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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两观点——唯物史观以马哲思想看，时势造英雄是说一个英雄的出现是由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客观环境造成的，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反之，英雄造时势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夸大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所谓时势就是指一段时期内的客观形势。时势造英雄便是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如社会动荡，使人的聪明才智显露出来，并相互作用，使之成为英雄人物。社会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作用的制约性。任何历史人物，包括杰出人物都是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及其发展趋势形成的特定环境中涌现出来并从事其活动的，总是受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而一定时期内各种社会条件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发展的具体态势，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时势”，社会历史条件对历史人物的制约作用，突出地表现为“时势造英雄”。另外，在阶级社会中，历史人物都具有阶级的制约性。每一个历史人物，一般地说，都是一定的阶级的代表。所以，历史人物就又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局限性。历史人物的出现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历史任务成熟了，就需要有人提出并组织完成它，历史人物就应运而生这就是时势造英雄。另外，历史人物的出现又带有偶然性。某一历史人物恰巧在某时某地产生而不是在彼时彼地产生；是这个人成了历史人物，而不是另一个人成了历史物，又是偶然的，但这一偶然却是历史发展必然的体现。所谓“时势造英雄”具体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第一，时势召唤英雄。第二，时势锻炼英雄。第三，时势筛选英雄。唯物史观主张，“全部历史本来由个人活动构成，而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解释这些活动”。人是现实的社会中的人，要全面、具体、历史地考察和分析人们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并说明历史创造者问题。唯物史观立足于整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来探究历史创造者问题，人类社会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虽然离不开个体的人的活动，但整体的社会历史并非个体的历史的简单堆砌。“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就每一个人而言，他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即通过自己的人生谱写了自身个体的“历史”。但这并不能与创造社会历史画等号。社会历史就其整体而言，是一定的群体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演进过程，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和演进过程。但是，唯物史观并没有停留在一般地承认“人”创造历史的这一点上，而是更深入地考察群体与历史、个体与历史的关系，区分了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力量与非决定力量。小平同志曾说：“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话一出之后的十年，整个世界发生的深刻变化。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巨变。两大阵营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的暂时结束说明了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这个新纪元中，各大主要国家不再如过去那样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世界大战与核战争忧虑和忙碌。代替这个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国际环境。中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前的革命浪潮一去不知何时才会回来。中国的选择是顺应了新的国际环境发展的选择，也是建立在苏东集团负面影响之上的无奈选择。总的来说，又是一种符合唯物史观发展的选择。我们的选择不是以和平代替斗争，是以和平争取斗争的实力。毫无疑问，杰出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是一定历史任务的发起者和倡导者；是历史活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者。但杰出人物的作用只是加速或延缓了历史的发展，而真正对社会历史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是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过程相一致的。在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人民群众是顺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力量，是具有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愿望的社会力量，是主张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思想观念的社会力量。人民群众既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人民群众便是时势，人民群众创造英雄，恰恰体现了历史观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到“时势造英雄”的唯物史观。而对于“英雄造时势”——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人，他的遭遇可谓是深刻地说明这一切。一生致力于资产阶级式的革命，一生又不断地被南北军阀玩弄于鼓掌之中。他的时代一部分中国知识份子是觉醒了，可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觉醒，封建残余依旧顽固的很，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等充分说明了事实。据说当张勋带着他的辫子军重新杀回北京城时，老百姓不是唾弃这种行为，而是纷纷购买假辫子去了，还弄的一时洛阳纸贵。如果说当时大部分老百姓都是觉醒的，又有谁敢这么做？就像历史上古希腊人拖勒密提出了地心说、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后人又反驳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不同时代都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如果有人在拖勒密的时代说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话，那也不会有人相信。道不是拖勒密会勾结宗教团体压制言论，那个时代的人类本生了解世界的范畴就比之后显得相对有限，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普通百姓，他们都不会相信这种科学言论。就像布鲁诺被绑在火柱上烧死，那时候的老百姓会因为布鲁诺的言论而放弃影响了十四个世纪的日心说吗？显然不会，至多只是同情，不是相信，那时候最广大的人类只能认知到这个程度而已。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的遭遇。我们都知道鲁迅选择“弃医从文”就是基于此文的一些事情。当鲁迅一个人坐在一群日本人中间，看着影片中一个日本人在侮辱所谓俄国的中国特务时，一群同宗同祖的中国人在一边傻笑。莫大的讽刺与耻辱，怎能不刺激鲁迅原本的观念？鲁迅作为一名有知识的中国人是觉醒了，可是那群中国人会因此觉悟吗？那个时代会因此改变吗？很明显，在那个时代只有一部分掌握先进知识和拥有民族荣辱观的人才具备觉悟的第一性。而让广大劳苦大众改变自己的原本的观念，是需要时间和环境的洗礼。可见“英雄造时势”想法的愚蠢与不现实。总之，一方面，英雄人物会对历史事件产生深刻影响；另一方面，英雄人物发挥作用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要受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制约，可见，是时世造英雄绝非英雄造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