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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战争小说与人性美：《百合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短小精制的结构与细腻独特的视角浑然而一体，体现出这位女性作家独有的明朗秀丽风格。作者：茹志鹃一、《百合花》写作动机与遭遇：1958年初春，正是“反右”斗争的高潮时期，作家本人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紧张，相比之下，战争硝烟之中的淳朴真挚的人际关系则更加令人怀恋。作者的写作是想借对战争年代圣洁的人际情感的回忆和赞美，来表达对现实生活的感慨。当茹志鹃把《百合花》寄给许多刊物时，一再遭到退稿，几经周折，终于发表在《延河》杂志上，后经时任文化部长的茅盾的赞扬，才开始受到评论界的重视。《延河》杂志封面二、《百合花》的主题。小说描写了部队一个年轻的通讯员与一个才过门三天的农村新媳妇之间的两次交往表现了战争中令人难忘的崇高纯洁的人际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三、人物塑造上的美学追求。通过生活的侧面写生活中的普通人，是茹志鹃短篇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百合花》中两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小通讯员、农村新媳妇和我，都是这样的普通人。茹志鹃有意识地不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写成“英雄”，在她的眼里，英雄应该与平常的人是一样的，战斗英雄只有在战斗时才是英雄，她还认为，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必须是能够站立得起来的艺术形象，然后才谈得上是不是“英雄”.如果把小通讯员当作“英雄”来写，反而达不到打动人的艺术效果。作家有意回避对英雄形象的正面塑造，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美学风格而不受当时流行的创作思潮所左右。四、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小说主要刻画的人物是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两者间穿针引线的叙事人“我”.这篇小说引人注目的叙事特色就是女性视角，即“我”是个有强烈性别意识的角色。在战争爆发前，因为“我”是女性，才被团长安排到前沿包扎所，从而引出了小通讯员的护送。小通讯员质朴憨厚、不善言辞，怯于与异性的交往。而“我”则表现出思想感情开放的新女性的泼辣。新媳妇的出现是在小通讯员的形象初步定型之后才出了的。在叙事结构上，两个主人公是被言说者，他们的心理世界是通过叙事者“我”的眼睛看出来或感受到的。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但读者读到这里并不会感到突兀，因为这种读者心理上的逻辑，是由“我”来完成的。虽然小说没有正面写新媳妇对通讯员的心里感觉，但叙事人的心理活动却处处起到了借代的修辞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叙事，显得含蓄优美，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