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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回顾人虫战争史在人类身体上、住所内，可看到的昆虫种类不少．目前所知约一千种，听起来似乎很多，但若与已知昆虫种类的一百八十万种比起来，还是九牛一毛。何况在这一千多种昆虫中．完全在人类生活圈中完成生活史的，又不到十分之一。这些昆虫是如何接近我们，又侵犯我们的生活圈呢？其实，正确的说法应是我们侵入了它们的生活圈才对。第一节性命攸关的身体战场一、衣料、谷物之战数万年或数十万年前，人类祖先开始穴居生活，为了保暖披上了动物的毛皮，当时的人当然没有洗澡、理发、洗衣的习惯，也甚少替换毛皮之衣，一件衣服很可能穿到破烂不堪为止；这样的生活状态最适合虱子生活，因此本来以洞穴中的蝙蝠为寄主的虱子，有一部分逐渐转移到人体上生活。其他如跳蚤、床虱（臭虫）、蚊子等吸血性昆虫，也因人类这新出现的寄主，改变了生活方式。在古埃及的木乃伊头发上发现了虱子的卵。在四千年前的美洲秘鲁原住民的木乃伊头发上也发现了虱子的卵。古代人类的洞穴附近必定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洞穴周围散布着排泄物，对某些昆虫而言，这些都是新的食物资源，尤其是杂食性的蟑螂，食物更是随处可见。目前我们所穿的衣服多是人造合成纤维，已经较少受到衣蛾、鲣（jian）节虫等衣料害虫的为害；但过去以棉花、蚕丝、羊毛等为原料时，衣料害虫非常猖獗。至今，它们仍是博物馆展示品的大害虫；在高级服饰店里，价值数万、数十万元的衣饰，若被咬了一个孔，便完全失去价值，可说小为害大损失。鲣节虫是有名的羊毛害虫，它之所以成为羊毛害虫，无疑是从人们披上毛皮开始，因为从未在活羊的毛上发现过它们的踪迹。也就是说，它们只生活在已被剪下来的羊毛上。在人们未利用毛皮之前，在野外它们以动物的干尸、尸体之毛或鸟巢中留下的脱落羽毛、幼鸟尸体、食物残渣为食；或许更早以前，是在蜜蜂的蜂巢中取食蜜蜂的尸体、蜂巢材料，甚至花粉维生。从上述鲣节虫的多种食物来看，不难发现一个共通点，它们都是含水量甚低的干燥物。目前已知的近千种鲣节虫中，能从干燥物质中吸收所需水分的只有十多种，具有这种本领的种类，才能走上害虫化的路线。由于小家庭的普遍，以及供销制度的改变，现今一般家庭已不需长期贮藏粮食，与贮谷害虫碰面的机会自然少了；但在贮谷仓库、食品加工厂，贮谷害虫仍是不能忽略的害虫。大约一万五千年前，随着冰河期的终结，地球温度升高，人类的生活方式也渐渐从过去狩猎、采集的流浪型生活，进入定居、栽培植物、饲养家畜的时代。尤其斧头的发明，让人类得以进入过去被认为神秘又恐怖的密林地带。人类在密林地带不仅砍伐树木当建屋用材，也开辟栽植农作物的田地。为了下一期的农作物，必须将种子贮存至下个播种期。虽然当时已发明了土器，能够保存多量的种子，不过，野生的昆虫也并未轻易放过任何吃食的机会。从考古遗迹中的发掘物即知，早在四、五千年前，目前所知的大部分贮谷害虫，便已深入人类的生活圈。例如，在公元前2500年的埃及国王坟墓的陪葬品中，就已发现了面粉大害虫扁拟谷盗（Triboliumconfusurm）的尸体。二、身体发肤之战人类与昆虫的接触虽有上万年历史，但我们无法得知远古的人们如何对付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害虫；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排泄物化石上发现的虱子遗骸来判断，当时人们应该还是会像猴子般，自己或互相捕捉身上的虱子来吃。虱子是一直寄生在寄主体上、移动性甚低的寄生虫，例如阴虱一生在寄主体上移动的距离不过数厘米；而且无论是头虱或衣虱，皆产卵于寄主头发、衣服上，孵化若虫在此发育为成虫。因此，与其他攻击人体的害虫相比，虱子比较容易被发现、被捉到。事实上，趁吸血时传播一些疾病，为人类带来大害的所谓卫生害虫也有几十种，例如催催蝇传播嗜眠病、埃及斑蚊与白线斑蚊传播登革热、埃及斑蚊传播黄热病、白蛉（沙蝇Phlebotomusspp.)传播黑热病、巴西大食虫椿象(Triatomainfestans)传播美洲锥虫病等，下面仅就虱子、跳蚤、疟蚊三大害虫的罪状略作介绍。（一）、伤寒热虱子，尤其衣虱的罪状不止于吸血后让人感觉痛痒，更包括伤寒热(Typhoidfever.)的传播。虱子对伤寒热的传播机制，并非如跳蚤、蚊子趁吸血时注入病原体于人体，而是以它所含多量病原菌的排泄物为媒介。这些排泄物一接触空气，马上干燥成微尘，并因抓痒，从虱子吸血的伤口，甚至从眼睛、鼻孔、口腔内的黏膜侵入人体，使人致病。因此，当人们密集生活时最容易流行伤寒热，而伤寒热也有“战争热”、“监狱热”等的别称。上述传染途径是由法国人尼科尔（CharlesJulesHenriNicolle，1866—1936）在1909年发现，他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根据古希腊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ës,460—400B.C.)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一场可怕的瘟疫几乎摧毁了整个雅典，有人认为这场“雅典瘟疫”极有可能就是斑疹伤寒的大流行，但由于年代久远、数据缺乏，已无从证实。历史上，伤寒热大流行的明确记载，最早是在1489年，当时伊斯兰教徒侵略西班牙，塞浦路斯的天主教徒派兵支援西班牙军，在格拉纳达的攻防战中，塞浦路斯军队阵亡者有二、三千人，但患伤寒热而病死者，竟高达一万七千人。此后返回塞浦路斯的士兵也带回伤寒热，使得该岛长期成为严重的伤寒热疫区。直到1492年1月2日，西班牙军才驱逐了伊斯兰军队，收复格拉纳达。16世纪初，以意大利为战场的法国与西班牙之战爆发，1527年在拿坡里近郊，约1.1万西班牙士兵受到2.8万法国士兵的围攻，法军看似胜利在望，没想到阵营中却发生伤寒热的大流行，情势大为逆转，法军终因2.1万士兵病逝而撤兵。伤寒热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812年6月拿破仑的征俄之战。当时拿破仑率领60万大军远征俄国，6月24日军营中开始出现伤寒热，8月25日，法军已减少到16万人，但仍继续向莫斯科前进，至9月5日，人数降为13万人。虽然9月15日法军占领了莫斯科，但在10月19日撤离莫斯科时，只剩8万人。由于此时天气已开始变冷，衣着单薄的法国士兵抢着穿已病死士兵的衣服御寒，更使得伤寒热蔓延；至12月到达俄、波边境时，只剩4万人，最后只剩3千人活着返回法国。虽然拿破仑在1813年召集50万名新兵卷土重来，在波兰开打数次，但不久士兵也减少到17万人，据推测约有22万人因伤寒热病逝。在1854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法军的阵亡人数为2万多人，但死于伤寒热者却有近5万人；英军的阵亡人数为近5千人，但死于伤寒热者达7千余人。英军病逝人数之所以比法军低许多，究其原因，当时虽不了解虱子与伤寒热的关系，但由于南丁格尔（FlorenceNightngale，1820一1910)强力执行医院内的卫生管理制度，致使疫情获得控制。前面提过，虱子与人类的关系早在猿人时代或更早就已开始，而从古埃及时代的木乃伊头发上发现的虱卵，可知当时人们已遭虱子攻击，他们在头发上涂抹厚厚的油脂，防止虱子爬入。这种方法延续到希腊时代，当时的战士出战时会在长发上涂抹厚油。或许现今人们使用的各种发油、发胶就是起源于此。到了17世纪，欧洲上流社会的男女流行戴假发，人们把头发剃掉，然后戴上假发，有人认为这项流行也是起因于预防头虱；但另有一种说法是，戴假发的风气源于法王路易十三世为了要隐瞒自己的秃头，而在后来继位的法王路易十四世的床上，也曾发现过虱子。如此看来，在欧洲，当时文化最为兴隆的法国，上至国王，下至平民百姓，都受到虱子的攻击。在以该时代为背景的电影中，常会看到贵妇们手上拿着长约30厘米的金属棍子，就是搔痒用的。（二）、鼠疫鼠疫：（由鼠疫杆菌引起的自然疫源性烈性传染病,也叫做黑死病。动物和人间鼠疫的传播主要以鼠蚤为媒介。当鼠蚤吸取含病菌的鼠血后，细菌在蚤胃大量繁殖，形成菌栓堵塞前胃，当蚤再吸入血时，病菌随吸进之血反吐，注入动物或人体内。蚤粪也含有鼠疫杆菌，可因搔痒进入皮内。此种“鼠→蚤→人”的传播方式是鼠疫的主要传播方式。少数可因直播接触病人的痰液、脓液或病兽的皮、血、肉经破损皮肤或粘膜受染。肺鼠疫患者可借飞沫传播，造成人间肺鼠疫大流行）。老鼠和跳蚤的关系，在许多科普书上都有提及。当人类祖先开始穴居生活时，常是利用其他哺乳动物的洞穴，或者把先住的哺乳动物吃掉或赶走；于是本来以哺乳动物为寄主的跳蚤，只好改以人类为吸血对象，从此开启了人与跳蚤的接触史。再者，由于人类起火烧烤食物，以及贮藏剩余食物等，吸引了在附近生活的鼠类前来偷食，让本来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有跳上人体吸血的机会。虽然人类迟至19世纪末才明白鼠疫、老鼠、跳蚤的三角关系，但早在古埃及的木乃伊上即已发现鼠疫菌；而且，根据史料记载，当建造金字塔时的切石场工人患鼠疫时，场方曾颁布“在病患死亡之前，禁止任何人进入此地”的命令。至希腊时代，有“医学之父”美誉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ës，460-～377B.C.)也留下了有关鼠疫的记录。鼠疫的病征是发烧、畏寒、头痛、局部性的淋巴腺胀大和疼痛，皮肤出现黑斑，当鼠疫菌侵人血液时，会引起败血症。若病菌散播至肺部，会引发肺炎或肺鼠疫，患者会发烧、惧寒、咳血痰、呼吸困难、胸部剧痛，甚至休克死亡。人类历史上至少发生过三次鼠疫大流行，第一次在6世纪，由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theGreat，482—565)的西方大远征所引起。541年，鼠疫最先在埃及发生，次年袭击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即伊斯坦布尔)。这场灾难整整持续了四个月，在疫情高峰期每天死亡人数达一万人，致使东罗马帝国的国势开始走下坡。此后六十年间，鼠疫仍广泛肆虐于欧洲，据估计整个欧洲的死亡人数高达一亿人。第二次大流行，发生于14世纪中期，以“黑死病”(Blackdeath)之恶名，在历史上写下恐怖的篇章。这次的疫情，从中国大陆南部或中亚开始，随着元代初期的西征及东西贸易交流的活跃而逐步西移，1347年传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再蔓延到整个欧洲，医生束手无策，人们陷入一片逃亡的恐慌，鼠疫肆虐的城市几乎变成了空城，无人居住。治疗鼠疫的医生怕被传染，裹着厚重的黑袍，戴着鸟嘴般的面具(鸟嘴部分涂了醋和香水以杀菌和除臭)和黑帽子，手上还拿着一根棍子，虽然这样的装扮带有吓阻病魔的宣示意义，但也使得病人更加恐慌。当时欧洲人普遍相信鼠疫是“来自上帝的惩罚”，对死亡、炼狱、地狱有着极端的恐惧，深陷于各种迷信的氛围；教会试图以各种宗教仪式来获取上帝的怜悯及灾难的平息，只是到圣地的朝圣，甚至为了驱散鼠疫而举行的弥撒、游行，反倒促进鼠疫的蔓延。直到1351年鼠疫才终止，约死亡2.5千万人，相当于当时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鼠疫的大流行，造成人口骤减，农业劳动力的不足，导致社会经济不稳定，也加速了原本即已松动的中世纪封建社会秩序的瓦解。此外，学界有不少大学教授遇难，当时欧洲30所大学中有4所惨遭封闭，英国为了因应学术教育所受到的冲击，特别在剑桥大学及牛津大学各增设了3个和2个学院（扩招）。此后四百年间，鼠疫始终威胁着欧洲，其中较有名的是1665年在伦敦的大流行。当时四46万人中，约有7万人死于鼠疫，著名的“快，远，晚疗法”（Quick，Far，Late），即附近一出现病人时，尽快(Quick)离开此地，走的越远(Fat)越好，越晚(Late)回来越好，就是当时一位医生提议的。当时也确是如此，多达三分之二的市民争先恐后地离开伦敦，包括国王与全体官员，都在一年内撤离；直到1679年，鼠疫的流行浪潮才在英国平息。第三次全球性流行的开端，是在1855年的云南，此后自1895至1922年，由华南各港口传播到世界各地，1903至1921年间，死亡人数高达千万。此次的流行，也波及到了台湾，1894至1900年之间，鼠疫与疟疾在台湾并列为最猖獗的流行病。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大学绪方正规（1853一1919）教授1896年底来台调查鼠疫，从他在台湾的研究得知，鼠疫的病原菌的传播者乃是寄生于老鼠体上的跳蚤，并由跳蚤的活动，使疫病蔓延于老鼠和人体上，如此解开了跳蚤在鼠疫蔓延上所扮演的角色。此后随着各种抗生素的出现，不再发生如过去般的大规模流行，但这已是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