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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发展史对于小说这一文体，一般定义为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故事情节叙述和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体。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三千余年的发展历程造就了我国古代小说熠熠夺目的光辉成就。在先秦时期，文学呈现出一种综合的形态，文学、史学、哲学相交融，文体界限相对模糊。但这一时期涌现出的一批神话传说和哲史故事已经奠定了我国小说发展的基础。神话传说是原始氏族社会人类生活斗争的反映,马克思这样指出:“在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已经开始创造出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子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由于原始氏族社会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生产方式也十分简单,人们对自然界表现出一种极大的依赖性,对于所发生的自然现象如风雷雨电，日月运行,生老病死都无所了解,无法认识,于是以天真的想象来解释自然,幻想出有一种超人力量的“神”，在指挥和控制着天地万物,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神话就在这种人类社会初期的思想方式下产生了。中国古代的小说,也就是山神话传说演化而成的。为什么这样说昵?按照文学原理的定义，小说,就是指以叙述故事、塑造人物形象为主的一种文学体裁。神话传说中，《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最高，它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包含着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的意识，反映了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随着周代敬礼重德的理性精神的发展，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地位得到肯定，各类神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怀疑和否定，历史意义和现实意识迅速发展起来，《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相继问世，它们标志着我国叙事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诸子散文中同样保留了大量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这些也对我国古代小说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继神话传说之后,春秋战国时期产生和发展了寓言故事。“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寓,即寄托、寄寓。寓言就是采用虚构、假托的故事或自然物的拟人化来寄托某种思想哲理的一种文学体裁。寓言的产生与神话的影响密切相关,寓言普遍运用的夸张、想象和拟人化等艺术形式就是从神话中直接借鉴的。从古代文献记载看,寓言在魏晋以前被看作是小说的一种.指的是那些有关政治的大道理相对的浅薄琐屑之言，但毕竟寓言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说，或者还不是小说，但它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艺术经验。首先，寓言的讽刺艺术影响着后世的讽刺小说；其次，它开创了虚构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它在写人、叙事以及夸张、拟人等方面的艺术经验,对后世的小说创作有很大启发。发展到秦汉时期，文学发展先是经历了秦朝的低谷阶段，在汉朝得以繁荣。《淮南子》收录了大量神话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名篇均收录在此书中。《史记》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能够驾驭复杂事件和宏大场面，在叙事艺术上出神入化、娴熟厚重，同样在人物刻画上更是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部书无论是闾巷之人还是帝王将相，通过人物个性与共性的展现、复杂人格的多维透视和旁见侧出的笔法全面刻画。随后的《汉书》和《吴越春秋》也有着很高的成就。乐府诗作为一种新的诗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景观，而乐府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也为小说的创作树立范本。它更多的选取生活镜头，故事情节完整曲折，人物形象各具特色，详略得当。《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篇目可谓脍炙人口。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小说的雏形阶段。这一阶段的小说仍然处于文言小说体系，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故事情节叙述、人物性格描写以及作品数量都有着一定的规模，但是缺少艺术的虚构，还不能称为中国小说的成熟形态。这一阶段创作的小说可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类。所谓“志怪”小说,是指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的小说,其中充斥着宗教、迷信思想，但也保存了一些具有进步意义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志人”小说,是指记述人物的轶闻琐事、言谈举止的小说。“态怪”、“志人”小说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密不可分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仅错综复杂而且相当尖锐。“八王之乱”、“五胡乱中华”使战争此起彼伏。在动荡和战乱的年代,宗教、迷信思想得到适宜的条件后广泛传播开来。南北朝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下,佛教十分盛行,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正是当时佛教盛行的写照。作为统治阶级最高领导者的皇帝对佛教也投入了大量的热忱,宋文帝把佛教视为“坐致太平”的法宝；梁武帝宣布佛教为国教,并且多次出家。佛教宣扬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的迷信思想,起到了麻醉、迷惑人民的作用。社会的黑暗,生活的动荡,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人民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神异力量的幻想上和宗教想象传说中,于是志怪的传说与日俱增，后来经过文人的采辑、编写就形成了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的发展与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关,因此鲁迅明确指出：“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末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称道灵异,故自晋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志人小说的发展,则是魏晋以来门阀士族崇尚清谈的结果。汉朝末年,士族中就有品评人物的风气。上族对人品评的一毁一誉,往往决定着这个人终生的成败，而品评的依据往往是人物的言谈举止、轶闻琐事而己。魏晋以后,士族间又崇尚清谈,把儒家提倡的名教与老庄提倡的自然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清谈的玄学。到了东晋,据《宋书·谢灵运传论》载:“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足可见东晋的玄风更加兴盛。而志人小说就是士族人物玄虚的清谈和奇特的举动的记录。正如鲁迅所说：“汉末士流,己重品目,声名成毁,决于片言,魏晋以来,乃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终乃汗漫而为清谈。渡江以后,此风弥甚,……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旧闻.或者记述近事,虽不过残丛小语,而俱为人间言动,遂脱志怪之牢笼也。”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兴盛,除上述原因外，上古神话、先秦寓言和史传文学对它的兴盛有一定影响,其中富于文学意味的描写手法被吸收进来,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艺术。如东晋干宝创作的《搜神记》。志怪小说是我国古代小说发展初期的产物,除了一些作品在写作技巧上已经较为成熟外,总起来看,艺术上还是幼稚粗糙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时的创作已开始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了。其对后世小说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它为唐代传奇的出现作了准备。宋代洪迈的《夷坚志》、清代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也是志怪小说的继续和发展。志人小说记述人物的逸闻轶事、言谈举止，如五代刘义庆创作的《世说新语》。它的艺术成就是比较高的,鲁迅曾用一句话概括了它的艺术特色:“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它往往能在短小的篇幅中,通过生动的形象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世说新语》对后世笔记小说的发展影响最大,摹仿者不断出现,唐代有上方云的《续世说新语》,宋代有《唐语林》,明代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清代吴肃公的《明语林》,李清的《女世说》等。甚至到了民国初年还有易宗夔的《新世说》。不仅如此,《世说新语》也为后世戏曲小说提供了不少素材,《三国演义》中望梅止渴,七步成诗等都取自《世说新语》。如果说中国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是一个婴儿的话,那么经过百多年的生长,到唐朝它已经长成大人,成熟了。中国古代小说的成熟,正是以唐代传奇的出现为标志的。鲁迅指出“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传奇的出现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大飞跃。首先,唐传奇虽是在六朝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它与志怪小说相比,已有根本性的变化。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是记鬼神怪异之事；唐传奇虽然也传写奇闻,但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意义都已不同。其次,六朝人志怪,是把怪异当成事实来记载,他们并不是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而唐人传奇才是开始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唐传奇能够产生与兴盛，原因在于:首先,由于唐代社会政治安定,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因而在城市中成为强大社会力量的市民阶层。他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并要求在文学中得到反映,而传奇小说则比传统诗文更适合这种需要。其次,科举考试的“行卷”、“温卷”风气刺激了传奇小说的创作。所谓“行卷”，是指应试的文人为了获得考官和名公巨卿的赏识,往往在考前送上自己得意的文章,第一次送上叫“行卷”，再次送上叫“温卷”。这种行卷,起初是用诗，但后来“渐渐对于诗,有些厌倦了”，于是就有人把小说也放在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极盛一时了。”最后,唐传奇的发展与其他文体的繁荣密不可分。唐代诗歌和散文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都促进了传奇的创作。唐传奇是指唐代流行的文言小说，作者大多以记、传名篇，以史家笔法，传奇闻异事。这一时期的作品众多，如《李娃传》、《鸳鸯传》等，而且还崛起了白行简、元稹、蒋防三位传奇大家。唐传奇在修辞手法的使用、背景气氛的渲染上都极富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唐传奇后来衰落了,但它对后世小说的创作仍有着重要的影响。宋代传奇就是唐传奇的直接承传:明初的《剪灯新话》等就是仿唐人传奇而作，清代的《聊斋志异》与唐传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至于《醒世恒言》中的《杜子春三入长安》便是取材于《续玄怪录·杜子春》，《初刻拍案惊奇》中的《李公佐巧解梦中言,谢小娥智擒船上盗》也直接取材于《谢小娥传》。中国古代小说经过唐传奇的发展,到宋元两代出现了新的重人的历史变革,被称为“话本”的白话小说成了小说领域的新主宰,它不仅为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而且对长篇小说的产生也起了重要作用。因此鲁迅指出：“这类作品,不但体裁不同,文章上也起了改革,用的是白话,所以实在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故而这一阶段可以看作中国小说的转变阶段。“话本”就是“说话”(说书)艺人用于讲唱用的底本,相当于现在演员演出用的剧本。宋元话本的繁荣来自“说话”艺术的发达、兴盛。话本早在隋唐时就已出现,虽然那时话本远不如宋元话本成熟,但它们作为宋元话本的先驱影响了宋元话本的出现。由于宋元时期手工业、商业较之以前有更大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又由于当时市民阶层生活比较富裕,他们有条件改善文化生活,对文化娱乐的要求不断提高,这就大大的刺激了包括“说话”技艺在内的各种技艺的发展。“说话”在众多技艺中是最受市民喜爱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这样就促进了话本的创作,因而话本创作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宋元话本,特别是长篇话本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形式——章回体,作了酝酿和准备。宋元话本,确立了白话小说这样一种崭新的文体,为后代通俗小说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长篇小说来看,从《三国志平话》到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从《宣和遗事》到施耐庵的《水浒传》,从《人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从《七国春秋平话》到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无一不是与宋元平话一脉相承的关系。就短篇来看,影响了明清短篇小说的创作,出现了《三言》、《二拍》中的大量拟话本作品。宋元话本闯进了诗歌、散文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使整个文学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先是三足鼎立,分庭抗礼,后来随着小说的发展,竟取霸主地位代之,所以说宋元话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元代叙事性文学第一次居于文坛主导地位，作家与下层人民的联系更为密切，在社会上影响更为广泛。小说话本、讲史话本、说经话本、诸宫调都是这一时期叙事文学题材，更有戏剧的高度繁荣，这些都为明清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素材。时至明朝，商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市民阶层壮大，新的读者群和作家群形成，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加强，自然促进了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化的繁荣。尤其是章回体小说的发展和定型是明代对中国文学作出的最为宝贵的贡献。元末明初时出现了两部重要的小说,一部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另一部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前者是中国古代历史演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