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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企业精神受到了中国唐宋明清以来禅文化的深巨影响，再加上西方的科学思维和管理，才有了日本今天的成就。中国禅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在能否起用、起用的大小如何，就在于内在是否充实、充实的大小如何。禅文化在某一时代，某一阶段，更注重外在的起用，也就是所谓的行愿。这种行愿最终要落实到我们的民族国家、社会上面，不单是个人上面。众生成就，你我才成就，国家社会成就，你我才成就，老百姓成就，企业才算成就。日本人活学活用了中国的禅文化，把禅文化的精神充分的融入到他们自己的文化之中。其中最典型的是铃木正三，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战国时期末年，日本的社会正由混乱走向建立秩序的过渡时期。铃木本人做过武士、官僚，最后出家，他在当时提出如何缔造一个美好的社会，从他的基本世界观来看，首先是“心知佛”，这里所谓心知佛的“佛”字，铃木正是引用了中国禅文化对于“佛”的重新定义，在禅文化中的“佛”，早已不是印度佛教形式的“佛”，而是融入到中国文化精义中，与《易经·乾文言》及《大学》中的“大人”同义。“佛”只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学佛就是做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之学问。做个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人，正是中国禅文化的标旨也是最终理想。在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之中，在在处处都显示出了这种精神和要求，铃木正三的“心知佛”，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下提出和倡导的。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大人之觉”，而在大人之觉的启导之下充实内在，在这种诚敬的心态和行为当中而去生活，这就是成佛之道，也就是铃木所说“心知佛”的根本意义。比如说，农民要学“佛”，而且要有佛行，对于农民而言，可以说完全没有这种时间，那么要怎么办才能使农民学佛又有佛行呢?铃木提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口号：农业就是行愿，就是学佛。如果像一般人只有利用闲暇时才去修行的话，这是完全错误的。农民应视农业本身为修行，不论严寒与酷暑，均要行其艰苦之业。也就是说，不管三九也好，三伏也好，都应该以农业为本生才是修行，才是学佛之道。因此，铃木提出能在严寒酷暑中做艰苦之业时诸多烦恼之心就已经转化成为大人之觉。这就是农人以锄镰尽心勤勉播种、耕作、收割的学佛和佛行之道。铃木的农民学佛之道，正是受到唐代百丈禅师农禅并重的启发和影响。百丈禅师在当时所倡导的农禅并重的丛林制度，对当代和后世的农业经济社会起到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日本的经济社会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铃木和后来的日本企业家都提倡一个响亮的口号：工作坊就是道场。唐代丛林制度的影响，使得日本上至幕府，下至百姓，都能在现世经济社会和生活中得以修行学佛，因而大大的加强了经济生活的力度，使得全国上下都受到了禅佛的影响，推广了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进步。从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将军临济(禅)，曹洞(禅)百姓，就可知其余。因此，日本把禅佛之道从天子以至庶人运用到日用平常生活之中。小至个人卧室家园，大至工厂公司，庙堂社会，全以工作坊就是道场的精神来认同来执行来推广，尽其业，乐其群，修其行，行其道。中国从满清末年，梁启超、鲁迅等仁人志士就开始向日本学习这种积极正信向上振奋人心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来自中国唐宋时期禅文化的遗绪，正如铃木所说，从实事结合生活，就是佛行，农人又何必再求其他的佛行呢?这种实事求是的社会修行，远比那些穷经皓首，徒老修行的僧侣更可贵。社会大众能不能做得到，实在于其心而非在于其业，因此要人人“心知佛”，每一个人都能心中有佛，有大人之觉，社会企业何愁而不能成功，国家民族何愁而不能昌荣。如此做下来的结果，不仅人人终成正果，还净化了社会，进而对社会人类做出了贡献。农人安于农业，工人安于工业，商人安于商业，士人安于学问，干部领导安于本职工作，这就是以心知佛，也就是以德报国，铃木的倡导，不只是近代日本各大企业还要深入学习，就是我们中国的企业也是更要努力学习的。仅以农民为例，如果不回归到属于他们的大地上，不回归到他们以为根本的大地上，农民不甘于其业，不敬于其业之时，我们国家民族的根根，万民赖以生活的生计就会产生危机，就会发生危险。你虽然有什么农业机械化，农业科学化，还是等于零。因为农业的根本还在于农民，正如第一生产力不是科学，而是以科学思想为本的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有大人之觉的人。铃木强调，农人乃生来就有养育天寿世界之重任，故全心全意以己之生而视天之道，所奉皆为天道，使农业而生五谷，继天地而祭神明，不仅救万民之生，也救虫类之命，此为农人之大愿，于播种之时称念佛名，于收谷之日，弃绝他想，果如是使农，则田地亦为净土，五谷亦为洁品，所食之人因此而得清福去烦恼。这就是日本企业精神的主要实质，小至一粒米，一粒稻，都施之以正念，都待之以正业，五谷当然会成为洁品，神圣都来不及，那里还会有什么伪劣产品。这种精神也就是商业道德，在日本企业中处处体现，处处闪亮，一个小糖果包装精致得如一个艺术品，一个产品的生产，惟恐不为客户带来利益方便，希望所食之人，所用人之都能获得大利益方便。这种精神用之于企业如此，用之于社会各个阶层亦当如此，这就是所谓多快好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旨，奉行实践的却是日本企业。“日本人能，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是八十年代美国人提出的口号，他们由日本企业精神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因而加速了他们IT产业的革命，进而领袖了新经济时代。正是铃木正三开启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大门，他以中国的禅文化作为试金石，使得日本大和民族的魂魄振兴图强，成为近世新经济时代中又一强势。铃木还强调任何职业皆为佛行，人人恪守其业，各敬其业，即是成佛。就如中国禅文化所强调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真切，那么简易，那么明白，那么了当。面对着工作，面对着生活，一颗佛心(直心、爱心)就足以承当，使心知佛，百工之人必尽其业，皆与世界有情有所利益，这本是禅文化的使命和任务，而近世日本的索尼、松下等日本大企业，他们都以一个指标，一个口号来号召员工，诸如：“我们的成功，就是全日本的成功，全日本的成功就是世界人类的成功。”铃木在“心知佛”的倡导之下，还强调“众性平等”，从事百工之业者皆为平等，也就是禅文化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亲和之力中去。这种亲和力在日本近世各大企业中都有充分体现，不标榜个人的成就，只以集体成就为实事。相对目前国内企业界的“歪风”，突出老总个人的成就为企业做景致标榜，实有天壤之别。这就是为什么日本能跻身于西方七国列强之中，而中国的企业却总是以个人英雄主义头起头没而告终的主要原因。铃木认为：“视无铁匠以下诸工匠，则无诸行可用；视无武士则无德可治国。”引申他的含义，就是说企业一旦轻忽任何职工的力量和作用，只片面注重上层领导的技能，那么企业就无法进行全方位的运行，自然就不会有所发展。国家如果轻忽了武士(士大夫)的功用和精神，那么无法以德性，以信任而治国。“视无农人则无五谷充饥，视无商人则无货物流通。”国家不重农民的根本利益，则农业必致大荒，不重商人的素质，则伪劣产品流通而正牌产品不行。每一行业都有每一行业的正业，违反了行业的正业，就是违反了行业的游戏规则，一旦违反了行业的游戏规则，自然就会被行业清除，这是行业的一般规律，不因人为而更改。铃木活用了禅文化中“八正道”的理念，把八正道运用到商业、企业的规范之中。诸多职业在此规范之中，皆应与世界有所增益，此乃为佛之德用，人人当如此而求与其弥合，这是日本企业精神的根本归宿。“佛”的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就是“福德智慧”的具足，有多大的智慧就有多大的福德，也就有多大的成就。日本的企业正是应用了禅文化的精旨，抓住了禅文化的实质：一分的自觉就有一分的智慧，就有一分的德行，就有一分的企业精神。你有一分的自觉，一分的智慧，一分的德行，一分的企业精神，你就一分的不会污染山河大地，一分的不会产生假冒伪劣产品来坑人害人。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企业所应追求的目标，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我们当代民族所该尽力而为的任务，惟有这种企业精神才是当代所奉行的可持续发展性战略。铃木正三在回答商人如何求佛之道，成佛之行时，阐明了这种日本企业精神的本质和源头。他回答商人经营之道，不在否定获利的合理性，而是必先致力于增大其力，所谓首当修行正知之道(八正道)，守正知之道(八正道)，而使买卖之业如火之烘物，使其干燥，如水之流通，使其成功，相得益彰，两全其美；天必成其业，万事必遂其业。也就是《老子》所说，“若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我要先为人人，人人才会为我。经济效益往往就在社会效益之中，这才是企业所为之本，不可能只求单方的经济效益而不及社会效益，也不可能只顾单方的社会效益而忽略了经济效益。禅文化中所说的“无漏之善”，就是日本企业精神中所发挥的献身于世界，所思所想都是国家社会，万民百业。也正如美国拿破伦·希尔所讲：你不止是在推销一个产品，而是在提供一项服务，更好、更高质量的服务。中国禅文化的实质精神和方法论，使铃木正三更好地，发展了他的抱负和理想：“企业商人有什么理想，可做佛行，成佛之道?“万国之国，不辞其远，穷乡僻壤，不辞其苦。拿本邦之货，供他邦之用，取他国之物，为我国之利。越万山而劳其身，度千河而倾其心。乘船航于茫茫大海之时，忘我丧物，彻悟人生不过成事一场而已。舍一切之迷恋，弃所有之欲望，都如是试商，竟竟日善，德行日每，期成大富，总成问佛之心，如行走坐卧之间运乎禅定，愿世人皆以禅法为世法。”这是铃木把禅法用之于企业商业的心声，也是后来日本企业家成功心传的实践方法。总之，日本当今资本主义的精神，大和民族的灵魂，正是经过铃木正三等人从中国禅文化中提取精华而精心擘划，苦心经营成就和魂汉才的大和文明，而为明治维新成熟作出了贡献。明治维新的成功，正是日本现代企业从幕后走到前台的契机，资本主义的精神与和魂汉才文明相结合，产生了日本企业赖以生存、茁长、壮大、成熟的现代日本企业精神。我们应该从中体取教训和经验，为我们自己的企业精神作出更新换代、创世纪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