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诗歌的风格变化

**学院论文题目：论杜甫诗歌的风格变化所在院系：专业班级：学生姓名：学生学号：论杜甫诗歌的风格变化１摘要：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杜甫诗歌创作的前期正是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所以杜甫诗歌的创作充满了歌颂盛唐的真情豪迈。杜甫诗歌创作的中期是安史之乱前期，杜甫的一段困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揭露唐王朝的腐朽，“忧国忧民”思想开始酝酿发展，但不够成熟，其对社会真实的抒怀也是感性不成熟的。杜甫创作的后期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的黑暗，这一段时期的杜甫漂泊流离，对社会真实的抒发由原来的“感性真实”转变为“理性真实”，“忧国忧民”思想也走向成熟。同时，杜甫诗歌后期创作达到了“真、善、美”的完美统一。关键词：杜甫诗歌成因风格变化安史之乱杜甫的诗歌风格随着时代和杜甫自身的经历的变化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经过了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和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三次大的风格的变化。２一、盛唐之音的真情豪迈（712—747）（一）经历与风格简介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既是官宦人家又是书香门第。远祖是晋代名将杜预，祖父是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出身的年代，正值唐王朝的兴盛时期，有“盛唐气象”之说。开元二十三年，杜甫24岁，赴洛阳应进士考试，落第而归。尽管杜甫落第而归，但年轻气盛的他仍饱含胸中之志，立志忠君报国，继承家族兴旺。这一时期可以定为创作的前期，即盛唐时期，时间段为712年—747年，其风格为：真情豪迈地抒怀，抒发的情感以“爱”为主，真情豪迈为主流风格。（二）真情豪迈的诗歌风格在盛唐这样一个繁荣、兴盛的时代以及杜甫这样年轻气盛的年纪，杜诗的整体气势得到体现，抒发真性情与远大抱负，诗歌主题具体也可以分为四类：1.抒发心胸与抱负以《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代表诗作。《望岳》描绘了泰山的雄伟、壮丽的景象，借泰山直抒胸中之意，表达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站在泰山顶上，有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体现了其傲视群雄，满腔热情的抱负。杜甫的心高气傲、自命不凡之气，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得到深刻地抒发。“此其自命不凡，揽辔而欲澄清天下之谓也。”[1]2.记叙交游，抒发生活惬意以《题张氏隐居二首》和《夜宴左氏庄》为其代表诗作。以《题张氏隐居二首》为例，写出了杜甫与友人在乡间田野饮酒取乐的喜悦惬意的情怀，诗中也不乏幽默之词。“归醉每无愁”，一醉方休，醉归忘险，充满了无限的兴致，笔调之间满是欢畅。3.盛唐的颂歌以《饮中八仙歌》为其代表诗作。诗歌描绘了饮中八仙的饮酒情态，描绘生动豪爽，洒脱不拘，在淋漓尽致中彰显盛唐气象。３二、十年困顿的情感抒怀（747—756）（一）经历与风格简介天宝六年，杜甫36岁，于长安应诏就选，但因李林甫嫉妒贤才，应试者全部落第。此后，杜甫多次献诗希望辅佐君王，却并未引起统治者的重视。仕途失意的杜甫产生了失落心情以及对统治者的不满的情绪。这一时期，杜甫投身社会，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现实培育了杜甫，为其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前，时间段为747年—756年，杜甫诗歌的风格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真情豪迈的抒怀转变为个人情感的抒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映，诗中洋溢着对统治者集团荒淫奢侈的讽刺揭露，对人民生活困苦的同情以及对唐王朝潜伏的危机的担忧，其“忧国忧民”思想初见端倪，开始萌芽和成长。（二）嘲讽揭露的诗歌风格1.揭露统治者的荒淫、腐败代表诗作为《乐游乐园歌》、《兵车行》和《丽人行》。以《丽人行》为例，全诗讽刺诸杨游宴曲江之事。全诗通过写诸杨游宴的奢华和庞大的气势，讽刺了王公贵族腐朽、荒淫、奢侈的生活。2.忠君爱国，同情士卒以《前出塞九首》为代表诗作，诗中既表达了对士民离家远征的同情，“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同时歌颂士兵舍身报国的精神也不乏，“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3.讽刺朝廷好大喜功以《后出塞五首》为代表诗作，《后出塞五首》反映无止境地开疆拓土造成了安禄山的反叛，是乃“过犹不及”之行，借《后出塞五首》讽刺朝廷的好大喜功。4.对社会的认识和反映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是前、中期思想艺术的最高峰，作者通过十年困顿的磨练，对社会、国家的认识已经逐渐趋于成熟，杜甫把个人的不幸和唐王４朝的危机联系起来。三、忧国忧民的理性抒怀（756—770）（一）经历与风格简介天宝十四载，杜甫44岁，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发生“安史之乱”，投奔灵武，被敌俘获，押送长安，在长安目睹胡兵屠杀人民，写下了众多爱国主义诗篇。46岁，从长安逃至凤翔，唐肃宗授左拾遗，后因上疏房琯触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48岁，往返华州、鄜州、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亲眼看到战乱中人民的苦难，写下“三吏、三别”。次年弃官去泰州、同谷、成都，于成都落成“杜甫草堂”，通过严武的帮助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后称“杜工部”。这一时期，即“安史之乱”以后，时间段为756年—770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后期。在“安史之乱”的洪流中，杜甫到处漂流，到处逃难，在漂泊的旅途和生活中亲眼目睹了国家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其“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完全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与以前一时期相比，前者多是情感的笔调，多是对人民，对国家的爱和感叹。“然前多感触，刻意苦吟，后则逐境言怀，浑多漫兴。”[2]这一时期，杜甫诗歌的总体风格就是社会理性的抒怀，对现实的反映，抒发的情感兼有“爱、恨”，以“爱”为主，悲情壮美为主流风格。（二）悲情壮美的诗歌风格。1.离别之思，思念亲友代表作品有《月夜》、《天末怀李白》、《羌村三首》、《不见》等。《天末怀李白》是杜甫因李白被流放而抒发不平之作，表达了对奸佞小人、社会现实的愤慨以及患难见真情的友谊和思念之情。“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一句，写出了李白像屈原一样的冤屈，表达了深刻的同情。2.沙场抒怀，战事之悲壮代表作品有《悲陈陶》、《悲青坂》。《悲陈陶》中的“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５日死。”杜甫满怀悲痛之情为他们唱挽歌，但他们为国牺牲，死得壮烈，使诗歌在描写战败的时候兼有悲、壮之情。3.忧国忧民，期盼统一这类诗在这一时期是最多的，尤其是杜甫的“三吏、三别”，是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高峰。体现了忧国忧民和期盼统一的思想感情。忧国的诗作有《哀江头》、《春望》、《秦州杂诗》等，忧民的诗作如《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佳人》等，期盼统一的诗作如《新安吏》、《潼关吏》、《属相》等。“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其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凉气氛，写出了对征役的无奈和人民的同情。4.对国势衰微的忧虑和对人民痛苦生活得同情代表诗作有《宿府》、《登楼》、《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负薪行》、《秋兴八首》、《登高》等。《秋兴八首》抒发对国运由盛而衰的感叹和无奈。“听猿实下三声泪”，诗人听着哀婉的猿声，禁不住掉下了悲痛的泪水。5.政治抱负和身世之感杜甫已到晚年，但却感慨自己的身世，抒发怀才不遇的感慨。《咏怀古迹五首》借对五个历史人物的凄凉身世、壮志未酬表示深切的同情，并寄予自己的身世之感。“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借琵琶写意，表达了诗人千载留恨的悲郁情怀。（三）杜甫后期诗歌风格的“真、善、美”的统一在智慧的内涵之中，包含着人与世界的三层关系，一是人与存在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认识活动，是求真；二是人与意义世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的价值评价，是求善；三是人与可能世界的关系，这就是人的设计创造，是求美。[3]1.“真”“真”的形成期是盛唐之音时期，这一时期，杜甫的诗歌充满了真情豪迈的风格，诗歌当中尽显盛唐气象和理想抱负，杜甫用真情抒怀，使诗歌带上了真情实感。“真”的发展期是十年困顿时期，是由于仕途失意而产生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由此而去接触观察社会现实。这一时期的“真”是作者因个人的遭遇而产生的对“真”的反映，是从个６人出发地对现实的不满和揭露。“真”的成熟期是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四处漂泊，亲眼目睹了国家的灾难的人民的苦难生活后，其“忧国忧民”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发展并走向成熟，思想主流由对唐王朝的讽刺、厌恶转为同情和爱怜，由“恨”转为“爱”，《恨别》是典型的由“恨”转“爱”的代表诗作，诗人由别而引起对亲人、家乡的怀念，由恨别引起对战争的痛恨，从而表达出强烈的爱国情怀。可以说，经过“安史之乱”的洗礼，杜甫的思想也开始成熟了，由原本感性的抒怀转为理性的抒怀，由对个人命运的不幸的感叹转为对国家对人民的命运的关注，他不再感情用事，而是理智用事，明白了与其恨国家，不如爱国家，帮助它实现和平统一。2.“善”杜甫诗歌“善”的风格主要体现在“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上，特别是在安史之乱中，杜甫在漂泊和逃难的过程中，亲眼目睹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困苦，其诗作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三吏、三别”，杜甫用怜悯和哀婉的笔调写出了对骨肉分离的深切同情和渴望平叛实现统一的爱国精神。《又呈吴郎》中，杜甫写诗开导吴郎不要阻止老妇人前来打枣，而应该对老妇人亲近、友好，“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诗人用良心做人，同情老百姓，体恤老百姓，正是其“善”的体现。3.“美”杜甫诗歌的“美”的风格贯穿了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前期盛唐之音真情豪迈的抒怀还是后期忧国忧民的悲情壮美，其诗歌始终是一种“美”的感受。只不过前期所体现的“美”是“豪放的美”，而后期所体现的“美”是“悲壮的美”。“豪放的美”贯穿于大自然的美景、远大的心胸、抱负以及真性情之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既有自然地美，也有其远大心胸、抱负所体现的心性美和精神美。“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既有诗人的人格精神美，和洒脱豪放的灵气美，也蕴含盛唐气象的雄壮之“美”。以《春夜喜雨》为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杜甫借春雨的降临直抒胸臆，流露出内心的喜悦。尽管国家面临灾难，尽管仕途失意，但杜甫能够在自身乱离的生活７中带上一些温馨的笔调和欢喜的插曲，始终不忘掉自己的理想、信念，满怀信心和希望，去等待祖国的春天、人民的春天和自己的春天，这种温存的美，让读者也感受到心灵的美的回归。[参考文献][1]清·佚名.杜诗言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5[2]清·佚名.杜诗言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9８[3]方同义.中国智慧的精神—从天人之际到道术之间[J].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16[4]张浩逊.唐诗导读[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5]夏于全.唐诗宋词鉴赏·第五卷[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6]余恕诚.唐诗风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7]林继中.杜诗选评[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8]张步云.唐代诗歌[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9]华文轩.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M].上海:中华书局,1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