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学简史

第三章中国文物学简史第二节古代文物学的萌芽期从春秋末期到隋唐五代，是文物学的萌芽时期。二、文物学萌芽期的基本情况1、引用铭文以证史春秋时期，由于文字的逐渐消亡，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研究历史的重要文字资料。《礼记•祭统》云：“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者也，为先祖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2、辨别真伪据文献记载，在春秋时期，已有对文物特别是青铜器真伪的辨别。如《韩非子•说林下》：“齐伐鲁，索谗鼎，鲁以其雁往。齐人曰‘雁也’，鲁人曰‘真也’。”《吕氏春秋•审已》载：“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当时也能分辨出石器与玉器，《说文》中记载：孔子对美玉的判断是远看鲜明光亮，近看洁净滋润。3、访古调查司马迁作《史记》，除广泛收集古书外，还特别注意对古迹的踏勘。《史记•太史公自序》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他还登箕山访许由冢，到长沙看屈原沉渊，至北疆观蒙恬所筑长城等。北朝郦道元为注《水经》，调查古物古迹，书中记述汉至北魏石刻碑文百余通，还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及其他古迹。4、特别注重文字的整理、考订（1）简牍：竹简的著录与研究是这一时期的辉煌成就。《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世，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西晋武帝时出土汲冢书，官府很重视，命臣下“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从太康二年（281年）到永康元年（300年）整理完毕，约10余万字，16种75篇。这两批简牍都是战国文字写成，虽然距汉晋不远，但由于六国文字很难认，估计当时整理颇费功夫，应有一批很擅长古器物文字研究的人。如：《史记•封禅书》载：“少君见武帝，上以故铜器问之。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据《汉书•郊祀志》载，宣帝时，扶风献铜鼎，大臣们欲荐之于宗庙。但京兆尹张敞力排众议，指出：此鼎出于岐山之东，铭文内容是周天子对大臣的褒扬，大臣子孙把祖先的功劳刻成铭文，藏之于宫庙。这种器形小而且有铭文的鼎不宜藏于宗庙。《唐书》、《唐会要》记载，贞观十三年，有万年人献五鼎，四鼎皆有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宝用。”由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这一段时期，对于文物上文字的整理、考订已比较多，而且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5、仿造、伪造古物已开始出现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经常仿造三代青铜器，以之达到尊崇儒术，宣扬礼教的目的。还有人是为了牟取暴利、玩赏等目的。周初的青铜器与殷末青铜器非常相似，愿因就在于仿造，这可能是最早仿造的例子，同时也是一种学习的方法。由前面所列举的《韩非子•说林》的记载可以看出，春秋时期，鲁国已伪造谗鼎以应付齐国。到唐、五代时期，已有专门仿造铜器的官家作坊。宋代赵希鹄所著《洞天清禄集》曰：“句容器非古物，盖自唐天宝间，至南唐后主时，于升州句容县置官场以铸之，故其上多有监管花押。甚轻薄，漆黑款细虽可爱，要非古器；岁久亦有微青色者。世间所见天宝时大凤环瓶，此极品也。”三、萌芽期的基本特点1、研究范围较广，涉及文物学大部分门类这一时期，涉及较多的门类有竹简木牍、青铜器，其次，瓷器、石刻、书法绘画、以至于墓葬、城郭等方面均有研究，有些方面的研究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比如，由于竹简木牍在汉晋时期出土较多，客观上刺激了这方面的研究，故古代文物学时期，简牍研究之深当推此时期。古书画的研究起步较晚，自魏晋南北朝开端，先后有东晋的顾恺之《论画》，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各门类的研究深度不一致，与出土量的多少有关。2、文物学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不少门类处于零星研究状态。竹简木牍的研究尽管在汉晋时期比较成熟，但而后的记载却非常少。中国古代的制瓷业从东汉中晚期之后就比较发达，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越窑系已经形成，青瓷的烧造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而见于文献的记载只有潘岳的《荈赋》：“倾缥瓷以酌醽”之类的句子。到了唐代，陆羽在《茶经》中首次对唐代的窑址进行了命名和比较，但他是从品茶的角度出发，对各个窑址的瓷器进行品评，并不是一部专门的文物学著作。3、个别门类研究的深入，标志着文物学萌芽期的结束。文物研究各个门类发展的不平衡，是萌芽期的主要特征。比如秦汉时期，青铜器已近尾声，书画却正在起飞。书画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特别是汉晋以后，其研究水平超过其他门类。代表作是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它是第一部中国通史性质的画史著作，共10卷，罗列了轩辕到唐会昌元年间373位画家的小传，使不少画家的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它评品画家的师承关系、绘画风格很客观，同时还保存了很多绘画保护方面的知识。而其他门类的通史著作出现的较晚。书画方面的超前发展，必然带动其他文物门类研究的深入。4、文物学的某些理论开始萌芽。如东汉袁康著《越绝书》，在《宝剑篇》中以工具为标准，把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石兵、玉兵、铜兵、铁兵，与近代考古学划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三个阶段接近，是很有见解的论断。5、古代文物学专著的问世。这一时期，文物学不少门类都有专门著作。如碑刻方面，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梁元帝肖绎撰《杂碑》22卷，《碑文》15卷，二书虽现已佚失，但无疑是碑刻方面最早的专门著录。铜器方面有：梁顾煊《钱谱》，已佚失；虞荔著《鼎录》、陶宏景著《古今刀剑录》等。书画方面有齐梁谢赫的《画品》一卷，是中国第一部书画品评著作；还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朱景玄的《唐朝名画录》等。第三节古代文物学兴盛期两宋时期是文物学的兴盛时期。一、两宋文物学兴盛的原因1、两宋时期发达的学术研究促进了文物学的发展（1）在史学方面，官修与私修的著作众多。官修的史书有：《新唐书》、《旧五代史》等；私修的史书有欧阳修的《五代史记》等。此外，宋代还详于当代史迹的记述，“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勅令，有御集；……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记。”如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为私人修当代史。大部的编年史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有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百科全书式的通史有郑樵的《通志》，方志方面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等。宋代的学者并不盲目从古，对前代的一些文献提出了很有见解的推测，如郑樵、朱熹对《诗序》的怀疑，对《管子》作者的推测，吴棫、朱熹认为所谓《孔安国传》、《孔安国序》是魏晋间人所作等。同时，宋人对群书的校勘、整理、编写目录、认字辨音，都表现出宋人治学实在的一面。这对于文物的研究无疑大有裨益。（2）宋代自然科学的发达对文物学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如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地质化石、矿藏的辨认，范成大、刘贡父在动植物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都超过前人。文物学的发展既需要社会科学的知识，又需要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而宋代恰好在这两方面都能给予满足，使文物研究得以充分发展。2、两宋重文的社会风气是文物学兴盛的原因之一两宋时，统治阶级重文轻武，历代皇帝大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行家里手。如宋徽宗赵佶、宋高宗赵构都长于绘画，爱好古器物。当时的皇室也大量收购古器物，宣和时，无论大小、远近，凡古玉、玺印、石刻、法书、国画，凡知名者一概收入。这对当时的文物收藏与研究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不但皇帝、皇宫大量收集古器物，宋代的文人、士大夫喜好收集古器物的不计其数。当时，汴梁已有专门的文物交易地点，据《东京梦华录》载，东十字大街的夜市就有这样的市场。这在客观上为士大夫研究文物提供了实物来源。3、造纸与雕版印刷的成熟与普遍为文物学的兴盛提供了条件文物学的研究及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纸张的质量与雕版印刷技术的提高。因为文物学的著作大多有图，能否摹写状物，直接影响到研究的可靠性。所以它对纸张与印刷的要求较高。唐代发明印刷术以后，直到宋初，简牍才彻底被纸张代替，印刷技术已有很大提高。据《宋史·李至传》载，太宗淳化五年，已能选官分校《公羊》、《周礼》、《论语》、《孝经》、《史记》、《汉书》等在杭州镂版。《群书考索后集》载，宋初到真宗的四十年间，书版由不及四千剧增至十余万。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胶泥活字，证明当时书籍印刷的需要量大增。这一切为两宋文物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二、文物学兴盛的标志1、文物的收藏在宋代达到高峰由于宋代的文化比较发达，不但藏书的人多，收藏文物的风气更是兴盛。上自皇帝，下至商贾、市民大都喜欢收集文物。宋代的皇室除大量收集青铜器外，还专门设立书画库，收集名书古画。在私人收藏中，苏东坡家藏《兰亭序》，李公麟家藏吴道子《天王图》，文彦博藏王子吴鼎、伯玉盉、季姬匜等十几件青铜器等等。2、文物本身更加文人化、文学化纵观宋代以前的文物，比较质朴。由于整个宋代社会文化气氛的浓厚，文人情趣渗透至器物的制作中，使宋代器物的文学化、文人化倾向愈来愈严重。在绘画方面，唐代以前的文人画在中国绘画的三大流派中不占主要地位，自从苏轼倡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以来，绘画的意境大为开阔，如“踏花归去马蹄香”、“野渡无人舟自横”等为题的绘画，耐人寻味。在瓷器方面，除器形多种多样以外，瓷器表面的纹饰更加活泼自然，最为典型的是磁州窑诗配画的特色装饰，将书法、绘画、文学艺术巧妙的结合于一器之上，真正的体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境。其诗句多为宋代名人诗词和民间警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如“金堂玉马三学士，清风明月两宋人”；“一架青黄瓜，满园白黑豆”等。3、文物的著录研究更加普遍化、系统化（1）普遍化主要表现在：覆盖的文物门类多，而且就某一门类来说，著录丰富，不但公家编撰，私人著录也颇丰。在书画方面，唐代的书画著作主要是私人修撰。宋代时，皇室大量地整理库存法书名画。如宋初太宗时，整理库存法书名画，编撰《名画断》。宋徽宗把古今名画分为十门，集中人力集体编写《宣和画谱》，其规模之大，是个人力量无法到达的。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宫廷收藏，又因为收入的作品皆经过当时名家的鉴定，因此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在私人著录方面，有米芾所著《画史》、《书史》，黄伯思（北宋书法家）著《东观余论》等等。在金石方面，欧阳修著《集古录跋尾》，是我国最早研究石刻的专著；吕大临的《考古图》是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共著录224件器物，每器皆有图形、款识、尺寸、容量、重量等。王黼领衔编写的《宣和博古图》，赵明诚著的《金石录》，薛尚功所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等，都是著名的文物著录书籍。（2）文物研究的系统化主要表现在著作本身的前后连贯性。如《宣和博古图》之于《考古图》，《续考古图》之于《考古图》，《金石录》之于《集古录跋尾》等，它们之间有着前后的承继关系。在书画方面，北宋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可视为《历代名画记》的继续。文物研究的系统化还表现在体例的科学化、体裁的多样化。如《考古图》等著作创立了图录，图的出现对文物研究十分重要，至今仍然如此。南宋赵希鹄（hu）所著《洞天清禄集》一卷，分为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古今石刻等10类，其探源释流，旁征博引，标志着综论文物学各门类的开始，在文物学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三、两宋文物学的成就与不足宋代文物学的成就，在于它的著述从体例上创立了图录、录文、鉴识；在内容上，则以时间、种类、地区等标准来划分，处理资料的科学性表明文物学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时期。王国维在《宋代金文著录表》中对宋代金石学如是评价：“国朝乾嘉以后，古文之学颇盛，辄鄙薄宋人之书，以为不屑道。窃谓《考古》、《博古》二图，摹写形制、考订名物，其用力颇巨，所得亦多，乃至出土之地，藏器之家，苟有所知，无不毕记。后世著录家当奉为准则。至于考释文字，宋人也有凿空之功，国朝阮（元）、吴（式芬）诸家，不能出其范围。若其穿凿纰缪，诚若有可讥者，然亦国朝诸老之所不能免也。”王国维在这段文字中，客观地品评了宋代金石学的成就，并指出宋代金石学也有不足之处。具体说来，宋代金石学即文物学的不足体现在：这时的文物学只是从器物本身的形制、尺寸、文字等方面来研究，不大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