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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维新派的政治思想戊戌维新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康有为的政治思想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谭嗣同的政治思想严复的政治思想第一节戊戌维新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一、维新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１．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商办企业。它们的出现是中国最初的民族资本。至戊戌维新时，新创办的商办企业共６２家，资本达１２００余万元。这些商办企业的兴办，催生了中国的早期民族资产阶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就遭受来自外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压力。与此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国内还受到封建势力的压榨。中日甲午战争后，情况稍有好转，清政府允许民间开办工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机会。２．帝国主义侵略、瓜分中国引发的民族危机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在扩大资本输出的同时，出于保护和独占市场的目的，又开始加大对中国的侵略，划分各自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大大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正是从挽救民族危亡出发，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从而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３．洋务运动失败引起的反思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人们纷纷对洋务运动的得失成败进行探讨和反思。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增新而不除旧”所致。他们还指出，洋务派不能“大变”、“全变”的根源，在于不能从根本上着手，不敢触动政治制度。“明知法敝不能不变，而卒不能变者，大率为体制所拘”，由此导致“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二、维新思潮的形成与发展１．维新思想的酝酿维新思想从思想渊源上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后期，即中法战争前后。当时一些思想家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人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标志洋务思想的分化和维新思想的酝酿，而郑观应等人则成为戊戌维新思想的直接先驱。郑观应薛福成２．维新思想的形成维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以陈宝箴、黄遵宪等为代表的政府官员；另外一派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他们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路：前者从做官的实际经验中切实感受到中国已非变法不可。后者则多出于爱国激情而主张变法，但在实际政治历练方面则明显不足。“公车上书”之后，康有为又连续写成《上清帝第三书》、《上清帝第四书》，进一步阐发其变法主张。正是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各地要求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维新思潮于是在全国兴起。１８９６年至１８９８年５月，是维新思潮不断高涨的时期，其主要表现为：首先，维新派创办近代报刊，大造社会舆论，变法思想广为人知。其次，建立学会，壮大维新运动的社会基础。最后，撰写一批系统论述变法思想的理论著作。３．维新思想的发展与衰落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至９月２１日，是维新运动的高潮时期，史称“百日维新”。在这一时期，光绪皇帝下诏变法，戊戌维新思想发展成为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顽固派则说服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捕杀维新志士，变法运动失败。戌政变后，维新思想在国内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扼杀。第二节康有为的政治思想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１８９５年，在京发起“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又屡次上书请求变法。1898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提出各种变法方案，成为维新变法的主要谋划者之一。戊戌政变后，流亡海外，组织保皇会。1903年革命思潮兴起后，仍顽固坚持保皇立场。民国成立后，大搞尊孔复古，1917年参与张勋复辟，失败后再次逃离北京。1927年，病逝于青岛。著作颇丰，主要有《春秋董氏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等，当代学者整理出版的有《康有为全集》、《康有为政论集》。一、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有二：一是通过诠释“公羊三世”说阐述历史发展观；二是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民权理论。１．“公羊三世”说的社会史观康有为指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康有为借助“公羊三世”说诠释历史发展。康有为从儒家今文经学汲取营养，通过重新诠释“公羊三世”论证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祖宗之法”也必须随时代的前进而改变，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事变”，进而提出了“变者天下之公理”的论断，从而直接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根据。２．自由、平等的民权理论康有为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指出人性是自由的。他说：“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此外，人与人之间还应当是平等的。“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从个人延伸到整个国家，康有为认为，国家由自由平等的个人组成。君主只是民众指定的为他们管理国家的代理人二、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康有为维新思想的核心是革新政治制度。其基本要点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让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参政、执政，逐步实行君主立宪，改革中国封建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１．“设议院”，实现“三权分立”康有为主张兴民权、设议院。早在１８９６年，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明确主张设立议院。由于维新变法在推行过程中受到保守势力的抵制，如果立即开设议院，保守势力依然会占据主要位置，这对于变法则更加不利，而且，康有为等维新派认为，此时中国民智未开，无法立即建立议会制度。鉴于此，他们暂时搁置了开议院的设想，转而提出在宫中开设“制度局”的主张。“制度局”主要职能是议政决策。２．“富国为先”，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康有为力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在《上清帝第二书》中宣称，变法应以“富国为先”，并提出富国、养民、教民等一系列措施。富国之法有六：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养民之法有四：务农、劝工、惠商、恤穷；教民之法则主要是设学校，开民智。３．“移易民心”，改造文化教育康有为认为，国家的强弱，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的多寡和兴衰。他主张普及教育，使教育“下逮于民”，逐步改变全国“民多士少”的局面，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平他提出：“广开学校，以养人才。”此外，康有为还提出要“移易民心”，改造人们封闭保守的落后观念。维新变法后第一女学堂４．仿效日本，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康有为非常羡慕日本明治维新。在他看来，中国应当以日本为榜样，理由有三：第一，日本明治维新成效显著。第二，日本与中国地理相近，文化风俗相似，社会性质、法律制度、所处的国际环境都类似。第三，日本明治维新采取以天皇为首实行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这条道路正适合中国维新派的需要。三、大同思想康有为的大同思想展现了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图景。１．人类现在遭遇的社会问题与将来的理想境界康有为从“苦乐”、“平等”及“仁爱”三个方面思考人类社会问题。在他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人的生活中充满痛苦，这是以往任何社会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大同书》即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康有为总结道：“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大同世界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乌托邦图景。２．大同社会的制度设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未来社会应当是物质丰富、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首先，经济上实现财产公有。其次，政治上实现人人平等。最后，社会实行人民自治。康有为撰《大同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的追求；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并没有真正看到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也不可能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案。第三节梁启超的政治思想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１１岁中秀才，１６岁中举人，少时聪慧，远近闻名。１８９０年，１７岁的梁启超进京会试，不第。回到广东后经人介绍结识康有为，拜康为师。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成为其得力助手。１８９５年，梁启超参与发起“公车上书”运动，全身心致力于维新事业，成为《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的主笔，极力宣传变法维新。一生著作等身，《饮冰室合集》凡一千余万言。在哲学、政治、历史、经济等诸多领域里，梁启超都作出过巨大理论贡献，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一、戊戌维新时期的民权观民权思想是戊戌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梁启超是这一时期民权思想的重要阐释者之一。人类社会从专制走向民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按照这条发展规律，梁启超认为当今世界历史必将进入“民为政之世”，“民权之说即当大行”，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不过梁启超此时所讲民权，与民主是有区别的。梁启超认为，要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关键在设议院，而设议院又以兴学为本，这是因为，“权者生于智者也”，“今日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总之，开议院，兴学校，广民智，是梁启超戊戌维新时期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也是其民权观的核心所在。二、“新民”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教训时认识到“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梁启超大倡“新民”说，并把这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根柢源泉”。其“新民”学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首先，梁启超的“新民”方法有二：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既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精华，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同时又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使之为我所用。其次，梁启超介绍了“国民”、“国家”的概念，试图培育民众的国民观念和国家意识。在他看来，国民是组成国家的主体，拥有管理国家的权力。几千年来，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只有朝廷观念。“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二者有本质的区别。第三，塑造国民观念和国家意识必须树立权利观念。梁启超指出，人人都应当保护好自己那份权利，“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有无“权利思想”系到国家的安危。第四，人民还应具有自由意识，这也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核心。梁启超的自由观大体上源于西方。在梁启超看来，培养人民独立思考的能力是破“心奴”的关键，要让人民有“公理”识，只有达到“思想之自由”才称得上获得了真正自由。梁启超认为，伸张自由既要靠立宪制度，也要靠开民智。第五，梁启超还特别关注自治问题。梁启超还注意到权力制衡对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梁启超认为，政府与人民的权力界限不是永恒固定的，它应随着文明进步而不断发生变化。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自营”能力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越发达，人们越能够“自治”，便越要求政府放松对人民的管制。梁启超还注意到权力制衡对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综上所言，求变法、兴民权、塑新民是戊戌时期梁启超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为维新思想家、宣传家和社会活动家，梁启超不遗余力地宣传维新变法，鼓吹民权自由，对于推进维新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第四节谭嗣同的政治思想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喜欢四处游历，接触到一些西方知识。在浏阳设立南学会，讲新学，又开设算学格致馆，介绍西方科学知识。1896年，到南京充任候补知府。1897年，回到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宣传新学。翌年，进京觐见光绪帝。在变法受到顽固势力阻挠时，曾试图鼓动袁世凯发动兵变，事败，光绪皇帝被软禁于瀛台。谭嗣同被捕从容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主要作品是《仁学》，后人将其著作整理编辑为《谭嗣同全集》。一、谭嗣同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谭嗣同的《仁学》具有浓厚的哲学思辨气息，试图通过形而上学的论证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１．《仁学》中的本体论思想谭嗣同认为，“仁”是宇宙的本体，“仁为天地万物之源”。“仁”的特质在于“通”，他说：“仁义通为第一义。２．“器道一体”的辩证思维与“日新”说谭嗣同说：“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夫苟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