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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社会的理解韩国古代史2011.03.111.古朝鲜古朝鲜是在青铜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朝鲜历史上最早的国家，虽然在近代以前一直将卫满朝鲜以前的朝鲜称作古朝鲜，但最近史学界将卫满朝鲜也包括在内，称为古朝鲜。辽河流域的琵琶形铜剑文化以及大同江流域的细形铜剑文化，都是古朝鲜文化的象征。在公元前3到2世纪，准王时期的古朝鲜和卫满朝鲜都定都于平壤。公元前4世纪末到3世纪初，在与战国时期的燕国发生战争之前，古朝鲜的中心一直位于辽河流域。高丽僧人一然所著的《三国遗事》和其所参照过的中国史书《魏书》中，都记录着古朝鲜为公元前2333年天神桓因的孙子(庶孫)、桓雄的儿子檀君王俭所建。从辽河流域的各种考古资料和文献记录来看，公元前8至6世纪，古朝鲜在辽河流域已初步形成了“君长社会”(即酋邦)，最晚在公元前7到5世纪左右，古朝鲜的国号已为中国所知。青铜器文化十分发达的古朝鲜还吸收周边的先进文化，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据中国的史书《魏略》记载，公元前4世纪时，古朝鲜的国力已经强盛到了可以与中国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一争高下。古朝鲜与燕国的紧张关系，虽然表面上体现在燕国的称王，但从不甘示弱的古朝鲜也称王的史实来看，当时的古朝鲜绝不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古朝鲜与燕国的紧张关系，最终演变到了公元前4世纪末至3世纪初的全面战争。在战争中，古朝鲜失去了2000多韩里的土地，其政治中心也迁到了平壤。由于当时正处于秦汉政权交替时期，趁着汉朝初期社会一片混乱，包括燕国人在内的大批北方人流亡到了古朝鲜的边境地带，燕国人卫满与这些流民以及一些当地土著势力集结在一起，在推翻准王后建立了卫满朝鲜。由于卫满朝鲜是以卫满为首的少数中国流亡势力和多数的当地土著势力集结在一起建立的国家，所以从建国之初就明确表明要承继古朝鲜的正统性，来自中国的流亡势力也渐渐完全同化成了古朝鲜人。被抢夺了政权的准王乘船逃亡到西海岸后，在那里自立为“韩王”。卫满朝鲜通过与汉朝的交易和中介贸易积蓄了国力，并凭借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征服了临屯和真番这样的小国，逐渐发展成一个强国。卫满朝鲜的强盛使得当时正与北方强国匈奴处于对峙局面的汉朝深感不安，终于在公元前109年两国之间爆发了全面战争。当时汉朝出动了五万大军攻打卫满朝鲜，在近一年的争战后，汉朝通过引发内讧才勉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当时卫满朝鲜的军事实力可见一斑。公元前2世纪，在古朝鲜北部由部分韩民族人建立的夫余和位于南方的辰国日渐强大。古朝鲜与夫余和辰国形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前身。2.夫余夫余是朝鲜历史上继古朝鲜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二个国家，又称作“北夫余”，或把“东夫余”包括在内统称为夫余。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世纪从北夷橐离国亡命的东明集团在濊王的濊貊之地建立了国家，公元285年在慕容燕攻打夫余之前，夫余达到了鼎盛时期。公元494年，由于勿吉人南下，夫余王率众向高句丽投降，夫余就此灭亡。在鼎盛时期，夫余的疆域方圆达到2000韩里，其都城位于在沈阳和抚顺设有治所的第三玄菟郡北部1000里处。根据这样的记载，夫余的中心应该位于现在的吉林市，其疆域大抵相当于第二松花江中游区域的吉林省中部地区。夫余存在了近700多年，据传国号夫余来源于意为宽广的原野的“벌(伐，弗，火，夫里)”或意为鹿的满洲语“puhu”。虽然夫余国号的由来并不确切，但史书上记载，在中国东北地区居住的与韩民族有关的国家或势力集团中，夫余占据了其中最肥沃广阔的土地。夫余虽然始于一个军事力量强大的势力集团，但通过与辽东汉郡县的直接贸易以及汉郡县与周边势力集团的中介贸易，渐渐形成了稳定的国家体制，公元285年在慕容燕攻打夫余之前，夫余已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各势力集团中最富强的国家。夫余的疆域大致相当于以吉林市为中心的第二松花江中游地区，西至农安，东至张广才岭，南至辽宁省与吉林省的分水岭，北至拉林河或第一松花江中游地区。从帽儿山和东团山挖掘出的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夫余在公元2世纪前后发展到了最鼎盛的时期，公元285年由于慕容燕的进攻，国势大大削弱，丧失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各势力集团中的盟主地位。公元346年，夫余又受到了鲜卑族的国家前燕的攻击，迅速走向了衰弱，并开始接受高句丽的管辖，公元494年在第一松花江流域勿吉人的紧逼之下，夫余王最终带着部分百姓投靠了高句丽，夫余彻底灭亡。在夫余灭亡的过程中，一部分住民分散移住到了其他地区，一部分当地住民则被吸收到了新的势力集团中。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住民为高句丽所吸收，部分住民则在夫余衰亡的过程中流入了周边的鲜卑族和勿吉族的领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豆莫娄国，它是在夫余灭亡的过程中部分夫余住民迁移到了现在黑龙江省的西南部地区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小国，豆莫娄国使用夫余的语言，一直存续到了公元8世纪。3.三国时期（1）高句丽高句丽是以鸭绿江中游的秃鲁江和佟佳江一带为中心兴盛起来的。这一地区峡谷深邃、重山峻岭，在河流两岸形成了狭窄的平原。随着青铜器和铁器文化的普及，在这一地区的峡谷和平原出现了政治体“那”。根据公元前128年对卫满朝鲜心怀不满的濊君南闾率28万人向汉朝投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推想出存在于这一地区的政治势力。当然，这28万人的集团与其说是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不如说是各地区政治体的联盟。在汉朝侵略古朝鲜的过程中，公元前107年西汉汉武帝在高句丽地区设立了玄菟郡，玄菟郡的范围从鸭绿江中游地区直到曾是沃沮势力故地的东海岸咸兴一带。但是因为这一地区的土著势力顽强反抗，设立的时间跟别的郡县相比晚了一年。而且在玄菟郡设立以后，由于高句丽族的接连不断的进攻，到了难以维系的地步。最终在公元前75年，玄菟郡的中心迁到了兴京、卢城一带。在附属于玄菟郡的三个县中的首县即为高句丽县，也就是说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高句丽”的名称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可以看出其势力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势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时已经形成了名为高句丽的国家，各个地区大概已形成了高句丽族的政治体，正处于集结成一个种族政治体的缓慢过程当中。这些存在于各个地区的政治体就是“那部”，在他们的集结下，形成了一些小国。这些小国经过互相之间的合并，集聚成了更强大的势力，最后剩下的五个势力集团联盟后组成了高句丽国。形成这种联盟体形式的高句丽国的时间，最晚应在驱逐出玄菟郡后的公元前1世纪左右。初期，高句丽联盟体的主导权掌握在松让势力集团的消奴部，但没有多久联盟首领的位置就让给了从夫余地区迁来的朱蒙集团的桂娄部。这可能是由于朱蒙集团在与汉郡县的争战中担当了核心作用，因而控制了联盟体的领导权。到了公元1世纪的太祖王时期，高句丽最终确立了“那部体制”，变成了统领整个高句丽族的强大国家。在太祖王以前，周边还存在着许多未能统一到高句丽联盟体内部的政治体，但在太祖王时期，最终将藻那、朱那国吸收合并后，确立了五那部体制。这种称作那部体制的统治体制一直存续到了公元3世纪末。在那部体制内，虽然允许各部拥有对内自治权，但却剥夺了各部的对外贸易权和外交权，由高句丽王统一掌管。在与玄菟郡的贸易中，高句丽王管辖的责沟娄城就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各部的对内自治权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各部独立任命的官吏的名单要上报给高句丽王，各部的独立性虽有所削减，但高句丽王的统治力却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强化。由于在太祖王时期确立了五部体制，高句丽真正具备了国家的规模，国力大大增强。这也是太祖王又被称作国祖王和取名为含有始祖之意的太祖王的缘由所在。太祖王死后，高句丽虽然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国家内部的矛盾有所加剧，但整体上中央集权还是在逐步加强。3世纪末以后，具有自治力的那部已经消亡，只剩下了首都行政区划之一的防卫名部。高句丽的王位继承形式也从兄弟相传改变为父子相传。随着这种统治体制的确立和对内统辖力的强化，军事动员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这使得高句丽更加大力进行对外扩张。通过对农产品和海产品等物产丰富的东沃沮和东濊地区的征服，高句丽薄弱的经济基础获得了显著的改善，高句丽对中国的郡县也开始了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进攻。但高句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扩张与其说是领土扩张，不如说更具备了掠夺物产和人力的特点。高句丽对中国的战争也并非所向披靡，242年(东川王16年)高句丽突袭了连接辽东和乐浪郡的交通要塞西安平，不料却受到了魏国幽州刺史毋丘俭的反击，不但丸都城被攻陷，东川王也逃亡到了东沃沮。高句丽遭受沉重打击，对外扩张一度受到了遏制。进入4世纪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发展，高句丽建立了中央集权体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继续深化，那部体制逐渐解体，中央集权得到了强化。五部的首领变成了中央贵族，部民们改编为公民。这样的体制变化在后来小兽林王时期颁布律令后，在制度上进一步得以确立。在此过程中，国力日渐强盛的高句丽趁着中国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外征服。313年(美川王14年)，高句丽吞并了乐浪郡和带方郡，将韩半岛上的中国郡县势力彻底驱逐了出去。由于这一地区属于肥沃的农耕地带，这为高句丽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为了争夺辽东地区的控制权，高句丽与鲜卑族慕容氏建立的前燕展开了激烈的争战，在此过程中，高句丽曾两次受到前燕的入侵，342年(故国原王12年)前燕攻破了高句丽的王都。由于向辽东的扩张屡屡受阻，高句丽转为征服南方。在与新兴的百济抗衡的过程中，371年百济围攻平壤，故国原王战死，高句丽再次受到沉重打击。自美川王以后，高句丽的对外扩张在西部与南部不断受挫，反而使国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为了确立国家体制和构建新的统治秩序，高句丽开始谋求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这主要体现在小兽林王时期颁布律令、设立太学并接受了佛教。引入佛教是为了实现精神世界的普遍统一，颁布律令是为了奠定一元统治秩序的基础而施行的制度改革，太学的设立为确立官僚体制作出了贡献。通过这些举措，高句丽确立了更加稳定强大的集权统治体制。此后，广开土王和长寿王时期的迅猛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得以实现的。广开土王时期，高句丽向西制服后燕控制了辽东，向东北征服了肃慎和东夫余后占领了南满洲一带，向南征伐百济，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汉江流域。长寿王时期，高句丽迁都平壤，大举推进南进政策，将韩半岛的中部地区完全控制在了手中。通过大面积地开拓疆土和有效的统治，高句丽的国力日渐昌盛，形成了东北亚的一大势力圈。因此，在“广开土王碑”和“中原高句丽碑”上，高句丽自豪地称自己是天下的中心。纵观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中国正处于南北朝对立时期，北方游牧国家柔然崛起于大漠，加之高句丽势力圈的形成，东亚正处于多元化的势力均衡状态。因此，5世纪中叶后，东亚的政治格局可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这样的局势下，高句丽也得以与南北朝和柔然保持多角度的外交关系，在维护独自的势力圈的同时谋求发展。借助于这种对外关系，高句丽与东亚各个国家甚至中亚地区也开展了交流，在文化上吸收了多种多样的文化产物，发展了独具特色却又具有国际性的丰富璀璨的文化。进入6世纪中叶，高句丽国内外都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高句丽国内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很长时间贵族势力之间一直处于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中。在此过程中，安藏王和安原王被杀，许多贵族被肃清，一些势力甚至逃离到了国外。但是贵族势力的哪一派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一定的妥协之下，形成了贵族联合体制。对于当时的这种情况，《周书》的高句丽传和《翰苑》的高丽记中都有相关的记录：“其官大者号大对卢，比一品，总知国事，三年一代，若称职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攻，胜者为之。其王但闭宫自守，不能制御。”(最高的官职大对卢每三年任命一次，如意见不和，贵族之间则兵戎相见，国王无法控制。)这种贵族联合体制一直延续到了高句丽末期，这一点从高句丽最后的掌权者渊盖苏文起兵肃清反对派的贵族后掌握了政权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种国内政局的激变中，高句丽对外也经历了几次危机。先是551年(阳原王7年)，百济与新罗结成同盟，趁着高句丽内部混乱的机会，突袭并占领了汉江流域。当时在高句丽的西部边境，北齐不断对高句丽施以外交和军事压力，新兴势力突厥击败了柔然后大举东进，对高句丽展开了强劲的攻势，无暇顾及南方的高句丽与新罗签订密约，将汉江流域拱手相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