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文化史

黄河文化纵观中华五千年历史，任何的朝代兴衰、更替，历史的繁衍、发展，文化兴起、传播都与万年不废之流的黄河息息相关。——题记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催生了古印度文明，而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斑斓多彩的华夏文明则是由黄河所哺育。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流域是世界上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地区之一，距今100万年前后，就有人在黄河流域定居，这些在漫长岁月之后被后人称之为“蓝田人”、“河套人”、“丁村人”的远古时代居民们用他们勤劳的双手在黄河沿岸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文明。在黄河沿岸，有大量被发掘的文化遗址：有在黄河中游渭河两岸陕西蓝田县发现的包括临潼、渭南、西安、华县等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代表——“蓝田文化”；在黄河中游山西莴县风陵渡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代表——“匼河文化”；以山西省襄汾县丁村为代表的“丁村文化”；分布在中条山东端以山西沁水县下川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下川文化”；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东北大窑村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文化遗址代表——“大窑村文化”；在黄河上游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东北水洞沟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代表——“水洞沟文化”；以及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萨拉乌苏河发现的“河套文化”，等等。总而言之，在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古文化遗址不仅数量多，类型齐全而且是延续发展，由远及近、系统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成长的轨迹，这些是其他江河湖海不能替代的。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黄河流域出现了以农业为特征、以磨制石器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随着生活在黄河流域的血缘氏族部落逐渐由母系氏族公社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部落之间也开始了一系列战争。最终，势力强大的黄帝战胜了炎帝，基本奠定了华夏族的基础。因其多活动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原地带，故又称为“中华民族”。这就是中华文化的起源。这也是至今，分布在各地的华人都把自己看作是炎黄子孙、把黄河视为母亲河的原因。黄河是古代社会的政治中心四千多年前，禹在黄河下游以河南西部嵩山为中心建立了夏王朝。夏王朝的建立，摈弃了原始社会氏族和部落的血缘关系，以奴隶制代替了原始公社制，是中华民族步入阶级社会的标志。从此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中华民族的社会政治中心。从夏王朝起，到北宋时期，共有数十个朝代建都在黄河流域，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在今陕西西安附近的户县东建立了丰京，周武王继位后又在今西安附近的长安县西南建立了镐京；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河南洛阳。春秋战国时期，无论是春秋五霸还是战国七雄，除吴、越外，齐、晋、燕、赵、韩、魏、宋、秦等诸侯国活动范围都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而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也定都在渭水之滨的咸阳。纵观历史，黄河流域因其适中的位置、温和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便利的交通，为建立国家首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喧盛一时的座座都城也为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创造了历史的文明，书写了黄河文化绚烂篇章。黄河还是历代群雄角逐、兵家必争之地。从传说中炎黄、蚩尤之间的鏖战到有文字记载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争夺战以及著名的楚汉鸿沟之争、袁曹官渡之战等都发生在黄河两岸。黄河两岸的苍茫大地上，曾飘扬过秦朝末期陈胜、吴广的起义的猎猎战旗；曾震响过西汉时期赤眉、铜马、黄巾起义军杀向封建王朝的冲天呐喊。唐代末年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都在这里上演过威武的历史话剧。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延安，从此，在延安光芒的照射下，黄河之滨俨然成为中国当代革命的摇篮，迎来新中国黎明的曙光。黄河是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黄河两岸的民众在与自然灾害长期的抗争中发明创造了铁制农具，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普遍推行了牛耕，是土地基本得到开发。成书于战国的《禹贡》记载了当时的各地土地利用情况，书中把诸侯国分为九州。其中，雍、徐、青、豫、冀、兖这六州都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我国最早的灌溉工程——滤池，也在黄河流域（今陕西省咸阳市西南）。秦汉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经济持续高涨。秦始皇元年，在陕西省泾阳县境内兴建了郑国渠，引泾河水灌溉二百八十万亩“泽卤地”。汉代则通过修建成国渠、灵轵渠等，在八百里秦川形成庞大的灌溉网系。三国、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处于分裂期，各个政权更迭之际，处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需要，都采取一定的措施发展生产，这种政治格局都带动了黄河流域经济的发展。隋、唐、五代至北宋的四百多年里，黄河流域的经济有了高度的发展。隋文帝的经济改革让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可谓是“财力充足，资储遍天下”！在当时的条件下，先辈们充分利用了黄河的水资源进而发展农业。以京都为中心，以黄河为骨干，沟通长江、淮河、海河等水系的庞大水运网也为当时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秦代到北宋的一千三百多年中，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虽然北宋以后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但是黄河流域任是我国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地区。与黄河共谱和谐新篇章黄河流域的先民们在漫长历史中创造了无数瑰宝，黄河两岸遍布灿烂辉煌的文化。在近代，人们以一种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平衡的方式追求眼前的利益，导致黄河无法承受。面临着水资源短缺、频繁断流，小水大灾，生态环境退化等方面的危机。因此，我们应在充分考虑黄河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统筹考虑生态用水和工农业用水关系的同时，大力推行节水措施，加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节约和保护，实现黄河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展望未来，我坚信，经过我们矢志不渝的努力奋斗和不断探索，黄河一定会实现长治久安，更好地造福中华民族。人与河流和谐相处的时代一定会到来，中华民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一定会焕发新的光彩！所谓黄河改道，是指河流决口后放弃原来河床而另循新道的过程。千百年来，黄河由于多沙善淤，变迁无常，改道频繁，中游的宁夏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一带的黄河河道都曾多次改道变迁，但影响重大的是黄河下游河道改道。历史上黄河下游改道波及的广大地区，南达江淮，北抵天津，西起孟津，东至黄海，纵横25万平方公里。据史载，从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到公元二十世纪末的四千余年间，黄河下游共发生过一千五百余次决口，先后26次改道。《尚书•禹贡》中所记载的改道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最早黄河改道。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二年)，宋高宗为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西南决河，黄河入泗水进入淮河，“夺淮入海”。之后700多年间，黄河的流向都在江淮及鲁南地区。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决口后，夺山东大清河入渤海。此后一百五十余年间，苏北海岸线向大海不断延伸，云台山始与大陆接壤，呈现沧海变桑田的壮观历史地理景象。黄河每一次改道，在人们的记忆中，充满着恐怖、死亡、流离失所和家破人亡。所以黄河也是世界上给人类造成灾难最多的河流之一。然而就在这苦难的历史沿革过程中，产生了古老灿烂的中国黄河改道文化。几千年来，连云港（古海州）在黄河改道中数次沉浮，历受磨难，由桑田变沧海，再由沧海变桑田，承受着改道造成的苦难，也继承着改道文化的丰厚遗产。史学界形成的普遍共识是，文化孕育于江河，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华主流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因此“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这里提出的“改道文化”概念，是基于“黄河文化”这一范畴，根据黄河数千年来南北大迁徙这一历史事实，以及在迁徙过程中所积淀的各类文化元素，所形成的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成果。“改道文化”是这一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最后的一次改道北流距今已有一百五十余年。在当今人们的记忆中，海州至云台山乃至太平洋西海岸，是一马平川，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然而，就在一百五十年前上溯700多年间，在黄河水的推波助澜下，云台山是一个飘荡在黄海之中的孤岛。笔者由黄河中上游来连云港生活工作已10余载，出于对黄河文化的热爱，近年来潜心观察了由沧海变桑田的古海州地区的人文地貌，传闻史籍，对黄河改道所形成的独特历史景观及文化现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的说来，黄河改道对下游地区的历史文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连云港地区的影响尤为显著，积淀尤为深厚，成果尤为丰硕；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宏观上的主导作用和决定作用。连云港的重大文化遗产，基本上都与黄河改道息息相关。可以说，没有黄河改道，就没有今天如此绚丽多彩的连云港区域文化。本文试图通过四千余年来，黄河改道在连云港地区所留下的重要的人文遗迹，对黄河改道与连云港五大文化遗产的关系，依时间顺序排列，阐述一些个人见解，供社会有关方面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一、“藤花落”——毁于黄河改道的史前人类生活遗迹公元2000年，国家公布了当年全国“考古十大新发现”，江苏省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榜上有名。[1]“藤花落”这个多少有些诗情画意的史前中国古代人类部落遗址名称，首次见著于考古史册中。“藤花落”遗址，位于现今的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处中云台山北麓的冲积平原上，海拔6—7米。遗址埋藏于距地面1.5—2米的黄土淤积层之下。已发掘的古人类遗址面积约2100平方米，由内城和外城两部分组成：外城平面呈圆角长方形，由城墙、城壕、城门等组成，城围1520米，墙基21—25米，残高1.2米，总面积约150000平方米，用堆筑和板筑相结合的技术组成；内城位于外城内南部，由城垣、城外道路、城门和哨所组成，城址平面呈圆角方形，主要由版筑夯打而成。城内众多房址中有一座“回”字形大房址，面积约110平方米。遗址内还发现有供排水用的水沟、宽3—4米的道路、石埠码头、水稻稻田和儿童尸骸等遗迹200多处，出土的文物有石斧、石锛、石刀和陶鼎、钵、盆、盘、杯、纺轮以及动植物标本、玉器等共计1200余件，还发现100多粒炭化稻米粒。通过对遗址土壤植物硅酸体测定和众多遗址现象初步认定，城外和北部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物农业生产区，，充分证明这一时期居民的生产生活活动主要以稻作物农业为主。“在1999年发掘的城南部的一个工作区域的剖面上，发现了另外一个重要现象，外城墙墙体两侧的底层堆积明显不一样，外侧耕作土层下是若干层水平状淤沙土堆积，多为纯净的黄灰沙土和青灰沙土，明显是受到海潮倒灌和洪水冲击而形成”。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认为，“藤花落”遗址距今四千多年，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生活遗址。对研究中国史前人类遗址的平面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海岱地区的古文化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重要价值。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中发现，有十分明显的偶蹄类动物脚印和人类脚印及圈养动物的栅栏。由此专家们判断：史前人类已开始了圈养家禽牲畜的历史。这在考古中还是首次发现。这是江苏省内目前保存最好、面积最大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2]。“藤花落”是如何成为“地下城”的，至今莫衷一是。来自现场考古学家们的推测是，这座古人类城池很可能毁于某次山洪爆发、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害。有关专家学者做过多方面的求证，“自然变迁、商人伐夷、周人伐夷，都可能是被迫离开本土、西迁内地和海外大逃亡的原因”[3]。也有人曾根据遗址内人们建造房屋使用了数以万计的木料为依据，分析推测，古人过度砍伐，山体植被遭到破坏，生态严重失衡，使得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极易发生，因此受到了自然的惩罚。笔者分析认为，“藤花落”毁灭于史前某次没有历史记载的黄河改道。其论据有三：（一）“藤花落”时代（公元前2000前后），黄河主流在北方。“研究表明，黄河在距今约4600～4000年间是经淮北苏北平原入海的，到距今4000年前后改道经河北平原注入渤海。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的南北大改道，时间上大致和大禹治水时间相吻合”[4]。早在4000年前（夏商时期），黄河的入海口在今天津市的七里海一带，古称“禹河”，或许跟历史上的大禹治水有关。改道后，“禹河旧道，有时还行水，至战国中期才完全断流”。在这之后的大约1400年间，黄河一直在北部的七里海与北淮淀（今属天津）之间游荡徘徊。周定王五年(前602年)，黄河发生大改道，由北南下，涌入江淮。黄河改道后，遗留下的旧河道被称之为商周黄河，在河口入海处留下大量的沉积物，形成覆盖在海积层上的黄土层，就是今天黄河三角形冲击扇的北翼，土层厚达1至2米（与“藤花落”黄土淤积层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