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

《学术与政治》读书报告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闫心语以学术为业在今天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作为社会中的个体的人在不断丰富的知识、思想和问题冲击中，变得忙碌，变得焦躁不安，人类再也不会达到古代社会的人所掌握知识的程度和对自身生存条件的了解，人们越是力图了解得更多的同时，也发现了更大的未知的领域，太多的未知总是令人恐慌。中国有句古话，“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地正确，比起这句我更欣赏的是在《庄子﹒养生主》中的一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从人类的整个历史长河来说，人类是有着掌握这些知识的能力的，但就具体的某一个时代来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自然科学兴起并不断发展壮大后，人们的理性不断地膨胀，就像哈耶克笔下的自负，认为没有理性所不能及的，总是力图追逐掌握知识的宽度，而不是知识的深度，不过在现代社会这也实属正常，时间都放在了解新的知识，新的领域，还有多少人满怀热情，十年如一日地思考着一个为之着迷的问题？这是我看完“以学术为业”之后，对现在生活的一个思考。韦伯的这本书恰恰可以给处于狂热的迷恋于理性的人们一记警示，至少对于我是这样，是时候停下来歇歇了。上了大学之后，一直很疑惑为什么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书都是以前的人，姑且说成古人写的，并且也不太支持我们去看现代人所写的书，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并不是现代人的智力不及前人，而是现代做学问的人太“忙”了。韦伯在演讲中提到，“最佳想法的光临，如伊赫林所描述的，是发生在沙发上燃一支雪茄之时，或像赫尔姆霍兹以科学的精确性谈论自己的情况那样，是出现在一条缓缓上行的街道的漫步之期而至的”，想法不会出现在匆忙之间。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以前，毫不夸张地可以说是看《学术与政治》之前，我都认为科学与宗教总是如水与火般，是相互对立的。但在看过《学术与政治》后，却对其产生了很多的疑惑：科学就是理性，宗教就是非理性，由于两者性质的不同，就把两者放在对峙的位置，这种习惯使然的结果，我们应不应该去追问其原由，去思考有何不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到底是什么？在此之前看过丹·布朗写的《天使与魔鬼》，看完之后，科学在我心里的神圣印象开始了瓦解。科学创造了很多的奇迹，但它也可以带来无法估计的灾难，“自鸿蒙之处，教会就与上帝的敌人进行着斗争。但我们都无一例外地挺了过来。但是，过去的魔鬼，只是指责与憎恶……这些是我们能对付得了的敌人。可是，撒旦是狡猾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抛弃了凶暴的面具，重新换了衣服面孔……一副理性的面容。你倒是说呀，科勒先生！教会如何才能宣布那些培养了我们的逻辑思维的事物的罪过！我们如何才能反对那已成为我们社会根基的事物！每次教会提高嗓门做出提醒，你们就反过来大叫，说我们无知、偏执、专制！你们把科技创造的奇迹神圣化。让我们明白科学的到来是要把我们从疾病、饥饿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看看科学——看看这位不断床在出奇迹、无所不能且乐善好施的新上帝吧！它无视武器制造与混乱局势！不管人们严重的孤独感和没完没了的危机。这就是科学。1”这段话很是让我震惊，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在笔记本上写过这样一段话：“祛魅时代下的中国人的信仰该何处安放？……科学在否定并试图摧毁人类长期以来所依赖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它本身是否考虑过重新建立一个人类的心灵的栖息场所。”，“在西方文化中已持续数千年的除魅过程，科学既隶属于其中，又是其动力的进步……文明人的生活已被嵌入进步的无限之中”，在现在的社会，所有以前的固定的意义和价值已面目全非，人们只能在不断的知识的刷新中追求这种意义和价值，但这个过程又是没有终结的，因此人们的这种追求也就变得没有意义。近些年来，在国内出现了许多的邪教组织，如最近出现的“全能神”，又名“东方闪电”，相关部门理所当然的打击了这些邪教组织，但每当此类的邪教出现的时候，仅仅这样做就行了吗？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公众、媒体，仅仅停留在打击或者报道案件本身，而对频繁出现邪教组织的原因却置若罔闻，我认为这是极其不正确的。就上边“全能神”例子而言，为什么在国家如此大的力度不断宣传邪教组织的特征以及危害的现实下，还是会有那么多的人去信仰？我想，信仰的危机是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在看“以学术为业”第三小节和第四小节的时候，突然就蹦发出了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仍然回到前边那个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科学，科学之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韦伯的回答是：“科学是不涉及终极关怀的。”他在书中举一个医学科学的例子，“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说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1选自《天使与魔鬼》丹·布朗第十八章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处于自身目的的偏见。”科学所告诉的只是怎样做，告诉的是方法，至于我们是否应当这样做，科学给不出这样的答案，它也不能这样做。科学的意义是在实践和技术层面的意义。科学是人类不断追求终极关怀的道路上的工具，而它本身并不是终极关怀，“科学是通向自然之路”。所以我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给科学与宗教贴的互相对立的标签是不合适的，宗教是涉及人的终极关怀的，而科学则不是。韦伯在这一部分引用了斯瓦姆默丹一句话：“我借解剖跳蚤，向你证明神的存在”，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不敢想哪位科学家会这样说一句：“我通过计算光速，向你证明上帝的存在”，对于大众来说科学可能是和上帝同样的存在，而对于科学家来说我就不能以我的角度去贸然揣测科学家们本人对其事业的定位。我认为现今用科学去否定宗教是不对的，因为二者是不同的，它们所指向的是不同的。并且在教育中，科学也不能先入为主，它只要做好对自己学科的诚实就好。学术就是学术，需要与价值判断拉开距离。教师不应是领袖这是使我最受触动的一点，因为我是一名师范生。读完这一部分，我把这段文字的很多语句都摘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因为我感觉这是现在很多教师所缺少的，也是每位教师应该努力靠拢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在未来我站在讲台上我能始终秉持这一点。“教授感到他有做年轻人顾问的职责，并享有他们的信任，他可以由此证明自己同年轻人私交不错。如果他感到，他的职责是介入世界观和政治意见的斗争，他大可以到外面去，到生活的市场上去这样做，在报章上，集会上，或无论他喜欢的什么地方。但是，在听众可能有不同看法，却被责令保持沉默的地方，让他来炫耀自己信仰的勇气，这未免太容易些了。”关于这一点，我认为是小学和中学的教师必须秉持的。人在小的时候最容易接受一种价值观，因此，这时教师就更加应该做到这一点。美国中学的生物课本上在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就在引文的后边注了这样一句话：仅供参考。这样的话，就给了学生继续充分了解知识的机会，而不是塞给他们现成的一个观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可以避免千人一面的社会出现，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是发展得很快，但文学、思想等却没有什么新的贡献，由国家统一施行的义务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一个个相似的人。在中国的历史中，文化最灿烂的时候，大都是社会动荡不安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大家才能各持己见，不会担心被同化掉。以政治为业在这篇演讲中，韦伯首先为我们明晰了几个概念——政治：从广义上来说，指一切自主的领导行为。从狭义上说，以政治团体，也就是今天的国家为例，政治就是指争取权力或影响权力分配的努力；国家：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它所特有的手段是暴力的使用，并且享有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接着，说明了支配权的三种类型：传统型、魅力型和法制型。韦伯认为在这三种类型中，只有魅力型是以“天职”为追求的，人们对他所表现出的效忠，也是因为他的个人素质。“对支配的经营要有持续的行政管理，这要求人的行为服从那些声称拥有正当权力的主人。另一方面，支配的经营需要通过这种服从，控制一些在既定情况下行使暴力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源。因此，支配的经营需要控制一批幕僚和物质的行政工具。”在这儿，我想说一下，韦伯在这段话中，所提到的幕僚和行政工具。以政治为业的方式以政治为业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这项事业使得生命更加具有意义；靠政治生存的人，仅仅是把他当作是收入的来源。显然，对于前者而言，要想从内心出发，把政治作为事业，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前提条件的，这就导致了“财阀统治”的出现；而后者把政治当作收入的来源，导致了政党政治的出现，它把国家作为一个面包篮子，通过控制从而获得对官职的分配权。官吏和职业政治家在这里，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在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做官了，就是从事政治了，但韦伯告诉我们官吏只是官吏，他并不是立场鲜明的政治家。“政治发展成为一种经营，要求在由近代政党发展出来的斗争方式方面，做到训练有素。政治的这一发展，决定了公共官员分为两类……一方是行政官吏，一方是政治官吏。”官吏是政治经营的工具。真正的官吏，无论是行政官吏，还是政治官吏，从职责（从事无党派立场的行政管理）方面来看，是不能投身于政治的，韦伯认为这一点是维系统治秩序的内在要求，“他应当（无示好恶）地领导他的部门。因此，他应明确地不去做政治家——即领袖及其追随者——总要做和必须做的事，即从事战斗。”我认为，这一点是很值得现代人思考的。如果每个官吏都渴望着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渗入自己的想法，那么这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先不论“政治领袖”所下达的这个任务的对与错，如果一个国家中这种官吏数量很多的话，那么其统治秩序便会岌岌可危。这让我想起了刚刚淡出人们视线的“薄熙来事件”。薄熙来在仕途呼风唤雨的过程中，始终不忘打造、包装个人的形象，对于一些时事他也总是采取鲜明的立场，如他曾在记者的采访中这样说过：“现在有些人，一讲党的优良传统，一讲社会主义，就说‘左’了。”、“不要在乎那些闲言碎语，该干的事就要干，该坚持的就要坚持”、“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不仅不过时，而且正当时，重庆正处在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更需要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他这样立场鲜明、充满激情的话语，使得他作为官员的职责，转换成了人格的魅力，在很多时候，重庆人对他的崇拜是基于他的人格魅力，而不是他作为官员应有的专业素质。用韦伯的话说，的这些所作所为已然超出了一个官吏的职责范围。当一个政治家对一件事情采取立场的时候，他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承担个人责任，他无法、也不可以转嫁这一责任。而一名官员，如果渴望着政治家那样的个人魅力，那么就如韦伯所言，只会是个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因为对官员的内在约束只有他本身的道德素质。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在韦伯看来是典型的“靠”政治吃饭的人，这里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这儿所说的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指的是政党政治所直接牵涉的那一部分。新闻媒体以及新闻工作者，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是现在，是政治家们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职业政治活动的一条重要途径。新闻工作的道路，是充满着艰辛的。“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他所面对的特殊困难，是他内心向他发出的要求。”和政治相关的媒体，他们更多的时候扮演的是一个传声筒的角色，或者他必须迅速而令人信服地就这事或那事发表“意见”，在这儿，我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意见”更多的时候不是出自他们本人自己的意愿，如此一来的话，新闻工作者是经常要忍受内心挣扎的痛苦的，要么顺从自己的意愿而失去工作，要么发表“令人”满意的意见，就像前一句所提到的“所面对的特殊的困难”。在我国，据我所知，没有一家私营的出版社，它们都是“靠”政治吃饭，这样一来它们就很难做到不受政党的影响，甚至成为政党的喉舌。因此，在未来我希望新闻机构可以出现由私人承办的。在这个诸神争斗的时代，只有允许各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使人们去了解、能够接受不同的观点、思想，从而保持头脑的清明的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屏蔽掉其他价值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