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民族文化

云南民族文学文艺论文一、云南青铜器文化概述人类发展的进程，可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工具来划分。人类首先进入的是石器时代，而后青铜的尖利完全取代了笨础的石器，于是人类迈入了青铜时代，由于铁矿资源广泛和其制品轻便耐用，人类开始向铁器时代过渡。云南的青铜时代开始于何时，迄今为止仍没有考古资料确证。目前已明确的是在公元前7——前6世纪（约为春秋晚期）云南已存在了一种独具风格的青铜文化。到了公元前2世纪末，即汉武帝时期，这种青铜文化在云南滇池地区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向铁器时代过渡。云南青铜文化遗址，考古仍未发现，目前所有的青铜器，都出土于墓葬中。1961年祥云大波那发现的铜棺墓，与1975年在云南楚雄万家坝的79座墓葬中发现的青铜器，是所发现的青铜文化中年代较早而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化遗存。云南青铜器在建国以前就有出土，有一些已经流失于海外。大量的发掘工作是在建国以后开展的，在云南省中部地区如楚雄、大姚姚安、祥云、大理、昆明晋宁、安宁、富民、澄江、江川、曲靖等地，甚至于云南省边疆地区沧源、景洪、高黎贡山等地也有少量出土。目前，云南省博物馆及各地州县馆藏青铜器已超过四五千件。属于随葬品的青铜器，按用途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武器、乐器四大类。生产工具有斧、锄等。云南铜斧，斧刃部稍宽，略呈半月形，或是方刃，外形与有肩石斧相似。即是生产工具又可作武器；生活用具具有釜、勺、匕、樽等。祥云大波那出土了圆柱形铜条三根，长约二十余厘米，有学者认为是箸（即筷子），这可能是我国较早的铜箸之一。属于武器的有剑、戈、矛、钺、镞、啄等，矛有细长和短阔两种，钺有半月形刃及圆形刃两种。啄仅出土于祥云大波那，啄上有鹦鹉形附饰，颇具艺术风格。属于乐器的有铜鼓、葫芦笙和编钟。葫芦笙完全仿葫芦的样子。铜鼓上有简单纹饰。楚雄万家坝发现的钟是圆筒状，上有羊角状纽纹，共六件，形成一编。铜鼓是云南青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云南青铜文化的发展产生过不少优美的器物，但都已消失浩翰的历史长河中，只能在博物馆中见到。唯有铜鼓至今仍“活”在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中，云南的佤族、苗族、瑶族在当今现实生活在仍然使用铜鼓，把铜鼓视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云南的铜鼓分为传世铜鼓和出土铜鼓两大类。传世铜鼓流传于民间，来源年代都不十分清楚，多属青铜文化晚期铜鼓。出土铜鼓共有31具。根据专家签定楚雄鼓与祥云鼓为一个类型，它们应是公元前6——公元前5世纪之物，江川鼓和晋宁鼓是由楚雄鼓、祥云鼓发展而来，它们大部份属西汉时期，早者可至战国时期。有专家认为如无更新的发现，楚雄鼓和祥云鼓就是世界上最原始的铜鼓。铜鼓向来被人们视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其社会意义远远超过实用意义。古人用铜鼓作为贮贝器，用铜鼓作为随葬品，或就用铜鼓作为葬具（广西西林），这些考古发现，向当今的人们展示了一部辉煌的铜鼓文化史。云南号称“有色金属王国”，《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有“愈元怀出铜”。然而云南青铜器有3700多年的历史。滇国是一个青铜的世界，其青铜器制作工艺精美、艺术造型生动，展现了战国秦汉时期滇人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场景。对于云南这个汉文化深入较晚的地区，古滇国在其不断发展的同时，与周边地区进行文化交流，汲取先进工艺技术，不断创新发展，逐渐形成了独有的风格，创造了中国西南乃至东南亚地区独树一帜灿烂的青铜文化。古滇国青铜器自然写实的艺术风格使我们得以窥见古滇国最真实的面貌。《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侵，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受之以金王之印。”这与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完全相符。而且云南玉溪江川出土的西汉时期虎牛铜案现已成为云南标致性文物，同时也是中国国宝之一。与中原地区同期发展的云南古滇国青铜器，特别是至商代以后的云南古滇国青铜器，展现了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先民创造的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在这些青铜器中包括了完整而精美的动物组合、人和动物的组合、铜鼓等，同时还融入了圆雕、浮雕、直形体浇铸与焊接的高超工艺技术。其写实性之强，令人叹为观止。我们通过对比研究中原地区和滇王国的青铜文化，不难发现云南古滇国青铜器在形制、纹饰甚至包括铸造等方面与中原地区都有很大的区别。古滇国的青铜器及其艺术造型，既有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痕迹，又有着浓郁的云南少数民族特色，如鼎、簋等重要的青铜礼器在滇文化中被贮贝器、铜鼓替代。贮贝器和铜鼓上的大量人物和动物附饰雕塑，记录了古滇人的祭祀、战争、结盟、竞渡、音乐舞蹈、艺术品和宗教崇拜等社会活动，这都展现了古滇国青铜文化特有的艺术形式。二、云南青铜器的特点青铜器物是铜锡合金，有较强的硬度，不像瓦当砖瓦、甲骨陶瓷及书画碑帖等易于破碎，而是便于长期收藏。再则青铜器皿形态各异古朴典雅，线条畅达，这也是其他古玩所无法企及的。首先，中国青铜器数量大，种类繁多。究竟中国有多少件青铜器物，这是谁也无法统计的数字。有人统计过，仅以有铭文的青铜器物而论，从汉代到今天，出土就达一万件以上。若加上无铭文的铜器，其数量之多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数量大，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其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一应器物。众多的青铜器皿，造型生动、多彩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其二，中国青铜器分布地区广，且质量上乘。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它的分布范围远远超出中原地区，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当然深受国内外藏家钟爱。其他各类青铜器物，铸造者根据不同的硬度要求，准确把铜锡比例，使器皿质量优良，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其三，器物铭文可以说是中国青铜器最大的特点。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名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这些铭文也是鉴定中最难把握的一环。其四，以容器为主的中国青铜器也在世界青铜文化中独树一帜。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这些容器，尤其鼎，是为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与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神秘性始终是鉴定家及藏家们感兴趣的问题。另外，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这是不是前者富于侵略性，而后者安于保守性就不得而知了。三、云南青铜器的制作工艺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祖先在创造古代文明时，给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青铜器铸造传统工艺青铜器制作工艺源远流长。最早起源于夏，兴盛于商末，西周前期，具有一千六百年的历史。根据出土的青铜器的风格和工艺特征推测，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有青铜器产地。铁器时代诞生后，青铜器逐渐被淘汰，唐代以后，青铜器仿古工艺逐渐兴起，明清时代，青铜器仿古工艺日趋成熟，国内出现“潍县造”、“西安造”、“北京造”和“苏州造”的仿青铜器。古代青铜器的原料大多数出自云南，由于冶炼技术差，铜质成分杂而低，而今用料配方更合理、科学、准确：古代设备简陋，至于工艺，我们的先人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直到明清，青铜失蜡浇铸工艺趋于成熟，苏州地区是青铜器产地之一，因此，青铜失蜡浇铸工艺在吴文化的熏陶之中，具有吴地风格特征，也是吴文化的产物，为我国传统文化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是我国有色金属铸造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仿古青铜器的制作技艺具有独特性和精致性。青铜器制作工艺经过历代无数工匠的漫长的探索和改进，且现有先进的设施和科学的检测手段，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格的工艺流程与操作方法，工艺之繁复精致，制作周期之长，在有色金属铸造业界中确属罕见，一件青铜器仿古工艺品凝聚了许多人的智慧和心血。产品质量保障体系具有科学性和严密性。在历朝历代青铜器御品制品过程中，都有一套严格质量跟踪与监督体系。检测手段只能靠目测和手感来制定质量优劣。而今，则采用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9000)来管理品质，与运用先进的检测食品和方法来确保品质，可以做到丝毫不差。正是由于上述独特之处，成品的青铜器造型逼真、优美、古朴坚实、面纹清晰细腻、色泽和谐，尤其是人物动物形象栩栩如生，神形兼备，件件为精品，仿古工艺达到“以假乱真，真伪难分”的程度我国有关史料有所记载，仿古青铜器各式各样，千姿百态，古代大多趋于实用，显示其主人的身份和地位，而今具有观赏、瞻仰、祭祀、收藏、装饰和应用之功能，主要存放在博物馆、纪念馆、学校、庙宇、道观、教堂、行政机关、公共场所和家庭。一个造型、一种图案和一个材质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折射。青铜器仿古工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吴文化的结晶，凝聚着苏州人民的智慧和灵巧，它是吴文化的一个亮点，具有丰富的人文历史内涵。华字精密铸造有限公司生产的青铜器遍及神洲，远销海外，为东方古代文明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