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钱锺书的爱情钱锺书痴心于学术，这一生的爱情史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应只有两个字——杨绛。杨绛，原名杨季康。父亲杨荫航是上海一名著名律师。杨绛天资聪颖，小小年纪便才华显露。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锺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锺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锺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锺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锺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锺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锺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共克时艰郑土生回忆：“1966年，有人污蔑钱锺书先生，说他的桌上不愿意放毛主席的著作，并贴出大字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罪名。杨绛先生觉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带着钱先生，拿着手电筒和浆糊，把写好的一张小字报贴在大字报的下面，申明没有这回事。当时，我看到了这一幕，他们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间都不敢说话，贴完小字报就走了。”反贴大字报，这还得了。“所有老干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评自己的大字报下面反驳，杨绛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会上批斗示众。”革命群众要她低头认罪，谁知杨绛竟和革命群众顶嘴了，还跺着脚说：“就是不符合事实！”郑土生说：“整个‘文革’期间，敢和革命群众发脾气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谈起这事还不无得意，因为她坚持不认假账、不说假话，爱护了钱锺书先生的名誉。”1966年8月9日，杨绛在“文革”中首先被揪出来，三天后，钱锺书也被揪了出来。运动中，杨绛还被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剃了阴阳头，对于这样的奇耻大辱，她泰然处之，回家后连夜赶做了个假发套，第二天戴在头上照样和钱锺书手挽手地去买菜，她还自嘲地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洗脸可以连带洗头，这回我至少也剃了半个光头。果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只是变了样。”后来，两人一起被下放到干校，他们被分去了不同的地方，但时常会在杨绛所在的菜园里相会。有时，杨绛为了见钱锺书，也要冒危险。一次下雨，她穿着雨衣、雨裤、长筒雨鞋去钱锺书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泞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脚水，一脚泥，终于到了钱锺书的宿舍。推门进去，钱锺书很吃惊，杨绛只说：“来看看你。”“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怀孕时，钱锺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锺书一样的女儿。女儿出世后，钱钟书抱着女儿看了又看，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从1994年开始，钱锺书住进医院，缠绵病榻，全靠杨绛一人悉心照料。不久，女儿钱瑗也病中住院，与钱锺书相隔大半个北京城，当时八十多岁的杨绛来回奔波，辛苦异常。杨绛写道，“锺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瑗去世。杨绛还得到医院看钱锺书，只能在心里为女儿送行。她最大的难题是怎么告诉钱锺书。百般思量，起初继续装作女儿依然安好。过了4个月，见钱锺书身体较好，杨绛才花了一个星期，一点一滴说出来。一年后，钱锺书也相继去世。杨绛兑现对钱锺书的话，开始写《我们仨》。在她温润细腻的笔下，女儿活了，与妈妈相依相偎。写到动情处，杨绛的泪水落在纸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们仨》出版，扉页上一句“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叫多少人读之泪下。“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杨绛曾这样感叹一家人的失散。在《我们仨》的结尾处，杨绛把自己比作一个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胡河清曾赞叹：“钱锺书、杨绛伉俪，可说是当代文学中的一双名剑。钱锺书如英气流动之雄剑，常常出匣自鸣，语惊天下；杨绛则如青光含藏之雌剑，大智若愚，不显刀刃。”冰心生前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