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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马克·格兰诺维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沈原译简介：嵌入性问题行为和制度如何被社会关系影响是社会理论的经典话题之一。只要这种关系存在，那么由它们的“在场”所引致的状况就只有通过一种思想实验，就像霍布斯（TomasHobbes）的“自然状态”或是罗尔斯（JohnRawls）的“原始位置”等来想象了。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中大部分观点，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设理性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几乎不受社会关系影响，因此追求一种近乎于这些思想实验的理想化状态。与此相反的则是我所谓的“嵌入性”的主张：这种讨论认为行为和制度总是受到正在运行的社会关系的压抑和控制，因此将它们看作是彼此分离的做法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误解。本文关注经济行为的嵌入性。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曰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时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嵌入性的地位与人类学的“实质主义”学派相关，人们通常将这个学派与卡尔波兰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1994；波兰尼，艾瑞森伯格和皮尔逊，1957），以及与历史学和政治学中的“道德经济”观念（汤普森1971；斯科特1976）是同一的。它在某些方面还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关系。然而，对于这种伴随现代化而出现的对嵌入性观念的突破，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接受。大部分人坚信早期社会中的嵌入性程度实质上并不比现代社会中所谓的2低水平嵌入性更高。这种基调是亚当·斯密首先设定的，他假定“在人类的本性中存在一种与他人以物易物和互换物品的倾向”，并假设既然劳动是原始社会唯一的生产要素，那么物品就必须依据劳动的成本来交换，就像在一般的经典交换理论中那样（[1776]，1979，第一卷，第二章）。自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若干人类学家采用了相似的立场，这种立场逐渐被称为“形式主义”：即使是在部落社会，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也是完全无关的（Scheider,1974）。由于经济学家以及他们在历史和政治科学领域涉猎的同路人们拓展了关于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研究的新的兴趣点，这种立场又被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大多关注什么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并且主张先前的诠释将许多早期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社会中的行为和制度看作是嵌入于社会之中的，现在可以将它们视为是由理性的、或多或少有些原子化的个体的自利追求所引发的东西，从而更好地理解它们（例如，NorthandThomson1973;Williamson1975;Popokin1979）.我的观点与以上两种流派的观点都是有分歧的。我认为，如果使用嵌入性理论来审视社会经济生活及其与之相关的社会结构的话，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嵌入性的现象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水平和程度是不同。在非市场社会中嵌入性的水平要比实质主义者和发展理论家所宣称的要低，而随着现代化发生的变迁要比他们所相信的要小；当我也主张，这一水平比起形式主义者和经济学家所考虑的，总是并将继续是更为实质性的。这里我并不企图去考虑由非市场化社会所提出的问题，相反我打算从对嵌入性观点的理论探讨开始。然后通过探讨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问题来说明这一观点的价值。当前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关于经济秩序的问题——也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何种交易在市场中实现，何种交易应归属于等级制的厂商”。这个问题已经因为威廉姆斯（OliverWillianson）所开创的“市场与等级制”的主题研究而曰益提到了显著的位置（1975）。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人类行为的过度社会化和不充分社会化我将从批判丹尼斯朗的《现代社会学中人类过度社会化的概念》中的“过度社会化”开始——“过度社会化”指人对于其他人的舆论具有压倒一切的敏感性，因而服从从共识中发展起来并通过社会化内化的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支配，所以服3从并不被视为一种负担。如果说这种概念在1961年影响非常重大，那主要是源于帕森斯（TalcottParsons）对霍布斯提出的秩序问题的认同以及他自己意图通过超越包括霍布斯在内的功利主义传统中关于人的原子化和社会化不足观点来解决社会秩序问题的努力（Parsons1937,第89-94页）。朗赞同对原子化功利主义的突破和对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的嵌入性的强调——这是霍布斯思考中缺席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他也提醒不要过度夸大这种嵌入性的程度和消除冲突的功能：通常社会学家的任务是促使人们注意到，人们强烈希望，并且力争在各种各样的形势下获得他们亲密合作伙伴的确切的赞许，尤其是在那些被认为标准的理论或意识形态过度强调其他动机的情况下……例如社会学家已经揭示，与纯粹的经济激励相比，工厂工人对于同事们的立场和态度更敏感……批评这些研究的结论并不是我的意图。我的目标是……虽然社会学家反对过去那种在人类行为中只考虑单一的基本性动机的努力，但是在他们的思考和论述中，渴望通过从其他人那里获得肯定性的认同来树立一个讨人喜欢的自我形象仍是人们行为的基础性的动机。[1961，第188-89页]相反，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思路中，则与原子化的、低度社会化的人类行为概念联系在一起，这种经济学仍然处在功利主义的传统之中。这些理论的探讨不接受任何关于社会结构和关系会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假设。在竞争性市场上，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明显地影响总供应或总需求或价格和交易的其他方面。就如同赫希曼（AlbertHirschman）指出的那样，这种理想化的市场在运作过程中，牵涉大量的拥有完备信息的、在定价方面完全匿名的买家和卖家……无需当事人之间存在任何的可持续的私人和社会联系。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没有为讨价还价、谈判、抗议和共同协调留下余地，而且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交易者也不需要进入一种会导致他们彼此结识的持续的或重复的关系之中（1982，p.1473）。很久以前，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完全竞争的理想化市场之所以在理性的冲击下苟延残喘，部分是因为自我调节的经济结构是与政治因素有莫大关联的。另外一个较少为人所清晰认识到的原因是，经济分析中对社会关系的消除就相当于将秩序问题从智力性的议程研究中驱除。在霍布斯的讨论中，无序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没有冲突的社会交易和经济交易的前提是信任和没有违法乱纪。但是当个体被4设想为既没有社会关系也没有制度背景时——就像在自然状态下一样时，这些都是不可能发生的。霍布斯通过添加一个专制权威结构来克服这种困境。古典自由主义以及相应的古典经济学的解决方式是与之相对立的：竞争性的市场可以使强权或欺骗变的徒劳无益，因此使强制性的政治结构也就没必要存在了。竞争以一种个体交易者无法操控的方式决定着交易的方方面面。即使交易者遭遇了以失信和违法为特征的复杂的或艰难的关系，他们也可以轻易地转向与那些愿意与他们以市场方式开展交易的大批的其他交易者来解决这一问题。社会关系及其细节因而成为磨擦性的问题。然而，在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行动者可能彼此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事实被当作一个阻止竞争性市场的阻碍来看待。在一段经常被引用的叙述中，亚当·斯密抱怨“从事同宗交易的人们即使为了庆典和娱乐也很少聚在一起，除非对话是旨在反对大众的共谋或是旨在提价的设计”。他的自由集市式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一问题没有给出什么答案，但是他确实建议：取消一些要求所有从事同种交易的人们都必须进行公共注册的规定；这类公开信息的存在“使那些可能互不相识的个体联系起来，并且指导着交易中的每个参与者发现其他的交易者。”这里值得注意的不是对这种相当偏颇的政治疗法而是对“社会原子化是完全竞争的前提”这个观点的感知（斯密[1776]1979，第232-33页）。经济学家最近提出的关于“社会影响”的更多言论将这些都解释为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行动者需要具备相关的习俗、惯习（此为布迪厄的专用语，小兰注）或规范背景，并机械地、主动地遵循它们，而不考虑他们与理性选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接近于朗的“过度社会化观念”，它反映在杜伊森伯瑞（JamesDuesenberry）的讽刺之中——“经济学就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说，而社会学就是关于他们为何不能做出选择的学说”（1960，第233页），也反映在布朗关于“‘社会学家’的研究方法”的描述之中：社会学家在处理决定机制时，认为它来自于这样一个假设，人们总是“采取某种特定的方式行事，因为这样做或是一种惯性或者说是出于一种义务，或者是这样做是很自然很正确很恰当，或者是公平的和正义的”(Brown1977,第17页)。但是除去过度社会化和社会化不充分这两种观点的对立部分，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讽刺性的现象：两者都具有通过原子化的个人实现决策5和行动的观点。在低度社会化的描述中，原子化来源于对自我利益的狭隘功利追求；在过度社会化的观点中，原子化则产生于个人业已内化的行为模式，因而持续运作的社会关系对行为仅只具有边缘性的影响。被内化的行为规则在被本质上是社会性的，这一点并不是与功利主义的观点完全对立的。在社会化不充分的讨论中，效益的功能是开放性的，它为解释由一致认同的规则和价值来全权指导的行为留有空间——就如同在过度社会化中的观点。因此社会化不充分和过度社会化在关于秩序问题的结论上达成了一致，都把个人现时的决策和行为与个人当下所处的社会关系割裂开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混合在霍布斯的《庞然大物》中已经可以见到了，在这本书中，生活于自然状态的可怜的居民们被其原子化所带来的无序状态深深的牵制着，以致于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所有的权利将之交予一个权威力量，随后就以一种驯服的、尊敬的方式行动；这种社会契约似的技巧反映了他们直接由社会化不充分状态转向了过度社会化状态。当现代经济学家确实试图考虑社会影响时，他们的言论正是以上引言中所描述的观点的典型反应。如此一来，他们撤销了认为社会影响是一种磨擦性的观点转而支持社会影响是如何运作的观点。例如在分割性劳动力市场理论中，皮奥里（MichaelPiore）就主张每个劳动力市场部门的职员都被不同的决策方式所形塑，在初级上层、初级下层和中级劳动力市场中，成员分别借助理性选择、习俗和命令来做出决策。这与工人在中产阶级、劳工阶级和下等阶级亚文化中的出身分别对应的。类似的，鲍里斯（Samuel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Gintis）在他们对美国教育成果的描述中指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展示不同的认知过程，这是因为每一阶级所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那些注定要从事低水平工作的人被训练成规则的依赖性的追随者。而那些即将进入精英阶层的人则去读“精英的四年制学院”，这些学校“强调与等级分明的生产单位中的上流相对应的社会关系……而且随着他们‘掌握’了一种类型的行为规则，他们就或被允许进展到更高的水平，或是被送到生产等级制的相应的水平上”（BowlesandGintis1975,第132页）。但是过度社会化的关于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个体行为的观点是相当机械化的：一旦我们知道了个体的社会阶层或是劳动力市场部门，那么就可以清楚地判断出他们行动的其他任何方面。因为他们已经被完全社会化了。在这里社会影响是一种外部力量，就像上帝的第一推动力（deist’sGod），只促使事务运转但不会有6进一步的影响，这是一种使它自己成为个体思维和身体的一部份的力量（就像在电影《抢夺者的入侵》），改变着个体做出决策的方式。一旦我们刚好知道了个体被何种方式所影响时，持续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就变的无关紧要了。社会影响被完全包含在个体的头脑中，因此，在真实的决策环境中，他或者她就可能作为经纪人（Homoeconomicus）被原子化，尽管它们或许带有不同德决策原则。更精细的（和过度社会化色彩稍淡）的对文化影响的分析阐明了，文化不是一劳永逸地发生影响，而是一个持续运作的过程，在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