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经络诊断

1本文发表于《大韩经络诊断学杂志》2005年第2期158-180页。古方派的代表人物吉益東洞吉益東洞①（元祿十五年～安永二年，1702—1773）名爲則，字公言，通稱周助。其一生所爲之奮鬥與追求的目標可以概括爲一句話：復興具有兩千餘年之歷史，但自《傷寒論》之作者張仲景死後即絕而不行的“疾醫”之道，使醫學回歸正道！在“學”與“術”兩方面，吉益東洞均表現出與衆不同的鮮明特色，故可謂古方派中最具影響的代表人物。藝備醫學會會長、醫學博士吳秀三在評價古方派諸多名人時謂：“於是等諸家間而拔其群、萃其精、爲其岱宗者，即東洞先生也。”②一、歷盡艱辛的成名之路生於安藝廣島的吉益東洞，本姓畠山。以身爲足利家“管領”而聞名的畠山政長乃其先祖。政長的弟弟名義就，世代以金瘡、産科爲業。其四代孫義益改用自己的名爲姓，其子又將義字改爲吉；並整理家傳之方著成《換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謂“吉益流金瘡産科”的由來。而東洞的爺爺、與《換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輩的畠山政光後來也因仕途險惡而以醫爲業。東洞幼時，因聞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風。遂習兵書、馳馬弄劍，對於祖父相襲的醫業毫無興趣。年稍長，思太平時節欲以武術復興家業實屬不易，始效古人“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之說，決心學醫。時年十九歲，先隨祖父的門人習吉益流金瘡産科之術。一日忽謂：“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無藥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分科哉？”乃從家傳之方中採擇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於不顧，專心於內科之研究。“寒夜避爐，以慎其眠；蚊蟄攻身，以戒其睡”，遍閱《素問》、《靈樞》以降百家之書，至三十歲時又大有所悟：“萬病唯一毒，衆藥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佳。”此即有名的“萬病一毒”之說。又因他極力反對當時醫家普遍習用的中國宋明醫學，所以常說：“非醫天下醫，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師，授教之業也不弘焉。”①吉益東洞早年號“東庵”，移居京都東洞院後，始以“東洞”為號。②吴秀三廣引現存史料寫成相當於個人傳記的長文“吉益东洞先生”，载藝備醫學會所編《東洞全集》中（京都：思文閣出版，1970年複刻本）。本文中有關東洞生平事跡的敘述，多取材於此文。又《東洞全集》所收吉益東洞以及出自其門人之手的著作計有13種，本文所引文獻未另註明版本者，均繫據此。圖1吉益東洞像2為了治療眾醫之病和弘揚自己的主張，三十七歲的東洞於元文三年攜父母和妹妹來到京都，以“古醫道”爲旗號開業行醫。當此之時，恥於自己不能復興家業而隱於醫的東洞，認為不應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雖志向遠大，但現實卻是殘酷的。醫業不興旺，幾乎沒有弟子入門，僅有的一點積蓄亦被盜，所剩唯有一個“窮”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學著做人偶、燒缽皿，賣幾個錢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長達三年。（圖2）據森立之《遊巷醫話》記載，此時東洞的家境是“貧居陋巷，但有一爐一鍋。滿堂儘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積，唯座右《傷寒論》一部時時披閱。”東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倉侯，因公事入京而順訪故友。見其潦倒之狀，故薦東洞于佐倉侯。佐倉侯乃允招其爲侍醫，邨尾大喜，告知東洞。孰料東洞卻謂：“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識子非知我者。吾雖貧而老親在，豈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貧者士之常也，窮達者命也。假令術不行，天未喪斯道也，吾果餓死耶？窮則必有達，行道樂道，貧困何憂？”辭而不仕。延享元年，東洞四十三歲，貧益甚。囊中空空一貧如洗，真正是“家無隔夜糧”。於是齋戒禁食七日，詣少名彥廟告曰：“爲則不敏，過志古醫道。不顧衆懼，推而行之。今也貧窮，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罰以貧與？爲則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饑且死不敢更轍矣。大明神吾邦醫祖也，請垂照鑒：道非其道，速斷吾命！若推而行，則必害萬人。誅一夫而救衆，固吾之所願也。”①一日，某經商的友人過東洞寓所，見其貧而贈以金銀。東洞以日後無加倍報答之能力而謝絕之。其友謂：“余贈金於先生，非爲先生，而是爲天下萬民，不必念償還之事。”東洞始拜受。由是可見其志操高潔之一斑。在繼續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聲名大振的機遇卻突然降臨——一日，東洞照例將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銷售的店鋪去，適逢店主人老母患傷寒病篤，乃自薦爲其診治。臨病榻細細診看之際，得知已經帝室典醫山脇東洋診治，故索其處方觀之，謂：“當去掉石膏用之。”稍後，東洋先生來到病家，診察之後正當稍事思考時，店主人告之東洞之語。東洋先生乃額手稱歎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當去石膏，即聞其語，則今日去之。”離開病家，東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訪東洞。其後，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謝東洋，然東洋先生卻謂：“彼時若無東洞之言，陷於誤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謝金自當他受。”從此二人之交漸厚，東洞之名亦漸爲人知。正所謂：“先生名所以益顯者，東洋揚之也。”②延享四年，東洞四十六歲時，醫業已相當發達，弟子也逐漸增多，與松原維嶽、香川修庵、山脇東洋等知名醫家的交往也漸深，乃集這些共尚古醫方的同道一起研讀《傷寒論》。以松原年長而爲講主，而東洞則每每與之爭論。寶曆元年（1751），東洞五十歲時，選《傷寒論》及《金匱要略》中所載張仲景的藥方，加以分類，編成《類聚方》公諸於世。世人由此始明古醫方的方意。然後又從中擇出173個藥方，附上論證治效，是爲《方極》。此乃其門的“方鑒”，目的在於闡明：在張仲景的藥方之外，無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間，又就當時所用藥物，推其實際功用、究其藥物之能，做成一書名《藥征》。複以問答體將自家的學問寫成《醫事或問》。另外，其弟子鶴元逸於寬永元年（1748）著《醫斷》，嚴恭敬於寶曆二年（1752）著《建殊錄》。前者述東洞的學說，後者爲東洞的治療驗案。正是因爲這些著作的流傳，東洞的學說才廣爲世人所知。一時間公卿縉紳、遠近之人或求診，或問道，雲集門下好不熱鬧。但反對其學說者亦大有人在。①《東洞遺稿·行狀》。②《東洞遺稿·行狀》。圖2东洞制做的偶人3寶曆十二年（1762），東洞邀門人故舊宴於京都東山，舉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長子猷，年13），弟子中尚無達於其道者。若大開家塾教授生徒，當有傑出之人生於其中。然資財不足，自今志於貨殖，以果此事。”從此東洞節衣縮食並經營藥材生意，數年後以所積之錢財開設一大私塾作爲醫學講習所，收留那些有遠大志向的貧窮學生，以助成其願。東洞晚年在京都西門外購地建屋，爲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場。明和六年（1769），以“其年既老，恐志願之不達，欲速其功，反失計劃，大亡貲財，於是百事皆壞，鞅鞅不樂。家事悉任長子猷。”並欲遊歷各地，以救患病不能來京師者。此後，多有各路諸侯聘請之事，皆辭而不就。安永二年，東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強不語而亡。二、復古大旗下的醫學革新自藤原惺窩于文祿二年（1593）初窺南京船載來的程朱之說，以往根據漢魏註疏解釋經義的學風便開始發生變化。宋儒的學說，最終成了德川時代佔據統治地位的官學。然而恰當此時，又有世稱“古學先生”的伊藤仁齋（1627—1705）出，以為體用理氣等皆爲佛老之浮辭，非聖人之教；其子伊藤東涯、弟子並河天民（1679—1718）繼之，大振其學於關西。同時，初奉洛閩學、駁仁齋，但終盡棄宋儒之說，以修古文辭爲階梯，研究經典，銳意復興聖人之學的物徂徠（1666—1728），也與弟子太宰春台（1680—1747）、服部南郭（1683—1759）、安藤東野（1683—1719）、山縣周南（1687—1752）、平野金華（1688—1733）等共同樹立起所謂復古之學的大旗，成為德川時代極具影響的一大學派。18世紀上半葉，乃是復古學派最為昌盛的時期。在醫學領域中，當以商貿爲主要通道的文化交流開始活躍時，知識的傳播便隨之出現了從宮廷向民間的轉移。這時，代表著中國當時最新醫學水準的“宋明醫學”首先爲日本醫界普遍習用。此後，隨著復古之風的興起，日本醫界才出現了研究與信奉漢代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所謂“古方派”，並將前此即已形成的接受與使用宋明醫學的醫家稱之爲“後世派”。追溯古方派的興起，當時中國醫界對於《傷寒論》的重視與研究可謂原因之一。例如始倡其說的名古屋玄医（1628—1696），在儒學復古之風興起之前，已然因為读清代喻昌的《傷寒尚论篇》而发愤研究古代医经，從而主張摒棄當時醫家所普遍習用的李朱之说①，直接以仲景为师。其后，後藤艮山（1659-1733）又是在名古屋之说的影響下，认为陰陽、臟腑皆屬不足取的后世之说，而致力於研究與臨床治療密切相關的方书；並將醫學理論簡化為：“能识百病生于一气之滞留，则思过半矣。”其學說通過弟子香川修庵（1683-1755）、山脇東洋（1705-1762）而大扬于世。古方派興起的另一重要原因，則是儒學領域復古之風的影響。例如後藤艮山在经义方面颇仰慕伊藤仁斋，遂使弟子香川修庵入其门下學習，故修庵唱“儒医一本”之说；以古医方雄视一方的儒医并河天民（1679-1718），及其弟子松原维岳（1689-1765），也是出自仁斋的门下。仁斋之学使得这些人皆致力于阐明医经之古义。而吉益东洞则是以宗徂徠之说的周南为师，一心钻研其道。他认为：“儒医虽不同也，其复古一也”②；“时哉命哉复古之秋也”③。又说：“不学古文辞者，不能读（傷寒、金匱）也”④。足見儒學復古之風與古方派的興起具有密切的關係。正是由於當時日本社會中的儒學與醫學存在著這樣的共性與可比性，所以東洞才將先於①李朱之說：指享譽“金元四大家”的李東垣和朱丹溪。前者認為萬病多由脾胃損傷所致，“胃氣”即“元氣”；後者認為人身“陽常有餘，陰恆不足”，故治病重在滋補陰血。②《東洞遺稿·與秦與一書》。③《東洞遺稿·寄長門縣次公書》。④《東洞遺稿·送穀子蕘歸赤穗城序》。4自己倡導使用《傷寒論》方藥的山脇東洋比作伊藤仁齋，而將自己比作後來居上的物徂徠：“我醫方譬之今之儒流，東洋伊藤仁齋也，先衆啓其端焉；吾業不敢讓，物徂徠焉。”然而，古方派所提倡的究竟是什麽，其道理又何在呢？吉益東洞在《医事或问》中是這樣說的：“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周礼》所谓疾医见定病毒所在，视其毒处方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所为是也。阴阳医不视病之所在，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皆臆见，故非明白之治。汉之太倉公是也。仙家医炼气，或服炼丹，为人而习功同造化之事，故行者少、害亦少。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是也。……扁鹊仲景之道绝，其后未闻一书一人论疾医之道。其根源在汉之太倉公。”概言之，東洞是將中國傳統醫學的發展歷程分為性質不同的三個流派，從時間先後的角度看，也可以說是三個階段：其一，是出現最早的“疾醫”。在《周禮·天官塚宰》中記述當時的宮廷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獸醫四種。從其掌管的治療範圍和後代醫學分科的角度看，所謂“疾醫”，大致相當於內科醫生。但在東洞眼中，“疾醫”的特點在於：沒有那麽多的理論學說，僅僅是根據疾病之所在（病毒所在），處以方藥，從而達到“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的目的。先秦時代的名醫扁鵲和東漢時期的張仲景，都屬此類醫家。其二，是漢代才出現的“陰陽醫”。東洞認為：以西漢太倉公淳于意①為代表的此類醫家，以及成書於該時代的今本《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等等，都是“唯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尅论病”，純屬脫離實際的“臆見”，而不是針對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其三，則是晉唐時期出現的“仙家醫”。此類醫家的特點是試圖通過煉氣、服用丹藥而參與天地造化（長生不死），顯然不是醫學正軌。就這三個醫學流派而論，“仙家醫”為數不多，所以危害亦小；大行於世的“陰陽醫”，純屬空談，根本不能治病；最為寶貴的“疾醫”之道，卻因“陰陽醫”的興起而絕滅！东洞在这个框架下处理所有古代资料。例如对于《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后的感叹性文字“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亦解释为“汉时既疾医绝灭，特阴阳医行而有此谚耶。阴阳医之于治无益可以知矣。”②總之，他認為中國自東漢張仲景之後，“疾醫”之道已然滅絕。所以無論是中國還是日本，大行於世的都是“陰陽醫”。這些醫家大多泥於陰陽五行之鑿空之說；只知據此論說病因，而忽視診察病侯；臨床治療唯恐損元氣而多用溫補之藥，不敢使用攻擊疾病的藥物進行治療。其結果是，天下醫師既不能療疾治病；醫道傳授之業亦無法弘揚。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