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编码、解码”模式

解读“编码、解码”模式摘要：斯图亚特·霍尔的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是文化与传媒研究中一篇至关重要的文献，关于它的评介与解读已有很多论著。对于他提出的三种假设的解码立场，即著名的“霍尔模式”，也已早为人们所熟知，但再次品读此文又有了许多新的发现与感悟。本文希望通过对《编码，解码》的解读，并吸收其他有关该文的解析，从符号学、语言学等角度分析误读及受众对电视话语不同立场等现象。关键词：编码解码霍尔模式斯图亚特·霍尔的著名论文《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从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的角度入手，打破了传统的传播研究模式，“其理论贡献却主要表现在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即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从而也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⒈他从孤立的传播受众研究中走了出来，将意识形态，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引入对受众的考察之中。霍尔将电视话语传播放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的复杂结构中来思考，认为电视话语就像商品一样需要经历这四个环节。他主要论述了生产即信息的编码，消费、再生产即信息的解码三个环节（电视流通的消费与再生产环节对于受众而言基本是同时进行的）。一、编码、解码中的符码与符号符码与符号是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基础，是理解其思想的前提。符码与符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又有密切的联系。“霍尔利用了索绪尔对语言符号的论述。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符号由能指（signifying符号、声音等）和所指（signifier精神概念）组成。”⒉同时，霍尔还吸收了罗兰·巴尔特的语言学思想。罗兰·巴尔特认为意义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巴尔特称为外延（denotation）——指意义的常识层面；意义的第二个层面是内涵（connotation）——指广泛的言外之意，这和文化有很大关系。⒊但“‘内涵’仅仅用来指不太固定的，因此是更为惯例化、更为多变的联想意义，这些意义显然依据具体事例而定，所以一定要依靠符码的介入”⒋符码存在于符号与话语之前，如果说符号是语言、文字、画面等的表现形式，那么符码就是表达这些形式的规则，它是包含在符号系统中的，可以是语法规则、文化规则、意识形态规则，甚至是政治的、经济的规则。符号必须是被社会认同的，是一定社会内部通用的表现形式，而符码可以是个人的，是个体或者某个团体对符号的认知、解读系统。比如对于“电脑”的认识，它的能指是它的音，即“diannao”,字形如上，它的所指为电子计算机。它的外延可以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总和，即在常识层面上我们反映的“电脑”，但在内涵层面上则会有不同的反映，电脑的内涵可能为电脑软件编程，利用电脑进行科研工作，网络，甚至是网络游戏，股票等等。由此，“电脑”的符码就是特定意识形态（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思想、职业、政治地位、阶级、经济状况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与其内涵的结合，对科学家、技术人员而言，“电脑”的符码是利用电脑进行科研工作或电脑软件编程，对于经常利用电脑上网的人而言，“电脑”的符码就是网络，而那些经常在网络上玩游戏、利用电脑网络炒股的人来说，“电脑”的符码就意味着游戏与股票。“一定的符码也许广泛地分布在一个具体的语言群体或者文化中，人们在年幼时候开始学习它，以至于这些符码似乎不是建构的——符号和指称对象之间清晰表达的结果——而是‘天生’就有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符码介入，而是意味着符码已经被深深地‘自然化’了。”⒌文字符码如此，图像符码所展示的“看起来像真实世界里的事物，因为他们再造了电视观众感知的各种条件（即符码）”。⒍图像符码被更自然地展现，观众在解码的过程中，就更容易被限定在编码者的意图之中。但观众不是完全被动地陷在编码者设置情境之中，无论符码怎样被“自然化”，符号的内涵与外延怎样完美的结合，“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情境意识形态（Situationalideologies）改变并且转换着意义。”⒎符号的内涵层次会影响对文本的理解，符码系统也部分地预先决定了对文本的理解。因此从语言学与符号学自身的角度看，对文本的误读是很难避免的。除此之外，对电视话语的多种读解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的主导话语等原因。⒏同时，根据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论认为，“我们的偏见构成了我们的存。”⒐“任何理解都是基于现在和未来对过去的理解，都是一种偏见。”⒑忧郁这种偏见的必然存在，对文本的误读就更难以避免。但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约定俗成，常识性的问题误读的可能性并不大。二、霍尔模式在编码、解码的过程中，人们都是按自己的符码系统，对同一符号形式进行解读，那么必然其结果是多样的，编码与解码的符码系统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相似或截然相反的。基于这种不一致的事实，霍尔提出了三种假设的受众读解模式：主导—霸权的地位（dominant-hegemonicposition）；协调的符码（negotiatedcode）或者地位；对抗的符码。这三种形式彼此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连接的，受众会根据不同文本选择立场，比如原本协商的解读模式有可能变为对抗模式。在这三种模式中，采取“主导—霸权”与对抗性模式都是少数，更多的受众在更多的情况下会采取协调的读解模式。在对抗性模式中，霍尔尖锐地指出“电视观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⒒在对立阶级的政治性问题上，受众的反映多表现为对抗性，他们将“国家利益”解读为“阶级利益”。此时受众解码的符码系统与编码者的符码系统处于完全对立的局面，解码者对编码者已没有丝毫的信任可言，编码者越是强调自己的立场，越是向受众传达自己的主张，就越会招致解码者的对抗，此时的解码者完全处于自己符码系统之下，对于编码者传递的信息也许根本没有接收。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它的受众模式，为我们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方式。比如，对于某些社会负面信息（凶杀、暴力、色情）的传播或者非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很快就能得到社会的反响，甚至竞相模仿，而对于主流文化的宣传则往往不能达到传播的预想效果，甚至引起逆反。考察这一问题还是要从符号的外延与内涵层面的意义入手。首先，编码者的符码系统不同。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编码者传递的符号被更好地“自然化”了，他们所处的地位不是显得高高在上，而是为了能使自己的思想得到传播与渗透，放低姿态，使解码者更容易接受。而主流文化的传播者，编码者在传递信息时，没有将所传递的符号更好地“自然化”，而是带了很强烈的主观色彩，政治色彩，由于主流文化是社会的主导话语，处于强势地位，在传播的过程中，更是以教育、训斥的架势，距人于千里之外，不能让解码者自然地接受。解码者还没有来得及弄清传递的符号，就已经用自己的符码系统预先设置了编码者的信息。其次，解码者的符码系统不同。正如上所说，解码者在接收两种信息时所采用的符码系统是不同的。对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解码者很大程度上对其了解很少，在符号的内涵层次上没有被固定，也就是符码系统没有过多的干涉，在加之人们的好奇心理的驱使，因此受众对此采取的是协调的读解模式，甚至是“主导—霸权”模式。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信息，解码者就生活在这个主导话语的环境之中，对这些信息，对传播者的意图，不是了如指掌也是比较熟悉，这些符号的内涵层次已被固定，在没有接收信息前，受众的符码系统已进行了设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受众的符码系统与传播者、编码者一致则会选择“主导—霸权”的解读模式，否则就会选择协商甚至对抗的读解模式。而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导话语往往都是控制在统治者手中，当受众与编码者处于不同的利益集团时，这种对抗性就会更加明显。当然，霍尔的传播学思想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无论怎样，他为我们打开了批判的受众视角，提供了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