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李约瑟难题解读二、对难题的认识一、李约瑟难题简介三、难题求解四、难题的启示一、李约瑟难题简介李约瑟JosephTerenceMontgomeryNeedham（1900.12.9－1995.3.24）毕业于剑桥大学，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科学技术史专家,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因胚胎发育的生化研究而取得巨大成就。代表作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胚胎学》等李约瑟以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成为权威,并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拓利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领先了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解读：中国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科学技术上曾有灿烂辉煌的成就。除了举世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研究,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烈滑坡到0.4%。其他领域的数据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即中国地发展速度在18世纪晚期开始明显落后于西方世界。54%0.4%二、对难题的认识“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一方面是由于李约瑟本人所致力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性;另一方面对于广大中国学者来讲,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科学技术如何才能赶上西方国家的现实问题。对“李约瑟难题”本身如何认识可以归结为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一个难题,而且有着多种多样的解答。比如,黄生财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墨家、名家、阴阳说、五行说、元气说等中国古代思想入手,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解答李约瑟难题。还有人从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中国特殊的语言、社会的形态和科举制度等角度出发去解答难题等。另一种观点认为“李约瑟难题”的提法或者难题本身的内在逻辑有问题,因而需要对它进行修改或干脆将它归之于伪问题。比如,钱兆华从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入手将李约瑟难题修改为，“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的技术在许多方面都超过西方,但后来近代技术为什么诞生在西方而没有诞生在中国呢?而且中国为什么一直未出现过任何自然科学体系呢?”。吴国盛则认为,“缺乏一个纯粹的测度时间是中国未诞生近代科学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历史真可以由我们设计的话,如果近代科学具有超文化的普遍性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做此结论。不过,历史并不由我们设计,科学也不具有超文化的普遍品性。也许,李约瑟问题只是一个由现代性话语拼凑起来的伪问题。”“李约瑟难题”的真伪,我们姑且不妄下定论。不过认为难题成立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中国科学技术为什么落后的原因,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益的探索。我认为通过探求难题答案的过程可以加深对该难题的认识,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找到我国近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的真正原因,以便我们可以“对症下药”地采取措施把科学技术搞上去。三、难题的求解(一)外部因素说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只是在近代以来才落后于西方。原因是由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束缚所造成的,而近代科学之所以能在欧洲产生,其根本原因也是由于新兴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首先在欧洲兴起的结果”。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国内学术界可能占大多数,他们从政治因素、经济因素、选拔人才机制以及其他环境因素入手,将其对中国科学技术的不利影响做了细致分析。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封建统治者鄙视科学技术,瞧不起科学技术人才,甚至还利用种种手段迫害科学技术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科学技术一直被贬为“奇技淫巧”,儒家经典《礼记》上就明确提出“奇技、奇器以疑众,杀”的主张。第二,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它迫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符合儒家伦理规范、封建礼仪,这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活动的进行。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对科学技术的阻碍作用主要包括:第一,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严重地抑制了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这就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失去了前进的原动力,因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反之,如果社会上缺乏对技术的需要,那么科学技术当然就不可能得到发展。第二,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强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进一步加剧了自然经济的封闭性,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从而直接减少了人们为科学技术研究活动提供丰富的感性材料的机会。第三,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解决吃饭穿衣问题)的自然经济形式必然导致“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十八章》),这种与外界缺乏交流的社会结构极大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交流和传播。中国社会长期推行的八股取士制度对科学技术的消极影响是:第一,从内容上看,八股文题目都出自儒家经典四书五经,阐述问题要以朱熹《四书集注》为准绳,而且所要论述的问题几乎都属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封建伦理道德范畴,根本不涉及有关自然界的知识或技术。第二,从结果看,八股取士的这种导向作用使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致命打击,因为社会上的读书人要想追求功名,就必须把全部精力用来读“圣贤书”,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样一来,科学技术也就成了不登大雅之堂,无人问津的“下品”了。第三,从形式上看,八股取士保持形式的一致性、稳定性,缺乏创新性,而科学的发展,求新、求异思想是必不可少的。这导致了中国学者墨守成规的习惯,即使有所创新,也要借助“托故改制”这样的理论借口,否则就是“妖言惑众”,其下场可想而知。(二)内部因素说持内部因素说的学者认为,中国没有诞生出近代科学技术,而且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是“文化基因”造成的。这些“文化基因”包括思维方式、哲学思想、与哲学思想紧密相关的科学方法论及人们的价值取向等。在古代,哲学和科学几乎是不分家的,只是在文艺复兴后才使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分化出来。正如大哲学家怀特海所说:“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对他们来说,科学仅是哲学的衍生物”。这也意味着,在不同的哲学基质上会产生不同的科学形态,而且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决定了其科研活动的方向,为科学家的科研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在康德看来,哲学还为科学提供形而上学基础。所以,哲学不仅决定科学的形态,而且还决定科学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没有哲学的支撑,科学将会成为空中楼阁。由此而论,中国从近代以来直到今天在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哲学思想和价值取向与西方科学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或不匹配。(三)综合因素说持综合因素说的学者认为,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和中国在近代以来科学技术方面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非常复杂的,单从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八股取士或单从哲学、方法论、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找原因都是片面的。如我国学者金观涛、樊洪业和刘青峰认为研究难题应把内部的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循环加速规律和外部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结构相结合,“没有这两者的综合整体研究,要真正理解中国17世纪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是不可能的。”四、对当代中国科学政策的启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是原动力,社会需求是推进器,只有推进器(社会需求)和原动力(科学)处于协调状态,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和经济方能获得持续发展。在国家的科学进步水平和社会制度安排中,通常可能出现两种情形:一是科学发展水平高,但是由于制度、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原因,社会对与科学水平相联系的需求不旺盛,这时这个国家不仅经济得不到快速的发展,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会失去方向和动力,现代英国的衰落对此是很好的说明。英国科学在20世纪中叶之前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由于国家创新制度安排的问题,最终沦为二流资本主义国家。二是科学水平发展不高,但由于国家创新系统的效率比较高,社会需求很旺盛,以至超出了科学水平的承载能力,这时该国家和地区会取得某一阶段的快速发展,但终究没有“原动力”,它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如现代日本的崛起。而且由于社会提出了超过科学水平的要求,还会使科学的发展方向甚至科学形态发展变化。联系上述科学和社会发展的两种情形所致的不同结果及我们国家的现实不禁令人担忧。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的投入明显不足、成果很少,但是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却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借鉴历史,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没有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科学的发展,社会需求终究会枯竭,科学的发展方向也会因此改变。现代日本发展史不能不令我们警觉,二战后,日本经济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没有科学发展的支撑,其发展终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日本近十年的经济衰退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由于经济的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水平提出了超越可能的要求,迫使科学形态发生了变化,日本只能确立“技术立国”的方针,以至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在论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时痛心地说日本没有科学,这对我国的科学发展和科学政策的制定应有借鉴意义。因此，政府必须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力度,并优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开发三者之间的经费结构,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硬性干预,重奖在科技自主创新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拔尖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