结合在西方的发展状况，然后通过梳理国内发表、出版的关于女性主义翻译的文章和书籍，讨论了性别与翻译在中国的发展与现状。作者认为，国内性别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还主要处在梳理和介绍阶段，中国译论研究者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的情境中，进一步发展、丰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和女性主义翻译批评的研究还不多。而在中国的翻译实践中，作者认为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译者在翻译中体现了其性别意识。关键词：女性主义翻译，性别视角，翻译理论，翻译实践，翻译评论，女译者Abstract:Thispaperfirstreviewsthedevelopmentofthefeministtranslationinthewestfromtheaspectsoftranslationpractice,theoryandcriticsandthendiscussesthedevelopmentandcurrentsituationofthejointstudyofgenderandtranslationinChinabycombingallthepapersandbooksontranslationfromagenderedperspectivepublishedinChina.TheauthorfindsthatinChinatheresearchontranslationtheoryfromagenderedperspectivearestillinthestageofintroducingwesternfeministtranslationtheory,andonlyafewresearcheshavebeendonetoapplythetheorytothestudyofthetranslationtheoriesandpracticesinChina.TheauthoralsofindsthattheChinesefemaletranslatorswithgenderconsciousnesshaveshowntheirgenderawarenessintheirtranslation.Keywords:feministtranslation,genderedperspective,translationtheory,translationcritics,femaletranslators自90年代翻译研究发生“文化转向”以来，从文化视角进行的翻译研究日益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性别与翻译的结合正是这次转向后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联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翻译研究发展的一个日益突出的方向。这里的“性别”指的是伴随着女性主义运动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gender）概念。女性主义认为性别有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分，生理性别与生俱来，社会性别则由后天社会、文化因素塑造而成。本文将首先介绍性别与翻译在西方的结合与发展，重点讨论性别与翻译结合在中国内地[①]的发展与现状。一、西方女性主义翻译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开始，性别概念一直是女性主义的核心。性别的建构性而非本质性让西方女性认识到：女性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及较男人低下的社会地位不是其生理性别决定的，而是后天教育、培养造成的。社会性别概念还让西方女性进一步认识到，语言不仅仅是沟通工具，更是塑造、操纵女性的社会工具，要改变女性被歧视的状况就要从语言入手，改革语言，甚至重构女性语言。而翻译，从操作层面上看是一种语言的转换，并且和女性一样被置于次等地位，因此女性主义者把性别与翻译结合起来（Flotow，2004：5-12）。按照路易丝·冯·弗洛图（LuiseVonFlotow）的划分，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和翻译批评三个方面。女性主义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女性主义译者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政治上不正确[②]的作品和被遗忘的女性作家作品上，并通过女性主义译者的元文本，如前言、注脚等方面表现出来。首先，在翻译女性主义先锋小说的时候，西方女性主义译者，如弗洛图、戈达尔德·芭芭拉（GodardBarbara）、苏姗妮·吉尔·莱文（SuzanneJillLevine），苏姗妮·德·罗特宾尼尔·哈伍德（SuzannedeLotbiniere-Harwood）等，体现出一种忠实于译者和原作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的忠实观（Simon，1996：2）。她们与原作者一起合作，将原作中采取的激进的写作策略，如挑战语言的语法性别、进行身体写作和发挥语言符号意义的流动性和多元性等，重新在翻译中创造出来使翻译“扩张并发展原作的女性主义意图”（Simon，1996：16），使翻译同原作一起“削弱、推翻甚至摧毁”[③]（Flotow，2004：14）控制女性思维和写作的传统父权语言，并“开发新的领地，为女性发展新的思想和新的语言”（Flotow，2004：15）。这种翻译实践的例子在加拿大有很多，如女性主义译者哈伍德同女性主义作者尼科尔·布罗萨德（NicoleBrossard）合作翻译的多部作品，如PictureTheory和Souslalangue等，布罗萨德与达芙妮·马烈特(DaphneMarlatt)互译的Mecaniquejongleusesuividemasculinegrammaticale和TouchtoMyTongue等等（Hobrook，1997：232-3）。其次，当这些女性主义译者遇到政治上不正确的文本时，便采取干涉的翻译策略，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向原文质疑，“以女性主义‘真理’的名义”改正偏离女性主义的文本（Flotow，2004：24）。例如，莱文在翻译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GuillermoCabreraInfante）充满操纵、压迫的男权思想的作品时，就对原文进行了改动，削弱了文中的父权思想。再次，女性主义译者还试图挖掘在父权社会中被遗忘的女作者的作品，通过翻译让早期女作者的信息、经历及她们具有创造力的作品为人们所知。由于考虑到读者缺乏阅读早期女性作品的经历，女性主义译者便在翻译时对原作进行调整，使文本中的女主角和女性主义思想更易于被当代读者接受。此外，受女性主义思想的影响，女性主义译者除在翻译文本内进行创造外，还在译文中利用元文本，如译者签名、前言、注脚等，直接表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立场，彰显其政治意图。哈伍德就指出“当译者是女性主义者时，译者的签名就带有了政治意味”（1991：153），译者的注脚和前言更让译者“用她自己的声音告诉读者该（女性）作者的信息和她自己对原文及翻译策略的评价，她还对原文大加赞扬，建议进一步（对女性主义作品）的阅读”（Ibid，157）。伴随着大量的女性主义翻译实践，女性主义对翻译的影响也涉及到理论探讨方面，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判断和批判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最底层的观点（Simon，1996：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可分为以下主题：翻译研究中的性别，女性主义翻译的忠实观和道德观，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和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和显形（即翻译是重写）。首先，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翻译研究普遍存在性别化的现象。在“翻译的性别与隐喻”（GenderandMetaphoricsofTranslation）一文中罗莉·张伯伦（LoiChamberlain）（1992:314-27）全面考察了历史上翻译的性别隐喻（如“不忠的美人”等），女性在这些隐喻中受到的暴力对待以及二十世纪描述翻译理论的性别语言（如乔治·斯坦纳在描述翻译四步骤中使用的：“initialtrust”，“penetratingandcapturing”，“rapture”等）三个方面，解释了翻译关系是如何在性别的典型形象和性别的权力关系中被描述的。她呼吁应建立解构了性别与文本等级中权力关系的翻译隐喻，以使我们从对待翻译的消极态度中解放出来。谢丽·赛蒙（SherrySimon）（1996：9-12），欧安娜·安东（OanaAndone）（2002：130-45），布丽塔·伊莎贝尔·奥伊丁（BritaIsabelOeding）等都探讨过翻译的性别隐喻及翻译与女性同属的次等地位。弗洛图（2004：43-5）则指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不仅指出了翻译中的性别隐喻，而且对这些隐喻进行了改写和推翻，例如号召女性主义译者“妇占”原文，推翻原文使女性的身份在翻译中显形等。第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传统的忠实观和道德观进行了重塑。赛蒙（1996：2）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中女性译者更加重视的是语言的行动功能，而非表现功能，因此女性主义翻译忠实的不再是原文的文本，而是女性主义作者和译者共同参与的女性主义写作项目；女性主义翻译追求的不是对等，而是语言行动力在另一语言和文化中的传达；女性主义译者对意义的解释拥有权威，对意义负责。而女性主义翻译的道德在赛蒙（1996：35-38）看来与翻译的特定条件相关，不能一概而论，但可以从某些女性主义译者如哈伍德等对道德的描述中得到答案。哈伍德（1991：120-5，166-8）则认为女性主义的忠实观和道德观一样都是流动的概念，要视翻译的情景（context）[④]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她认为女性主义译者应在特定情景中决定是忠实于自己的女性主义政治目的，还是因为背景中的因素而妥协。哈伍德还指出女性主义译者应在翻译之前向原文作者，出版商，赞助人等告知自己的政治意图和将采用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认为这是女性主义译者应该遵守的道德。她还认为在女性主义翻译项目中，翻译的道德是“以女人的经历为起点”、“认识女人的道德力量（moralagency）”及“女性主义道德就是积极参加激进的社会改革”[⑤]（Harwood，1991：166-8）。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部分，因为女性主义翻译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让翻译的主体——女性——被看到、被听到，让女性不再隐形（Flotow，2004：35-41）。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主张女性通过翻译找回自己的词语及声音，书写女性的身体并描述女性经验。该理论认为翻译具有转变的力量，并为女性从父权语言的阴影中走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空间，因此所有女性，特别是女性译者不应“被消声”而应在翻译中留下足迹（Wheeler，2003：425）。女性主义译者的主体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而彰显：译者的元文本和译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的评论和论文（Flotow，2004：36-41）。女性主义译者通过元文本，让人们注意到她们个人的历史和政治立场，她们明确表示个人经历对她们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造成了直接影响。女性主义译者还充当“教育者”，伴随翻译作品发表了各种评论和论文，更加突出了她们对意义的创造与解释的权威，突出了译者的翻译过程和策略，强调了不同文化和语言间的差异性，强调了女性主义翻译的非透明性。另外，女性主义译者在翻译中对原作的发展、调整和改动也充分体现了其主体性。总之，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女性主义翻译的主体和女性主义话语的主体享有同样地位，她们都积极参与意义的创造，译者也是意义创造的主体。在女性主义翻译中，与译者主体性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是创造、是重写；翻译是显形而非隐形；女性主义翻译的重写再次创造了差异。传统的翻译观建立在原作/复制，作者/译者等二元对立基础上，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吸收了解构主义思想，拆解了二元论，认为原作与翻译、作者与译者等概念并非对立，而是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中（Simon，1996：12），翻译和其他形式的写作一样都是“意义的流动创造”（Ibid）。因此，翻译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被认为是生产（production）而非再生产（Godard，1990：87-96），是为体现女性而在女性文本中的重写，是和女性主义写作一样的背叛、交换、解释、发明、转换和创造（FeministPoetics，1998：43-54）。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巴别塔和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