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影响

一战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孕育着崛起的希望【摘要】众所周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这一内在的尖锐矛盾引起，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的利益而进行的“争霸战”。虽然本质是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可的确在许多难以预料的方面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然而，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也较少受到关注和涉猎，尽管一战对人类历史来说是个悲剧，但其间它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不能被磨灭的。近代中国传统世界观以孤立主义为核心，主要特征是思想封闭，丝毫不关注外界发展的日新月异。直到鸦片战争强行打开中国的国门，侵占土地，开放口岸城市，中国也是消极的与世界文化交流，消极的国际化。而中国开始主动关注国际事务，积极寻求国际地位，希望以新的形象融入国际社会，正应是从一战期间开始的，中国参战的积极主动和战后巴黎和会上代表团对国家主权的据理力争就是证明。另外，一战对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结构变迁，文化思潮的转型方面都有巨大影响。这是一个政治混乱、经济萧条的苦难时期，也是一个充满激动、希望、期待，孕育新梦想的时期。【关键词】一战国际地位新外交机遇民族工商业社会变迁文化转型阶级结构文化思潮“西方没落”革命道路【正文】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无所不有，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查尔斯·狄更斯诚如狄更斯的这句名言，事物的存在有其联系的普遍性，既有对立又有统一，即便是一战也是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唯物辩证地分析这段历史才不失为明智的做法。这次主要讨论一战对当时中国的有利的一面，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将一战带给中国方方面面的积极影响统筹为重新思考认知自身的国际地位，开展新式外交、民族资产阶级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思潮的转型三大方面。㈠抓住一战“机遇”实行积极外交政策准备融入国际体系西方文明带来的坚船利炮，在摧毁了中国腐朽的大门后，也摧毁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传统的社会基础也随之崩塌，因而中国人对加入新世界秩序充满憧憬。欧战将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将使中国有机会加入更加广泛的世界。另外，当其他列强将主要精力聚集在欧洲战场时，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新兴的日本在亚洲横行无阻，企图独霸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日本的前期目标正是想借与德宣战的藉口，出兵青岛，进而侵占山东地区。要想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时间和良好的环境，主动参战，从德国手中夺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就能有效防范这一点。基于以上种种因素的考虑，与其说中国是被迫卷入战争，倒不如说是积极主动去应对这场危机。对于当时的一些社会才俊、精英而言，欧战更多意味着机遇并非危险，想想也是，还有比一伙列强共同商讨如何瓜分中国更危险的吗？欧战的消息传到中国，刘彦立刻起草了几份备忘录，上呈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建议中国对德宣战以及收回青岛。梁启超在1910年《中国外交方针私议》中指出，即使像中国这样的弱国也是可以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列强之间所发生的剧烈冲突导致国际体系濒临崩溃，这是中国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良机。1914年9月的《东方杂志》开篇文章《大战争与中国》认为欧战是激发“国民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一针强烈“兴奋剂”。与此同时，《大中华》刊登的《欧战与中国》表示中国应该密切关注一战，因为一战结束势必影响列强在华实力的重配置，列强为了弥补损失，会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攫取更大利益，中国的改革已是燃眉之急。参战对中国有利的观点实际上已是达成共识，但真正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确是到了1917年8月14日，论其原因主要是内政的动荡不稳和日本在外交方面千方百计的阻挠。黄兴和其他国民党领导人如李根源、章士钊、李烈钧、耿毅、张孝准、欧阳振声等早在1914年夏就组织了欧式研究会，大多数国民党人赞同对德宣战，北洋政府的掌权人段祺瑞更是在积极推行参战政策，希望在战争爆发之初就能参战。可是内部反对派的声音还是很强烈，有亲德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派，主张先防范日本以及政治反对派，其实这些反对派无非都是在为自身利益说话。像孙中山，担心段祺瑞的参战政策成功会加大其领导的政府威望增加，因而坚持反对。证据便是其在脱离北京政府后，在南方建立的政。权有立即对德宣战。日本一方一直投机地貌似站在协约国一方，如果中国加入协约国，那么中国就是它的盟友，它入侵中国已获得更大殖民利益的真实意图是绝不会容许中国参战的实现。战事吃紧的英法，在经过中国政府交涉后决定劝服日本支持中国参战，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1915年12月的中国给协约国提供军火的计划夭折。不过，最终在克服各种阻碍因素后，1917年8月，中国对德奥宣战。官方上的参战虽然已近一战的尾声，可中国早在战争之初就已经开始了对协约国的战争援助。据统计，从1915年截止到1917年9月，中国已经把大约三万支步枪通过香港秘密交给了英国。不过中国对一战最大的贡献还是中国的“以工代兵”计划在人力支援方面：中国共派遣14万华工支援欧洲战场不仅有利的增援了协约国在前线的战斗力，也促进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尽管没有收到公正的待遇和尊重，中国在一战中的巨大牺牲和贡献是无法抹灭的。随着一战的结束，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战后和平会议——巴黎和会也来临了，整个一战期间中国的外交努力也是在此会上达到巅峰。也许许多人认为北洋政府丧权辱国，毫无外交作为可言，可事实真的如此吗？袁世凯在外交方面的恶名，主要来自关于“二十一条”的交涉，以往的史学家认为他为了称帝，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但有学者查阅过英国和日本的外交档案后，发现情形恰恰相反。事实上，袁世凯并未接受“二十一条”，在双方交涉之初，就疾言厉色地告诉日使，可让者自可谈判，不可让者如第五条等，则绝不能让。在其后历时4个月的谈判中，外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等，受尽折磨和屈辱，即使是有妥协情形的曹汝霖，也是“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再来看看为了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废除“二十一条”，中国政府所做的充分准备和外交策略。威尔逊发表的废除与列强签定的所有不平等条约的“十四点和平计划”，特别是“废除秘密外交”，有利于中国收回包含山东等地主权。这使得北洋政府看到了收复主权的希望，于是表达了对威尔逊倡议建立国际联盟等的积极响应，外交上制定了“于美国一致行动”，在原有的联美抑日的外交策略下，延续性的制定了在巴黎和会上“联美制日”的大政方针。当北洋政府积极向美国寻求援助的同时，又抓住日本外相表态，同意废除《辛丑条约》，撤出驻中国军队的许诺，制定了“与日亲善”，暂时对青岛（山东）问题进行模糊化，搁置收回青岛诸事，以期在巴黎和会解决这一符合中国利益和相对稳妥的外交战术。而且明确制定了三项主要的正式目标：1领土完整，外国租借地归还中国。2恢复国际主权，废除《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外国军队撤离中国，以及取缔领事裁判权。3经济自由，实现关税完全自主。此外，陆征祥、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全权代表，这些都是中国所能推选的最优秀的外交官。尽管在大会上中国代表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论点上，都压得日本代表及其他列强无言可对，给各国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大变身中国所有关于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的要求都被列强以与此次战后和平会议无关而被拒绝。这种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决不应该将外交上最终的失败归咎到某些人上。巴黎和会的失败的原因，个人认为是：①国家实力才是硬道理，在这种列强势力洗牌，重新分配世界利益的会议上，没有强大实力的国家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道义只是幌子，舆论的作用微乎其微。②中国人对会议的期望值过大，没有清醒认知自己的处境和地位，靠一次会议来解救一个国家是不现实的。③被威尔逊所提出的国际联盟的设想所蒙蔽，美国政府终究只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在说话，它注重世界势力的平衡，它不可能为了所谓公平正义帮助中国而得罪其他列强，所以威尔逊出卖中国利益不足为奇。④内政的动荡和军阀权力争夺，中国参加一战优柔寡断，没有开始之初就果断决绝，错过了好的时机，给列强剥夺中国应有的利益找到借口。虽说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但无法否认这段时期是北洋政府外交的辉煌时刻，这使得世界看到国力衰弱的中国骨子里不屈的灵魂，也看到了中国正做好准备努力融入到世界体系的决心。因此放宽历史的视野，特别从中国实现国际化的愿望这一角度来评价，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取得的外交成就是非凡的。㈡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社会的转型首要的推动因素就是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改变。一战让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国遭受重大的损失，这不仅表现在战争期间，在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各国的经济都处于混乱和危机之中，原先一直被压迫的民族资本主义拥有了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因而获得较快发展。在各国输入中国的货物总值中。英国为49890293海关两，法国为1568858海关两，分别比战前1913年减少48.5%和70.4%。而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空前的发展，就工业投资来说，1913年为49875000元，1917为128244000元，1920年为155221000元，足足增长了两倍以上。据北京政府农商部统计，1914年以前，注册的工厂为146个，总价值41148205元，而在1914~1919年间，新注册公司有232个，资本总额为91867500元，且这些公司涉及的行业很广。发展尤为突出的就是面粉行业和纺织行业，这主要由于维持大战的物资消耗极为巨大，欧洲各国又需要抽出大批工人入伍参军，市场物资极其匮乏。欧洲各国不仅不能向中国输入面粉，而且还要到中国来收购各种农业轻工产品，中国的轻工业发展进入“黄金期”。全国销往外国的面粉数，1914年为7万担，1915年为20万担，1918年上升到200万担，以致1920年的400万担。荣德生在《乐农自订行年纪》里有如下记述，“时欧战已起，对外停顿，汇票稍涨，外贵内贱”，“余认为可放手做纱、粉、，必需品也，粉销不患不畅”。但是不能忽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企业主要集中在轻工食品方面，机器制造等重工业确仍是低水平的，有很大的局限性。论其原因，根本上是中国在经济上缺乏独立发展的基础，列强对重要科学技术的保密封锁，专业人才和资金的匮乏和动荡的时局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仅给国家创造了财富，减轻了整个政府的财政困难，更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有重大意义。它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城市的形成，推进瓦解了中国的自然经济，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对日后中国革命的探索道路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战中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的变革，进而推动阶级结构的变化。随着民族资产阶级扩大了它的队伍，增强了它的经济力量。1914年至1922年民族资本企业的创办人、主要投资者有半数以上是商人，而在1913年以前商人只占18.3%买办和官僚的投资资本却是大幅减少，这表明是新的一批资本家在形成，工业资本家的队伍扩大了。与旧的官僚、地主资本家或买办资本家依靠封建压迫来达到剥削劳动利益不同，新兴资产阶级有文化素养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在国外接受过管理科学的教育，有新思想敢作为，这为民族资本主义增添了新的活力。这些新兴的资本家看中企业的技术，不惜重金培养和招聘人才，为中国的工业技术发展做出了贡献，意义深远。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动另一阶级——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早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通商口岸时，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具有近代意义的第一批工人，不过无产阶级的真正发展壮大是在一战期间。到大战前的1913年，这一时期的全国中外企业的数量在50万到60万之间；1919年前后，全国的产业工人月261万，其中铁路16.5万，邮电工人3万，海员15万，汽车电车工人3万，搬运工人15万，中国工厂工人60万，外国资本在华工厂工人23.5万，矿山工人70万，建筑工人40万。导致这现象的发生不得不归功于一战，一战使得西欧各国无力东顾本身还物资匮乏，民族工商业的兴起乃时势所趋，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从而使得农村破产的农民和城市无业游民纷纷涌入工厂，转型为工人阶级。中国政府为了支援协约国的作战，通过以工代兵，需要欧洲输送了大量的华工，这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