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综述

我国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综述团体辅导最早发源于欧美国家，最初被应用于医学领域，目前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国引入团体辅导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十分迅速。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逐渐增加、研究对象和主题不断扩大、辅导的模式也更加多样化和本土化、研究更加趋于规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包括应用研究领域的比例失衡、实验设计不够严谨和领导者能力缺陷等问题。为此，需要进一步扩大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领域，重视开拓创新；提升应用研究的科学化水平，重视实验设计的规范化要求；提升团体领导者的专业能力和素质；并且注重将团体辅导与个别咨询相结合。1.1团体辅导的内涵从团体动力的观点来看，团体（Group）是由两个以上的成员组成的，成员彼此之间产生交互作用，而且有统一的目标的集合体。概括地说，它的形成需要满足四个主要条件：具有一定的规模（成员在两人以上）、彼此有相互的影响、有一致性的共识和有共同的目标。[2]而辅导（Counseling）虽有建议、劝告等多种含义，但是它的内涵没有歧义，即辅导是指由专门受过训练的辅导者，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给来访者以帮助、启发和教育，使来访者改变其认识、情感和态度，解决其在生活、学习、工作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促进来访者人格的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改善。[2]所谓团体辅导，就是指运用团体动力学的知识和技能，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团体领导者，通过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协助团体成员获得有关的信息，以建立正确的认知观念与健康的态度和行为的工作。[2]对团体辅导这一概念内涵的理解，一般来说包括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团体咨询与团体辅导的概念相同，二者是一回事；另一种观点认为团体辅导不同于团体咨询，是两个不同的专业名词。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的理解，团体心理辅导和团体心理咨询虽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但是二者仍然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术语，属于不同的概念。首先，从性质来看，团体辅导属于教育性的，而团体咨询则属于矫治性的。其次，从侧重点来看，团体辅导侧重于一群人的共同需要，而团体咨询则要照顾团体中个人特殊的需求。再者从使用的情境来看，例如团体辅导多用于班级团体中，领导者使用的是教学技术，而团体咨询则用于少数学生（6-8人），领导者采用的是咨商策略和技术。最后，团体辅导针对的是一般群体的经验，不必揭露个人隐私，而团体咨询注重的是团体中个人的特殊经验，为了达到咨询目的有时会需要透露一些相关的隐私信息。1.2团体辅导的发展脉络团体辅导（GroupCounseling）起源于欧美国家，最早尝试将团体形式应用于辅导与治疗的是美国波士顿的内科医生普拉特（Joseph.H.Pratt）。他将20多位肺病患者组合形成第一个团体，改善了他们的不良情绪，增进了治疗效果，从而开创了团体辅导的历史。二战结束后，由于社会需求的增加和医患比例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团体辅导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和发展。1970年罗杰斯的会心团体（EncounterGroup）形成，被认为是西方团体辅导发展的第二次里程碑。[1]尽管我国有着长期通过团体形式进行思想工作、教育活动的历史与经验，如班级活动、团支部活动等，但专业意义上的团体辅导只有十多年的历史。[2]自从20世纪90年代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将团体辅导引入我国后，随着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和需求的增加，相关的研究日趋增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1.3团体辅导的理论基础团体辅导是心理辅导的一种形式，因此团体辅导与所有的心理辅导的理论度有关，心理辅导的每个学派都能将它们的理论运用于团体辅导中，从而形成各种学派独特的团体辅导理论。除此之外，人际沟通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和团体动力理论也为团体辅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再者，团体辅导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进行研究的最经典的理论是科瑞（Corey）于1982年提出的“团体发展四阶段说”。科瑞认为一个完整的团体发展会经历四个阶段，即初期阶段、转换阶段、工作阶段和结束阶段。在初期阶段，接纳和认同十分重要，领导者要帮助成员们明确责任和权益、确立目标、建立规范；转换阶段是团体发展的关键期，需要领导者帮助化解成员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以及相互间的矛盾与冲突；在工作阶段，团体发挥出很大的效能，成员们能学习和实践很多新的行为；最后的结束阶段是最具决定性的阶段，关系到成员们是否能将在团体中学习到的东西整合起来转化到日常生活中，从而改善适应能力、更加积极健康地生活。第二章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研究现状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成果颇丰，对这些成果进行整理的文献资料却相对较少。有关的综述主要是针对某一类团体的应用状况进行的，比如职业生涯规划团体[3][4]、人际团体[5]、高校团体[6-8]等等，而对于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现状进行全面介绍的文献较少，尤其是对近几年来的归纳总结不足。难以满足学者要了解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现今发展状况的迫切愿望。因此，本文拟通过检索查阅近五年（2010-2014年）的期刊文献资料，对这个领域的近期研究状况做一个初步的整理。2.1科研论文数量的增加通过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使用文献法检索主题词为“团体辅导”的期刊论文，统计发现自2001至2014年间，有关的研究数量大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图1.1反映在现实中则是全社会对心理健康越来越重视，而团体辅导由于具有影响力大、效率高、后续效果好、适应范围广等特点而倍受研究者的青睐。2.2研究对象的不断扩大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绝大部分集中在学校，以大学生为主。因为一方面大学生是社会中的一个独特而且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群体，面临着许多相似甚至是相同的问题，这与团体辅导对参与者的同质性要求相符。另一方面，大学生在认知、语言表达及领悟能力上都比较高，团体辅导的效果较好，因此在大学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学校内的研究对象还包括中学生、小学生、研究生、辅导员和教师等。但是对于其他人群的应用研究很少，虽然宏观上看起来涉及的人群广、种类丰富，但是每类文章的数量和质量却不容乐观。2.3团体辅导的主题发展得相对完善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教育性、发展性辅导，如增强自信、情绪调节、创造思维、提高社交能力、学习适应、提升领导者素质、提升幸福感等。另一类是预防性、矫正性辅导，如网络依赖、抑郁、强迫症、考试焦虑、自杀、就业指导等。除此之外，团体辅导还被用于一些特殊的主题，比如企业文化建构、监狱服刑人员心理矫正、艾滋病人的交往、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孕产妇的产后抑郁等等。2.4团体辅导的辅导模式更加多样化和本土化我国的团体辅导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在综合运用西方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情相结合，发展出了身心灵全人健康辅导模式[9][10]、表达性团体辅导模式（团体绘画心理辅导[11][12]、团体沙盘游戏干预、音乐团体游戏、舞动团体等）、本会团体辅导、认知领悟疗法、中医疗法等新的模式。2.5团体辅导的实验研究趋于规范化通过对这几年期刊文献的查阅，可以发现在研究具体过程的前面，作者越来越有意识地去论证该研究的意义，例如叙述该研究的价值、介绍前人所做过的研究、阐明该研究的有效性支撑和独创性[13-15]等等。在测评工具的使用上，由单薄的一个问卷或量表逐渐向多个工具发展，例如张平等人的团体咨询辅导对理工科院校大学生学习倦怠的干预研究[16]，王凤姿研究的社区情绪困扰人群团体心理辅导实验模型的建构[13]等，都使用了多个测评量表。文章的结尾部分，不再是简单地做出团体辅导有效这样的结论，而是会指出自己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未来发展的方向。除此之外，对于实验数据的分析也更加精细和严谨，积极考虑了多种造成那些数据的可能因素[17-19]。第三章团体辅导应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3.1研究应用领域的比例严重失衡通过对文献的归纳和整理，可以发现团体辅导的研究集中于高校，如职业生涯规划团体、新生适应团体等被反复地进行实验研究和文献综述研究，而其他领域的探索与创造欠缺。由此造成对于某些研究问题的重复性验证，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前人的观点，但是课题的科研价值和创造性比较欠缺，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3.2应用研究以实验为主，而实验设计不够严谨现今对团体辅导的应用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法，在多年的探索中逐渐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够严谨的地方。3.2.1缺少过程评估首先，大部分实验都采用了实验组和对照组（控制组）以及前后测的研究设计，较为严谨的研究按照“两组前测的结果无统计学上的显著差异，后测有显著差异，控制组的前后测无显著差异，实验组的前后测有显著差异”的思路，来论证团体辅导确实对解决该问题有效果。例如顾晨龙等人进行的团体辅导和团体箱庭干预青少年述情障碍效果分析[20]、姬彦红所做的团体辅导提高幼儿教师心理资本水平的实验研究[14]等。然而，对整个辅导过程进行过程评估的研究较少，无法反映团体辅导是如何逐渐地给被试的心理造成影响，体现不出被试的心理转变过程。再者，缺乏追踪测验也使得团体领导者难以根据成员们的具体情况而做出适当的调整，不利于团体效能的充分发挥。3.2.2忽略了辅导结束后的追踪测验再者，很多研究都没有在实验结束后间隔一段时间进行追踪测验，忽略了团体辅导的效果是否具有长时效应的问题。因此无法说明被试是真正发生了转变，还是团体辅导带来的短暂效应。即便有些研究在一个月之后进行再次测量，但是这样的时效太短、对于辅导的长时效应仍然不够有说服力。3.2.3短期疗效显著与个体心理特征不符的问题团体辅导的应用研究中，探讨的一些主题在理论意义上要发生向好的方向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是有些研究仅仅采取七次左右的团体辅导，结果却表明有显著效果，这跟个体的实际心理特点是不符的。因此这类研究的真实性、可靠性仍然值得商榷。3.2.4对无关变量的控制欠缺考虑除此之外，大多数的实验都没有考虑到对无关变量的严格控制，所以事实上是很难确定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异是否来自于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无法确定两者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3.2.5样本的丰富性和代表性问题在统计学意义上，从样本的特征推论出整体的特征时，要求样本尽可能的丰富并且具有代表性。然而现有的研究中，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的限制，一方面选取的被试数量少，样本容量小，另一方面很多研究都采取整群抽样，随机抽取一个或几个班，丰富性和代表性比较欠缺，研究有一定的局限。3.2.6研究工具的使用不够规范许多文献在没有报告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采用单一量表从而得出结论的研究较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够有说服力。此外，研究者还经常忽略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该量表是否能恰如其分地反映研究的主题、有没有针对性；另一方面是借用的国外量表是否符合我国的文化背景和语言表达习惯。3.3团体领导者专业性不足团体领导者的能力对团体辅导效果的影响很大，清华大学的樊富珉教授认为一个有效的团体领导者应具备健康的自我形象、建立良好关系的能力、敏锐的自我意识以及不断成长的意愿。除此之外，还应具备与人交往的经验、计划和组织才能、和团体一起工作的经验、关于主题的知识、对于基本人性冲突和两难问题有良好理解以及对辅导理论有良好的理解。而且，团体领导者个人的修养和素质也非常重要。[2]然而，现在的研究对于团体领导者效能的评估（即评估团体领导者是否在团体辅导过程中既能达成团体目标又能满足成员需求，从而获得良好的工作效率与团体气氛[3]）极少。而且在许多研究中的团体领导者并不专业，没有团体辅导的经验，有些甚至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其能力无法让人信服。再者，对于同一个主题而言，由不同的领导者来设计和实施团体辅导时，往往产生不一样的效果，这使得某些研究的结果无法推广开来。第四章对于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若干建议4.1进一步扩大团体辅导的应用研究领域，重视开拓和创新基于我国团体辅导应用研究的对象虽然有增多和细化的趋势，但总体上仍旧偏重于高校大学生的现状，建议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加强对其他特殊群体的探索和研究，努力填补研究对象的空白领域，实现更大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在研究的主题方面，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继续丰富和补充相关内容，并进一步探索研究得不够完善的主题，努力改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的现状。除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