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进程及相互关系

浅谈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演变进程及相互关系【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建设从无到有，经历了各种思想的变化和改革。中西方因在文化和传统上的差别，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城市规划思想，自成一家。当代社会高速发展，全球化和城市化发展迅速，中西方联系越来越紧密，城市规划思想也在相互影响中向着更加自然和和谐的方面发展，促进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关键词】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发展关系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一）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可追溯到夏商周时期。在这一阶段奴隶社会发展历程中。城市作为王权与神权相统一的代表在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哲学辩证观。规划中的原始生态主义开始萌芽。城市规划也体现了这样一种哲学思想朴素的“天圆地方”人地观，引导规划中的方格网城市形态的形成，而“王城居中”、“中轴对称”反映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权力至上的以帝王为中心的思想。此时最有代表性的规划思想是《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提倡的礼制思想强烈的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及其思想理论，随着历代礼制的不断强化，皇帝尊崇地位升高，祭祀仪式繁复，统治管理机构增加，起在城市规划上必须按主次就位布局；礼制的序列在空间布局上更趋复杂化，这样在客观上必须要有相应的诸如对称、规整、轴线等布局手法才能适应。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提倡尊卑有序、主次分明的儒家思想，明确的指出了以天子为中心的统治思想，正符合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统一的意图。显见《周礼》推崇根据宗法血缘和政治要求，行宗法分区，不仅在等级分区、规模大小的划分方面有着严谨的礼制制度，还用明确的尺度操作方法来加以实施，用宗法与政治相结合的方法强化王权的尊严。实际上，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的主轴就是遵循礼制的思想。中国的封建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稳定的王权主义时代，儒家稳固的文化统治维持着城市规划“天人合一”理念的恒定。城市的各项建设主要为统治者及其权力集团服务，城市格局表现为中轴对称、王城居中都城具有极高的首位度。在此同时传统的城市商贸业随着手工业日渐繁荣城市中的集市开始兴起。从唐长安的“东市”、“西市”至北宋汴梁繁荣的街市的形成与发展都说明了城市规划在潜意识中开始关注绝大多数城市居民的需求，潜在地体现了规划的“人本主义”思想。到了西汉的武帝时代，开始“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提倡的礼制思想最有利于巩固皇权统治。礼制的核心思想是社会等级和宗法关系，《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正是礼制思想的体现。从此，封建礼制思想开始了对中国长达3000年左右的统治。从曹魏邺城、唐长安城到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周礼·考工记》的城市形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影响得到了越来越完整的体现。与此同时，以管子和老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对中国古代城市形制的影响也是长期并存的。许多古代城市格局表现出利用自然而不完全循规蹈矩。特别是宋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位于通航交会处、水早路交通交会点的城市的布局开始冲破礼制约束，如汴梁、临安等。（二）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典型格局1、唐长安城长安城始建于隋，建成兴盛于唐，所以通常称为隋唐长安城。长安城是隋文帝杨坚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在结束了数百年南北朝分裂、混战的局面，实现了全国统一后，在原汉长安城东南新建了规模空前的都城。先筑城墙，修排水系统，开辟道路，划分坊里、建宫殿，然后逐步在坊里中兴建宅第，经过几次大规模的修建，长安城总人口达到近百万，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长安城体现了《周礼·考工记》记载的城市形制规则。唐长安城的居住分布采用坊里制，朱雀大街两侧各有54个坊里，每个坊里四周设置坊墙。坊里实行严格管制，坊门朝开夕闭。东西西处市肆内的道路呈井字形，道路宽度一般为14-16米，街上密集布置着店铺，也是日出开、日暮闭。2、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从1267到1274年，元朝在北京修建新的都城，命名为元大都。元大都继承和发展了国中古代都城的传统形制，是继唐长安城之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又一典范，并经明清两代的继承发展成为至今留存的北京城。元大都城市格局的主要特点是三套方城、宫城居中和轴线对称布局。三套方城分别是内城、皇城、宫城，各有城墙围合，皇城位于内城的南部中央，宫城位于皇城的东部，并在元大都的中轴线上。皇城东西分别设有太庙和社稷，商市集中于城北，体现了“左祖右社”和“面朝后市”的典型格局。历经元、明、清三个朝代，北京城并未遭战乱毁坏，保存了元大都的城市形制。明北京城的内城范围在北部收缩了2.5公里和在南部扩展了0.5公里，使中轴线更为突出，从外城南侧的永定门到内城北侧的钟鼓楼长达8公里，沿线布置了城阙、牌坊、华表、广场和宫殿，突出庄严雄伟的气势，显示封建帝王的至高无上。皇城前东西两侧各建太庙和社稷，又在城外设置了天、地、日、月四坛，在内城南侧的正阳门外形成商业市肆。清北京没有实质性的变更，城市较为完整地保存至今。二、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一）西方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发展欧洲的古代文明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巨卷。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欧洲经历了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为代表的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几个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同的政治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带来不同城市的兴衰，而且城市格局也表现出相应的特征。1、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城市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祥地，在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经历了奴隶制的民主政体，形成了一系列城邦国家。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的建筑师希波丹姆提出了城市建设的希波丹姆模式，这种模式以方格网的道路系统为骨架，以城市广场为中心，以充分体现了民主和平等的城邦精神。这一模式在其规划的米列都城中得到完整的体现：城市结合地形成了不规则的形状，棋盘式的道路网，城市中心由一个广场及一些公共建筑物组成，主要供市民们集合和商业用，广场周围有柱廊，供休息和交易用。古罗马时代是西方奴隶制发展的繁荣阶段。公元前300年间，罗马几乎征服了全部地中海地区，在被征服的地方建造了大量的营寨城。营寨城有一定的规划模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中间十字形街道，交点附近为露天剧场或斗兽场与官邸建筑群形成的中心广场。营寨城的规划思想深受军事控制目的的影响。随着国势强盛，领土扩大和财富的敛集，城市得到了大规模发展。除了道路、桥梁、城墙和输水道等城市设施以外，还大量地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和宫殿等供奴隶主享乐的设施。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公元前30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奥古斯都称帝）城市建议更进入了鼎盛时期，除了继续建造公共浴池、斗兽场和宫殿外，城市还成为帝王宣扬功绩的工具，广场、铜像、凯旋门和记功柱成为城市空间的核心和焦点。古罗马城是最为集中的体现，城市中心是共和国时期和帝国时期形成的广场群广场上耸立着帝王铜像，凯旋门和记功柱、城市各处散布公共浴池和斗兽场。2、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古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的中世纪。由于以务农为主日耳曼的南下，社会生活中心转向农村，手工业和商业十分萧条，城市处于衰落状态，古罗马城的人口也减至4万。中世纪的欧洲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封建领主王国，封建割剧和战争不断，出现了许多具有防御作用的城堡。中世纪欧洲的教会势力十分强大，教堂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教堂的庞大体量和高耸尖塔成为城市空间布局和天际轮廓的主导因素，使中世纪的欧洲城市景观具有独特的魅力。3、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城市14世纪以后的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科学、技术和艺术都得到飞速发展。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许多中世纪的城市进行了改建，改建往往集中在一些局部地段，如广场建筑群方面。意大利的城市修建了不少古典风格和构图严谨的广场和街道，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在17世纪后半叶，新生的资本主义迫切需要强大的国家机器提供庇护，资产阶级与国家已结成联盟，反对封建割据和教会势力，建立了一批中央集权的君权专制国家。在城市建设上受古典主义思潮的影响，祟尚抽象的对称和协调，无论在平面布局或立面构图上，都不遗余力地强调轴线，强调主从关系。其中以巴黎的改建规划影响最大，轴线放射的街道（如爱丽舍田园大道）、宏伟壮观的宫殿花园（如凡尔赛宫）和公共广场（如协和广场）都成为当时城市建设模仿的典范。三、中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相互关系及影响现代经济发展的今天，我国主要城市规划思想多受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城市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及现代工业技术的推波助澜，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是建筑师与社会学家寻找理想的城市形态以医治“城市病”的乌托邦和物质形象等思想。英国社会改革家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是一种城市建设和社会改革理论，倡议建立一种兼具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田园城市，用城乡一体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重要的社会改良学说，田园城市理论的诞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和时代背景，深刻地影响着西方现代城市规划学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市政改革运动普遍开展，大量吸收西方最新的市政体制和城市规划建设思想，成为这一改革运动的重要理论来源。田园城市理论引入中国，希冀改善每况愈下的城市生活环境，防止中国的城市建设重蹈西方城市过去因“激进进展”而出现的种种问题的覆辙，打破城市与乡村两者发展相互隔离的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此外，还可应对新的战争形势下城市防空的需要。中国提出了详细的田园城市理论的实施计划。然而，他们的实施计划只是在片断式解读和简单套用霍华德田园城市模式的基础之上，对其物质技术形态和西方其他一些市政改革潮流成果进行拼筹的结果。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霍华德以土地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社会城市”的社会改革思想。中国为保证城市发展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进行，强调分散主义原则和对城市进行功能的分区规划，开始注意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平衡协调发展，反对城市繁荣发达、乡村破败落后的畸形发展状态，注重城市里公园、广场等公共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等等。在欧美先进的市政理论对中国市政改革运动的“合力”作用下，田园城市理论在民国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实践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局部片段式的“田园城市”印迹，主要体现在民国时期主要城市的规划建设方案的制定、新村建设、城市公园等公共场所的开辟等方面。就总体影响而言，一是城市新区的规划，这与霍华德避开日益膨胀的伦敦市区，在郊区进行莱切沃斯和韦林两座田园城市的建设做法如出一辙；二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的城市规划多主张分散主义，这又显然与田园城市理论及源于田园城市理论的卫星城市、有机疏散、邻里单位等分散主义的规划理论密切相关。当前，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城市美化运动”，英国“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中国已经认识到了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和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西方不同时代的主流规划思想反映了思想体系不同的影响程度及理性与非理性思维的作用力度。在从远古文明向奴隶制社会文明演进过程中规划思想逐步由非理性的原始蒙昧思想逐步向理性的实用思想过渡。近30年来，生态主义与人本主义又重新掀起了后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