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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丁伯根原则产生由来丁伯根原则（Tinbergen’sRule）是由丁伯根提出的关于国家经济调节政策和经济调节目标之间关系的法则。其基本内容是：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是相互独立（线性无关）的。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及其在外部均衡调节上的思想，与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国内货币的紧缩以改善外部均衡。但是国内货币的紧缩对国内经济有紧缩作用，因而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与价格铸币流动机制都是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从而换取外部均衡的改善。这在古典主义的世界里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在工资价格充分弹性及货币数量论的经济学假设下，内部均衡将自动达到，政府根本就没有维持内部均衡的必要。然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种以牺牲内部均衡为代价的外部均衡调节思想很难实行。这是因为1930年代诞生的凯恩斯主义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而一个民选的政府也必须维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因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政府在内外均衡的问题上有时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而这种尴尬的境地是以前的国际金融理论所无法解决的，无论是吸收分析法，还是货币分析法。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基础性的工作由荷兰的经济学家丁伯根给出，其理论精髓被总结在“丁伯根原则”中。在此基础上，米德给出了丁伯根法则一个实际中的一个特例（“米德冲突”可以视为内外平衡矛盾的一个特例），从而将丁伯根法则运用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冲突的实际中。正式模型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J.Tinbergen)是第一个经济学诺贝尔奖的得主(1969年),他最早提出了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正式模型,指出要实现几种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需要相互独立的几种有效的政策工具。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框架分析丁伯根原则。假定只存在两个目标T1、T2与两种工具I1、I2,政策调控追求的T1和T2的最佳水平为T1和T2。令目标是工具的线性函数,即:T1=α1I1+α2I2T2=b1I1+b2I2式7-2-1在这一情况下,只要决策者能够控制两种工具,每种工具对目标的影响是独立的,决策者就能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目标水平。从数学上看,只要α1/bl≠α2/b2(即两个政策工具线性无关),就可以求解出达到最佳的目标水平T1和T2时所需要的I1和I2的水平,即:I1=(b2T1-α2T2)/(α1b2-blα2)I2=(α1T2-blT1)/(α1b2-blα2)当α1/bl=α2/b2时,这意味着两种工具对这两个政策目标有着相同的影响,也就是说,决策者只有一个独立的工具而试图实现两个目标,这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结论可以进行推广。如果一个经济具有线性结构,决策者有N个目标,只要有至少N个线性无关的政策工具,就可以实现这N个目标。对于开放经济而言,这一结论具有鲜明的政策含义：只运用支出增减政策(我们假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影响产出的效果一致)通过调节支出总量的途径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目标是不够的,必须寻找新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配合。丁伯根原则指出了应运用N种独立的工具进行配合来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这一结论对于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丁伯根原则对目标的实现过程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假定各种政策工具可以供决策当局集中控制,从而通过各种工具的紧密配合实现政策目标;二是没有明确指出每种工具有无必要在调控中侧重于某一目标的实现。这两个特点是不尽与实际情况符合的或者不能满足实际调控的需要。理论贡献鉴于丁伯根提出的经济目标和有效政策工具的框架结构对各国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鲜明的政策意义，他荣获了196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二·米德冲突米德冲突是指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而同时追求内、外均衡两种目标的实现，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冲突。米德冲突释义米德冲突（MeadaConflict），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中，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即稳定通货，还须实现外部均衡，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以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一般地，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现内部均衡，以汇率政策实现外部均衡。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达到内外部同时均衡，在政策取向上，常常存在冲突。但国际收支逆差与国内经济疲软并存，或是国际收支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时，财政、货币政策都会左右为难，经济学上称之为米德冲突。米德冲突的提出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于1951年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最早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这被称为“米德冲突”，即在汇率固定不变时，政府只能主要运用影响社会总需求的政策来调节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运行的特定区间便会出现内外均衡难以兼顾的情形。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冲突一般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账户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账户盈余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组合。米德分析中的与开放经济特定运行区间相联系的内外均衡之间的冲突称为“狭义的内外均衡冲突”。米德冲突的产生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内外均衡中的四大目标：外部均衡为国际收支均衡；内部均衡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詹姆斯·米德（J·Meade）认为，根据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理论，实现国际收支调节使之均衡的政策，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贬值和升值都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主要采用开支变更政策，开支变更对上述中个目标产生不同的政策效应。在国际收支逆差与通货膨胀并存时，减少总需求可以使二者均衡；在国际收支顺差与就业不足并存时，扩大总需求可以使二者相窜。但是，对于既有国际收支顺差又存在通货膨胀，或既有国际收支逆差又存在严重失业问题，就会发生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使开支变更政策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米德冲突的解决米德冲突最有可能发生在经常项目顺差与国内通货膨胀并存，或经常项目逆差与国内失业并存的情况下。运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可解决“米德冲突”。财政政策通常对国内经济的作用较大，而货币政策则对国际收支的作用较大，因此，应该分配给财政政策以稳定国内经济的任务，分配给货币政策以稳定国际收支的任务，或者根据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不同情况，将二者适当地搭配，以同时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收支的均衡。米德冲突在中国中国CPI指数2007年7月份创下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其中﹐肉类价格同比上涨45%，食品价格涨幅达到15.4%。表明，中国已进入标准的‘米德冲突’。美国经济学家米德提出的这个概念旨在说明﹕一国如果要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则必须同时使用支出调整和支出转换政策。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将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换句话，就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来说﹐在中国通货膨胀和贸易顺差就像天平称的两头﹐官方的经济政策偏重任何一头﹐另一头都将跷起，经济平衡出现了问题。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央行的宏观调控“组合拳”收效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中国经济陷入通胀与贸顺‘两难’境界如果，中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实行紧缩政策﹐其后果将是国内需求减少﹐会促使更多的企业在目前的全球经济中到国际市场寻找出路﹐接踵而至的又是贸易顺差迭高不下﹐高额外汇存储难以避免。相反﹐如果中国要减少正在高位运行的国际贸易顺差﹐就需要在国内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就会继续面临国内房地产、A股资本市场高温不退，流动性过剩﹑银行贷款难以控制，而加大目前国内的消费和投资需求﹐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将对目前的中国通货膨胀压力可以说是雪上加霜﹐而其它一些针对改变贸易顺差的宏观控制政策﹐在内需不足时期﹐都是难以实际奏效的。实行适度通胀，提高居民收入是有效途经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冲突﹐产生的国际贸易顺差，可通过对外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目前‘中国威胁论’和“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盛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一些发达国家不会轻易向中国出口。而一些低端的商品﹐他们会依旧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大量采购，会继续形成大量外汇储备，贸易顺差居高不下，另外，人民币升值压力，会进一步挤压商品的利润空间，促使商品竞争力下降。更突显的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核心机构的美国﹐其美元在困境中频频贬值﹐财政和贸易赤字更是在高位徘徊﹐加上愈演愈烈的美国次级债危机，除了直接的影响世界经济，极可能会引发明年的美国经济衰退，即使有多国央行的出手，但世界经济发展近期并不容乐观，可能劣势难挽，甚至会引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可以断定，美国人不会轻易去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此趋势是会影响中国的直接出口和国际贸易。因此，对中国来说﹐与其在国际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大困境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目前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调整国民财富分配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调整低工资政策；加大医疗、教育、环境保护等公共部门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解决老百姓关注的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后顾之忧，增强居民的消费信心；增加农民收入，提升农民工待遇，减轻农民的负担；解决下岗人员再就业，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货膨胀涨幅。并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及调整过度鼓励外资增长的政策，促进内外经济平衡从而有效调整目前中国国际贸易顺差过大的状况。中国应付米德冲突的建议为避免米德冲突，就需要为不同的目标制定相互独立且有效的政策工具，即满足所谓的丁伯根法则。但是“丁伯根法则”看上去在中国已经碰壁。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药方仍未使高烧不退的中国经济回春。建议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或许，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冲突，可通过国际经济政策合作来解决。但是目前“中国威胁论”仍在全球流行，中国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不到万不得已西方绝不会允许中国进口。而中低端的消费品，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中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核心的美国，即使任由美元在风雨中飘摇，财政和贸易赤字都在历史高位，也绝不收缩国内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来说，与其在贸易顺差和通货膨胀两害中挣扎，不如两者择其轻，实行适度通胀，但前提是，改变目前倾向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分配方式，大幅提高居民收入，使其高于通胀涨幅，从而彻底改变中国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三·斯旺模型“斯旺模型”释义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当实际经济运行偏离了内外均衡，当局必须运用经济政策进行调整。米德(1951)在其《国际收支》一书中对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内外均衡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著名的“米德冲突”，他认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政府不能运用汇率政策，因此依靠单一的支出增减政策(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寻求实现内外均衡的过程中，会出现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发生冲突而难以兼顾。Swan(1955)进一步研究了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了用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思想，这一思想被称为“斯旺模型”。斯旺模型是在假定经济体不存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前提下研究内外均衡冲突并提出政策搭配建议的。“斯旺模型”的弱点斯旺模型提出了对支出增减政策和支出转换政策进行搭配以解决内外失衡的思想，但是这一模型也存在两个理论弱点：第一，该模型没有对支出增减政策进一步细分；第二该模型并没有分析国际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的影响。沿着斯旺模型的分析思路，蒙代尔(1962，1971)进一步把支出增减政策细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修正了斯旺模型，并提出“指派法则”理论：每一个政策都应该用到效应最大化的方面，在固定汇率制度之下，财政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内部失衡，而货币政策应该用于解决外部失衡。拉津(2004)把第三代货币危机模型中的资本流动等因素融入到了传统的斯旺模型中，从而修正了传统斯旺模型没有考虑资本流动的理论缺陷。有效市场分类原则(thePrincipIeofEffectiveMarketClassification)，是蒙代尔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政策指派的原则。在引入动态分析方面，蒙代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的一个是“国际收支的货币分析法”，另一个是所谓的“配置问题(AssignmentProblem)”。在“配置问题”的研究中，蒙代尔于提出了关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弥补了这一缺陷。在引入动态分析方面，蒙代尔在60年代的两项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