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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龙应台11985年生于台湾，与首版《野火集》同龄，八个月大后移居瑞士、德国。2006年进入香港大学经济系，认为经济很“好玩”龙应台：1952年生于台湾，华人世界率性犀利的一支笔，33岁着手写《野火集》对台湾甚至大陆发生深远的影响。34岁第一次做母亲自称从此开始上“人生课”，且至今未毕业，龙应台“人生三书”（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目送）是这堂“人生课”中的三本“作业”安德烈(AndreasWalther)2作者生平现代作家，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0年11月15日，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获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1984年龙应台于中国时报撰写“野火集”专栏，引起热烈回想；隔年出版，一上市即告罄，一个月内印刷24次，印行100版，销售20万册，风靡台湾，余光中称其为“龙卷风”。同年出版的《龙应台评小说》震动台湾文坛，其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但在1986年至1988年龙应台因家庭因素旅居瑞士两年，专心育儿。1995年出版《孩子你慢慢来》3光鲜背后的故事永远的插班生与陌生人也许，龙应台的孤独是在她未出生时就已注定了的。1949年，湖南衡山火车站。火车马上要开了，一岁的龙家长子龙应扬在奶奶怀抱里，他的妈妈——24岁的江南少妇应美君今天要来接他。半年前，为与驻守广州的丈夫、国民党军官龙槐生团聚，美君抱着应扬离开家乡浙江淳安。战乱时的火车拥塞不堪，就像个大罐头，塞得满满。弧形的车顶上人们用绳子把自己绑着，一过山洞就会有人掉下来，死在滚滚车轮下。想到车里已有几个孩子、老人暴毙，美君临时决定在湖南衡山站下车，将怀里的婴儿交给乡下的奶奶。在广州半年，美君眼见了太多的生死离散，她决心无论如何要回衡山把孩子带出来。只是，时隔半年后，衡山火车站，应扬却远远躲在奶奶后面，死活不肯跟这个陌生的女人走。4火车要开了，应扬哭，奶奶也哭。在那一刹那，美君犹豫了。她应该冒着孩子被挤死的危险，把他塞进火车？还是等战争过后再来接？她把手伸出去，又缩回来。缩回来，又伸出去。哨声响起，千钧之重，都在一瞬。美君在最后一秒做的决定是，好吧，留在乡下。火车开动的一刻，美君像货物一样被人从车窗塞进去，一岁的儿子在车外看着她。此后，美君再见自己的长子，已是38年后的1987年。乱世里，任何一个一刹那的决定，都是一生。应美君与丈夫龙槐生后来随战败的国民党军队来到台湾，生下了女儿，取名“龙应台”。2009年1月，龙应台和67岁的哥哥应扬坐在船上。“我们在一条湘江上，这个老人跟我父亲长得真像，一口湖南乡音。我问我哥，你后来怎么想妈妈？他说，他的脑海里总有那样一幕：有一个在动的火车，一个短头卷发的女人在车窗里面。他说小时候只要一听到火车要出站了，就沿着田埂喊着妈妈拼命追。他心中，任何一个在车窗里短头发的女人都是妈妈，而妈妈永远在一辆跑的火车上，在离开的火车里面，永远追不上。”5作为台湾“外省第二代”，龙应台在给大儿子写信时冷静分析自己的身份：“终其一生，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我是永远的插班生、陌生人。”龙应台永远记得，父亲在世时最喜欢让女儿陪他去剧场听《四郎探母》。每次看时，父亲的眼泪都是一直流，一直流。流泪的又何止父亲一人。“四周尽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人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身份困境。”也许那时，龙应台也再次认清自己这个“台湾外省人”处境的残酷和荒谬。时代之剑切断了她和传统、宗族的连接，使她悬在半空，永远无所凭依。6创作特色《孩子你慢慢来》与《目送》均是以温柔笔触描写亲子间的亲密互动，《亲爱的安德烈》是数封写给儿子的坦率的几乎痛楚的信。身为父母与子女双重身份的她逐渐明了人世中亲情的牵绊，不仅是当下的感动，亦是渐行渐远的必经路程，龙应台一反批判犀利的笔调，描写诸多生活中有情细节，反映出其细腻的情感，读起来温馨有味，情意盎然。被誉为华人最有力的一支笔，针砭时事，鞭辟入里，以有情眼光观察社会，其《野火集》、《百年思索》、《面对大海的时候》讨论的均是台湾面对国际面对世界时人民应有的自我反省与探讨，她举出无数台湾社会现象来作为讨论，并以中国人文化的心理角度深入解释台湾政府的作为和人民的表现，其中辛辣讽刺的文笔虽遭人反对、谩骂、或密投书至政府单位，但她仍秉著客观批判的精神，持续而正中要害地不断写出她的社会观察，龙应台无所畏惧，因为她笔下台湾的丑恶和腐化，是源自于她爱台湾的不舍与心疼。7温柔母亲被刺伤身份是尴尬的，但龙应台从小就是个有大志向的人。在台湾苗栗苑里长大，家境虽贫困，龙应台却一直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挂在嘴上。1974年赴美国求学，龙应台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学成归台后，她拿起手中笔，掀起了一场文化大风暴。这场席卷两岸的“龙卷风”，最初是由杂文集《野火集》开始的。24年前的冬天，《野火集》在台湾出版，21天内再版24次，每五个台湾人就拥有一本。当时的台湾，累积了多年对体制的不满，批判的声音暗流汹涌。随着龙应台点燃的这把“野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到了明处。龙应台在威权的禁忌与被容许的底线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行走其间，赢得掌声。“《野火集》是在绝对的天真中写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任何还会去写的人都是有天真存在的。”再回首，龙应台保持清醒。8“龙卷风”正劲时，龙应台随德国丈夫举家迁居欧洲，一走就是十三年。期间，她一边继续写着那些如刀光剑影般锐利逼人的时评文章；一边以慈母之爱完成了温暖动人的《孩子你慢慢来》。客居他乡十三年，龙应台觉得作为母亲自己收获颇丰，可作为知识分子，自己却在下沉，因为“离开自己的泥土，有失根的危险”。偶尔回台湾，她拿着红酒，看着淡水河，眼泪流不停。异乡寂寞，龙应台想要有所作为却不能，对社会的进言就像放空炮弹，讲得激烈，但毕竟遥远。台湾著名文化人蒋勋说过她，“你是一匹狼在那边叫，没有人和你去对叫，那才是荒凉。”转机是在1999年。龙应台应马英九邀请离开欧洲，离开两个孩子，回到台湾出任台北市第一届文化局长，为期三年。“龙局长”走马上任的背后，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曲折。那一年，马英九是先找到蒋勋，请他担任文化局长。蒋勋知道龙应台的雄心壮志，极力向马英九推荐了龙应台。龙应台说，那次的回归她带着“准备身败名裂”的心情。9龙应台初上任，很多人便说她干不长。李敖甚至说“龙应台连三个月都干不了”。但她却谨小慎微、步步为营。如今回头看，龙应台自认这段公务员经历让她获益匪浅：“只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时，我只能看到一个钟表它的两个指针是怎么走的。成为官员，有实际经验的时候，我就知道齿轮是怎么回事，知道它工作的原理。这时，再退出评论事情，自然就有了不同的角度和深度。”出任局长的三年，龙应台一天一通电话打给两个孩子。除了表达亲情，还有寻求慰藉。可她记得，有次跟老二菲利普通话，“拿起听筒，他问我，‘你喝了牛奶没有？’我愣了一下，说我喝了。他说，‘你刷牙了没有？你今天功课怎么样？’”龙应台意识到，儿子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对母亲的关爱表示抗议。本想从孩子身上找寻温暖的她，倍感“伤害”。102003年，连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要求龙应台再做一届文化局长，但龙应台却坚决辞职，重归学者作家生活。她说自己那时忽然有种感觉，“很怕赢得了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孩子。”龙应台离开欧洲那年，大儿子安德烈十四岁，脸上有婴儿肥。辞任文化局长时，安德烈已经是十八岁的青年，谈了恋爱，有了驾照。“我发现他再不让我拥抱他，离得远远的，而且你要是出现在他和他的朋友当中，会让他觉得很丢脸。”在台湾，曾有记者问安德烈，如果龙应台现在20岁，她可能成为你的女朋友吗？安德烈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伤感无奈的龙应台想重新“找回”儿子。于是，她向安德烈建议，以通信的方式交流两人的思想，并以专栏形式在报刊发表。让龙应台“吓一跳”的是，安德烈居然同意了，但条件是：“你不要再打那么多电话‘骚扰’我。”11此后，龙应台开始了和儿子艰难的书信沟通。“必须是我写信给他，先要写一遍中文的文章，中文的文章写完之后，还要用英文写一遍，把英文的给他，他用德文回复我，德文版到了我的手里，我还得把它翻成中文，四道手续。”龙应台与安德烈的通信最终集结成书，《亲爱的安德烈》于2008年出版。“这不是亲子书，而是将我的挫折展现出来，这是龙应台的受伤笔记。”12《亲爱的安德烈》在安德烈十四岁的时候，龙应台离开欧洲，前往台北任职。等她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是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龙应台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可爱的安德烈哪里去了？”她感到：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龙应台觉得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她一定要认识大学生安德烈。于是，母子俩用了三年时间互相通信。就这样，他们以书信的方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十八岁的人”，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13在龙应台与她十八岁的儿子安德烈的三十多封书信里，进行着弭平两代人之间代沟的努力。探讨了母子对新与旧、左派与右派、流行文化与人文关怀的看法，体现了母子不同的世代价值观。通过此书，龙应台跟孩子分享了自己成长的南部小渔村，叙述了贫穷而缺乏养分的环境，让她学到对弱势的同理心与悲悯；叙述了安德烈如何捍卫自己喜欢的摇滚乐，喜欢电影，并且如何从60年代的嬉皮文化中，叛逆出一种值得深思的价值；在叙述这一对母子在面对该为台湾队、中国队、德国队加油时，拉扯出关于国族认同的辩证；更多的是一种相濡以沫，对于理性，对于文明正义，对于教养的理直气壮，超越母子的辈分关系。14MM，你跟我说话的语气跟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年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个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啊。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不是你的儿子，他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可以不必了。不，我不要掉进这个陷阱。我失去了小男孩安安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认识成熟的安德烈。我要认识这个人。我要认识这个十八岁的人。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日子过的时候，他已经是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网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的看着你。他在德国，我在香港，电话上的对话，只能这样：你好吗？好啊。学校如何？没问题。……15这三年的对话，过程真的好辛苦：一次有一次的越洋电话、一封又一封的电子邮件、很多个深夜凌晨的线上对谈、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整个结果，现在呈现在读者眼前。你老师啰嗦我的文字风格不够讲究，老是念念念“截稿期”到了，老师要求我一次又一次地能不能再补充一点细节。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我写的比你好！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自己有很多想法，既然你给我一个“麦克风”，我就把想法大声说出来罢了，到后来我才忽然察觉到，这件事有一个更重大的意义：我和我的母亲，有了连结，而我同时意识到，这是大部分的人一生都不会得到的份，我却有了。我在想：假使我们三年前没开始做这件事，我们大概就会和绝大多数人一一昂只是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