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及其发展评析

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及其发展评析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经济理论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域有：垄断竞争贸易理论(Krugman，1979a，1980)、战略贸易理论(Brander&Krugman，1983)、新经济地理(Krugman，1991a)、金融危机理论(Krugman，1979b)、汇率动态变化(Krugman，1991b)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Krugman，1988)等，其中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也被称为新贸易理论，而新经济地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自然延伸。克鲁格曼获奖的最主要原因是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在克鲁格曼的所有理论贡献中，其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影响最大，对当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此本文侧重对此进行述评。我们希望通过对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的介绍，梳理垄断竞争贸易理论与当代其他国际贸易理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展示近三十年来国际贸易主流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基础之上的。同时，我们也将讨论克鲁格曼理论对中国贸易发展的现实意义。一、克鲁格曼与新贸易理论（一）新贸易理论的产生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假设有两种产品和一种要素（劳动），将国际贸易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技术的差异。赫克歇尔和俄林（HO模型）把要素禀赋看成国际贸易的基础，其理论本质也是比较优势，只不过比较优势的基础是要素禀赋差异而非技术差异。该模型假设一国利用两种要素生产两种产品，不存在要素密集度逆转，而且市场完全竞争、同类产品同质和规模报酬不变。在这些前提下，一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充裕要素生产的产品。所以贸易主要应该在存在一定要素禀赋差异的国家之间发生，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但该理论与实际情况具有很大的反差，“二战”后，绝大部分国际贸易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横向贸易，而不是发生在有着较大要素禀赋差异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且大量的贸易是发生在同一行业和同类产品（如汽车，计算机等）之间，是同一产业内同类产品之间的交换。理论与现实存在着巨大的不一致。对此，Helpman&Krugman在《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中指出了传统贸易理论遇到的四种困境：(1)不能解释现有的贸易量；(2)不能解释现有的贸易构成；(3)不能解释公司内贸易的作用和现有规模，也不能解释外商直接投资；(4)不能解释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果。这些事实对传统贸易理论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国际贸易理论家，通过在贸易理论模型中引进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和差异化产品，彻底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面貌。在这些理论模型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基于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贸易理论和基于寡头市场结构的战略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在这两类文献的发展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影响力更大。战略贸易理论结论的不稳健性和福利分析的不可靠性使得主流贸易理论家在近年来更加关注克鲁格曼的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最核心的创新就是把规模经济的思想纳入国际贸易。事实上，俄林等人很早就认识到报酬递增可能是国家间发生贸易的一个原因，后来在70年代末，A.Dixit&V.Norman(1980)和K.Lancaster(1980)也各自独立地形成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可以在没有外生比较优势的情况下促进国际贸易产生的思想。但克鲁格曼的成功之处在于将Dixit&Stiglitz(1977)的“多样性喜好”方法应用到国际贸易理论中，从而能够用简单的技巧把规模报酬递增的思想进行模型化。（二）垄断竞争贸易理论主要观点克鲁格曼的论文《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1979a)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上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对近30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在规模报酬递增基础上，通过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所特有的垄断性质和竞争性质，他推导出两个重要的市场均衡条件：(1)每个厂商最大化自己的利润，要求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MR=MC)，厂商定价采用的是在边际成本上加成定价的方式。(2)当经济利润为正时厂商可自由进入，所以长期均衡时一定有零利润，或价格等于平均成本(P=AC)。由此两个均衡条件，克鲁格曼提出了著名的向上倾斜的PP曲线和向下倾斜的ZZ曲线（参见图1），从而决定了国内均衡水平。图1PP曲线和ZZ曲线(Krugman，1979a)上述均衡是内部均衡，不过引入贸易也相当容易。例如，假设两个大小相同的国家从封闭经济走向自由贸易，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相同，在HO模型中绝对找不到他们之间进行贸易的理由。但是在垄断竞争模型中，贸易的发生将具备其合理性：因为厂商生产差异化产品并出口到另一国家，生产规模的扩大有助于平均成本的下降；同时由于面对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竞争厂商数量的增加能够降低产品的均衡价格。克鲁格曼认为当两个各方面都相同的国家开展贸易时，在贸易方面的效应就像一个国家的人口增大了一倍一样，这对PP曲线没有影响，但会下移ZZ曲线（参见图1）。因此，每种产品的均衡消费量会从c[,0]下降到c[,1]，而真实工资(w/p)[,0]会上升至(w/p)[,1]。消费量下降是由于个人将花销分散到更多的产品种类上，而这提高了需求弹性，降低了产品均衡价格，提高了真实工资水平。对于消费者，这只是一方面的收益，与此同时，在自由贸易下两国产品种类的总和将超过贸易前任何单个国家的产品种类数，消费者可以消费到更多的差异化产品，因此将提高福利水平。克鲁格曼(1979)的模型虽然已经非常简单清晰，但在扩展中仍然有一些麻烦，即使是加入运输成本这样的变动，也可能使得模型的解变得非常复杂。克鲁格曼在其《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与贸易模式》(1980)一文中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修正和简化，使用具体的CES效用函数，从而使得真实工资不再是消费量的函数。使用了CES函数的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模型几乎成为当代国际贸易主流文献的标准工具，其影响至今不衰。经此变动，图1中的PP曲线变成一条水平线，当发生自由贸易时，真实工资不再变化，企业生产量不再变化，个人消费量下降，产品的种类数与人口数同比例上升（参见表1）。表1克鲁格曼1979年模型与1980年模型贸易时各变量变化比较变量真实工资企业生产总量个人消费量商品种类数1979年模型上升上升下降上升（小于人口比例）1980年模型不变不变下降上升（与人口同比例）这一简化使得模型具有了更强的可扩展性，他开始允许两国的规模不对称，并引入运输成本，在此基础上推出了著名的“本国市场效应”：两个国家进行贸易时，规模大的国家将会生产更多数量的产品而且会成为该差异化产品的净出口国。关于“本国市场效应”背后的机理是简单的，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运输成本的存在，生产活动倾向于在规模较大的市场需求附近形成集聚。“本国市场效应”从需求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国家在生产某一特定产品上具有优势。由于较低的价格水平，规模大的经济中人们的福利会相对较高，因为整个消费中只有小部分担负了运输成本。这一结论引起了国际贸易学界至今不衰的研究兴趣。正如杨小凯和张永生(2001)所言，新贸易理论实际上讲述了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冲突的故事。一方面消费者有多样性喜好，希望产品种类越多越好，另一方面，从生产者角度看，由于规模经济产品种类是越少越好，因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意味着成本的降低，但是市场竞争会去折衷这种两难冲突，达到某种垄断竞争的均衡。而且人口的增加或者通过贸易将会使得规模经济和多样化两难冲突的折衷余地增加，从而提高生产率和产品种类。（三）新贸易理论的贡献和缺陷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最大的贡献是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克服了传统贸易理论所遇到的困境。最明显的就是新贸易理论能够解释产业内的国际分工，很好地吻合了现实中的贸易模式。同时，新贸易理论也说明了许多新兴产业和贸易模式的形成似乎更是一种偶然的机遇，正如海闻(1995)所分析的那样，由于工业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能囊括一行业所有的产品，从而国际贸易成为必然，但是具体哪一国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国家在分工中拥有哪些优势产业，往往取决于分工发生前初始条件的细微差别。而且分工模式一旦形成，优势产业就会由于路径依存而在相当长时间内得以延续。克鲁格曼模型虽然简单，但其中已经蕴含着混沌理论中蝴蝶效应的思想。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在于他为其后的贸易理论发展提供了一个可扩展的分析框架。当然克鲁格曼新贸易理论也有一定的弱点，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他没有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对贸易开展之后企业之间的“竞争淘汰”效应和“规模变化”效应缺乏很好的解释，所以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有的企业规模会扩大，有的企业会被淘汰，也没有办法去解释贸易开放后由于企业优胜劣汰导致生产效率提高的好处。而这些缺点正好促进了当前新新贸易理论在克鲁格曼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另外，新贸易理论不能说明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转变的内在机制，即既然国际贸易有这么大的好处，为什么要从国内贸易开始呢？新贸易理论提出了“贸易障碍”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模型中没有代表这些障碍的具体变量或参数，所以消费者和生产者永远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中交易，相互隔离的市场永远不会在均衡中出现，市场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外生给定的（杨小凯、张永生，2001），这种缺陷也使得后来杨小凯等人创立了超边际分析的内生化贸易理论模型(Smythe，1994)。二、垄断竞争贸易理论对国际贸易主流理论的影响（一）新旧贸易理论的综合克鲁格曼垄断竞争贸易理论的一个强大优势就在于他的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能够自然地联结融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想象有两个国家和两个产业，两个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在两个产业上分别具有比较优势。每个产业中有很多差异化的产品，两国之间可以基于规模经济进行差异化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产业的比较优势可以不表现为某个产业的只出口不进口，而是表现为出口大于进口的净出口。在这样的一个模型中，H-O体系与克鲁格曼模型就浑然一体了。Lancaster(1980)、Dixit&Norman(1980)、Krugman(1981)、Helpman(1981)以及Helpman&Krugman(1985)都研究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的综合模型。他们认为新旧贸易理论的综合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用来检验和预测国家之间不同的贸易模式。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新旧贸易理论的综合形成了在更广范围内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经验研究的基础，从而允许研究者评价新贸易理论的现实意义。（二）对新经济地理的影响克鲁格曼在1979年关于新贸易理论文章的最后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由于过高的运输成本和其他障碍使得贸易不能充分发生时会出现什么情况。他考虑到在一个规模报酬递增的世界中要素流动将代替贸易并导致集聚发生的情形，实际上他讨论了当劳动力的流动变得可能时集聚的可能性，这其实就是新经济地理“中心－外围”模型思想的雏形(Krugman，1991a)。克鲁格曼在他1980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本国市场效应”，只要存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生产要素就会向大的市场集中。在存在Dixit-Stiglitz多样性喜好的情况下，“本国市场效应”一方面使得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会有更高的真实工资水平，同时能够生产更多的产品品种，这都会吸引劳动力向已经拥有更多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这种流动可能导致城市的形成，也可能导致发展经济学中早已认识到的“中心－外围”体系的形成。（三）贸易与增长新贸易理论对重新思考经济增长起到了重大的启发作用。在传统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的变化往往是外生的。例如H-O体系中的雷布津斯基效应，可以解释要素存量增加导致的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和贸易模式的影响。但是对于贸易反过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贸易理论少有解释力。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规模经济应该是解释贸易与增长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Ethier(1982)运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讨论了规模经济和中间品种增加之间的两难冲突。Ethier模型直接促成了后来Romer(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