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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由“法制”向“法治”过渡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期间，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调节社会秩序，多注重法律体系建设，而古代的“法”多被称为“律”，由此便产生许多著名律文，如秦律、汉律、魏律、晋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虽无法与罗马帝王查士丁尼主持编撰的《罗马民法大全》的地位相匹敌，但中国古代这些封建性质法律通过相互间的继承发展，也形成了十分完善的法律体系。且大致就中国古代法律与罗马法律相比较，两者较大区别是中国古代法律倾向于刑法，对民法方面重视不足，这应该也是封建帝王维护封建统治和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结果；而罗马法则对社会经济等民事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也就为后来资本主义法制体系调节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提供了典范。那么，总结中国古代法律来说，中国法律则是体系完备而且量刑过重，这在中国著名的“诛九族”“凌迟处死”中就可以看出，而在实行过程中，又有很大浮动性，受各种因素影响，刑罚在实行过程中往往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来确定。也就是说“法制”完善，却不能严格实行“法治”。很显然，其中很大程度上受中国封建社会积毒影响，封建社会浓厚的专制色彩，使得法律判决实行常常受到个人因素左右，加之中国特有的“人情文化”，人与人的关系、社会舆论、宗族观念等把国家法律踩在脚下。如此，即便是中国封建社会再完备的法律也不能得到有效实行，“依法治国”观念在幼芽时便被“以人治国”打破。到了近现代时期，确切说到了建国后，党在制定法律方面高度重视，毛泽东亲率宪法制定小组来杭州制定宪法，随之，其他各个专门法律一一制定出来。但问题是，中国在封建观念传统长期存在影响下，对法律的观念模糊，且重视不足。这样在建国初期，法律常常被党的中央文件、开国领袖们的个人意志及各级领导的批示所代替，法律的神圣地位也还没在人们心中完全建立时便残破不堪。从一个伟人的两件事中便可以看出，刘少奇与当今宪法学泰斗蒋碧昆先生是亲戚和同乡，刘少奇一次询问蒋碧昆老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也问了蒋碧昆的工作，蒋回答是搞宪法。刘少奇则不置可否，只是说：“你年纪轻轻搞宪法有点浪费了。”而在1967年8月5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时，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当时根本没人把宪法放在眼里。这两件事虽具有嘲讽意味，但足以看出当时国家领导和普通民众对法律的轻视与淡漠。如果当时在“法制”完备的同时“法治”也深入人心，那么就不会出现“毛泽东语录”和文化大革命。到了近三十年，以前的错误被纠正，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法律体系的完善，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在谈到改革开放过程中反对腐败问题说：“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这几大点出了“法制”重要性。但是重视法制却不重视以法制治国，那么法制则毫无用处。密密麻麻的法律条文被作为单纯的文字，法律体系只是一个空架子，各种各样违法行为特别是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没有得到严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环境下，社会问题没有被法制合理规制，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生活秩序，由“法制”走向“法治”迫在眉睫。为此，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并提出前提是有法可依，关键是执法必严，中心环节是有法必依，必要保证是违法必究。可是，从现状上来看，似乎只有“有法可依”做得较好，在中国政府倡导下，特别是在近几年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集中爆发下，法律的制定与完善加快了步伐，但“立法严执法松”的局面依然严重。就立法而言，中国已基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且相对于欧美国家法律而言，中国法律在传统影响下是较为严格的；但就执法而言，却常常不能将法律贯彻，同时又牵扯到情与法的矛盾。一方面，是人与人的私情阻碍法律实施，这主要体现在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受到其他部门如行政部门干预，民间常说官官相护，这自然就导致执法不严。另一方面，是法律判决有违人们日常情理，这主要体现在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受到社会舆论的干预。不管是哪一方面，都不利于法律的客观实施，不利于“法治国家”的建设。再详细来说，在人情干预执法方面，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指部分官员利用手中权力，为他人或个人谋取私利。常常出现这种情况：某人违法乱纪，求助于另一个与自己关系较好且手握权杖的人，碍于人情或互相留人情，其便用手中职权形成压力干预执法。就这一个简单的过程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干预执法呢，很显然一是考虑人情关系，二是是法律意识淡薄或漠视法律，专断独权的遗毒思想思想作祟；重要的是为什么能干预成功呢？那是因为天平倒向了权力，而制约权利的义务较轻。相比外国官员，在中国一把手制度影响下，中国官员权力过重，而且所受制约较少，如此，部分官员在享有高权利的同时并未履行高义务，可以说这也是部分官员玩忽职守、不作为的原因。在法律实施时受舆论影响方面，在近几年较为常见，不再赘述。可以明确的是，现阶段，中国正在由“法制社会”向“法治社会”过渡。而在过渡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则是我们所要关注的焦点。为了达到法治，法制建设是应该持续进行的，而且立法要有前瞻性，即先立法后行为，不能等到事故出现以后才想起立法加以约束，否则会导致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和伤害。同时更要注重两个方面：1、提高法律地位。要减少各种违法行为，根本的就是要提高人们法律素养，增强人们法律意识；而要想让人们自觉学法则需要人们重视法律，要让人们重视法律则需要充分发挥法律的各项作用，就要提高法律的地位。据目前中国情况而言，亟待解决的是让法律摆脱各种红头文件、领导批示的束缚，往往在处理问题时，中国政府喜欢以各种文件批示解决，大大增加了随意性和滥用职权的可能，为此就要使法律真正在国家社会生活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要达到这种效果——当下级问上级某件事情怎么办时，上级说：“按法律规定的办。”2、加强针对权力的立法。中国官员权力过大，让部分官员以自我为中心，滥用职权，漠视法律法规。那么就让受到歧视的法律刮起暴风吧，以法律规定限制官员权力。对权利的实施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权利应像赛马场上彪悍的马匹，不论他多么狂野强壮，它也只能飞奔在栅栏线路上，仅为了终点这一个目标而尽情发挥其作用。让权力在法律的作用下归置在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才能真正体现“法治”光辉。从“法制”过渡到“法治”是一个阻力重重的艰辛历程，需要一流的法律人才，需要强大的国家来推进，更需要人民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