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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旋风不仅席卷出元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版图的封建王朝，还为中国古代文学开拓出元杂剧这个面目全新的艺术王国。元杂剧是一种新兴的戏曲文化，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历来为世人瞩目，遂使元曲得以与唐诗、宋词并列，被称誉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三株奇葩。第一章元杂剧崛起与兴盛的文化背景一、蒙元入主统一中国首先，元朝的统一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其二，元朝的统一，消除了南北通商的藩篱，贯通了各地交通，其历史功绩与深远意义，远远超过了秦王朝的统一。南北大运河的贯通与海运的开通，更促进了南北中国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从蒙古人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似。”——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蒙古帝国史》其三，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元朝统一之后，战乱平息，社会安定，疆域宽广，南北相通，华夷杂居，天下一体，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二、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冲撞融合蒙古民族与汉民族由于社会进程、活动区域、生活方式、经济生活、民族习性、历史形成的不同，各自形成了在观念形态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异的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1、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草原游牧文化表现为尚武外向、纵横不羁、张扬个性、率意进取等特点。由蒙古人的生活习俗而形成的民族性格具有鲜明的草原文化的特质。这是一个崇尚竞争、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们更喜欢的是有高兴事时尽情狂欢，有伤心事时放声长哭，无须压抑、无须造作的直率。中原民族，尤其是汉族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礼乐文化的积淀，到了宋金时期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生活规范和伦理制度，有严格的等级秩序。在此规范下形成了汉族讲求礼仪、崇尚温和、不喜张扬等民族性格。2、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原农耕文化实际上是一种礼义文化、伦理文化，其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历来重视音乐歌曲(包括舞蹈)的政治教化功能，是一种典型的政教功利审美观。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元史·礼乐志》“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若其为乐……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草原游牧文化在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方面并不一味追求“植纲常而厚风俗”的政教功能，而主要追求“美声文而侈观听”的愉悦性和观赏性。中原以孔子诗学精神为核心的音乐歌曲审美观念给予音乐歌曲以重教化的功能，从而把音乐歌曲也纳入了社会伦理的范围内。音乐歌曲表达人的感情必须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追求温柔含蓄的风格。3、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魅力草原游牧文化中重视歌舞传情、提倡敢爱敢恨、场面火爆热烈、风格豪迈奔放等审美观念，也逐渐被中原农耕文化所接受，从而在元曲这种新型的文化绿树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三、“书会才人”与“勾栏艺人”的才智元代统治者对从隋唐以来兴起的科举制采取轻视的态度，使以汉族文人为主体的杂剧作家的社会地位普遍下降，从而使他们同社会的统治阶层产生离心力，而更接近下层民众，对社会现实认识更为深刻。元代自仁宗延佑二年(1315)举行首次御试，至亡国前二年的顺帝至正二十六年(1366)举行最后一次御试，共举行御试十六次，录取进士总计1139人，其中蒙古、色目榜与汉人、南人榜大体上各取570人左右.第一，元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废除前朝的科举取士制度。第二，元代科举取士制度录取进士甚少。第三，元代科举取士制度明显歧视汉族人。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并不仅仅是经济上，而主要的是他们的“达则兼济天下”的远大理想难以实现，带来的更多的是他们心灵上的痛苦。儒生政治前途的渺茫、经济生活的困顿，从而使他们思想中产生出对传统观念的反叛，寻求自我精神的新家园。“士失其业，志则郁矣”。于是，他们借之于“曲”，把自己胸中的忧郁感慨之情抒发出来。他们主动走向市井勾栏，成为了“书会才人”“书会”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主要是为勾栏瓦舍戏班演出杂剧、讲史、诸宫调等通俗文艺撰写文学脚本的一种以民间艺人为主体的行会组织。“书会才人”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寄生勾栏的以写剧本为生的专业作家，如杨显之，以编写剧本为生，还兼为演员的教师；其二是有自己的职业，以写作剧本为第二职业的作家，如关汉卿，本为“太医院尹”杂剧是舞台艺术，是要靠演员表演的，不是案头的文学作品。因此，杂剧在元代走向繁荣，和当时有一支演艺水平很高的勾栏艺人队伍是分不开的。元人夏庭芝在《青楼集》中记载元代杂剧、南戏、诸宫调等各类艺妓152人，其中女艺人117人，男艺人35人。其中以演杂剧见长者达50人之多，尤其是女艺人中，容颜秀丽，演技精湛，名响艺坛者比比皆是。朱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顺时秀“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天然秀“丰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余段，当时且色，号为广记者，皆不及也”；朱锦绣“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虽姿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李娇儿“姿容妹丽，意度闲雅，时人号为‘小天然’。花旦杂剧，特妙”。朱帘秀“杂剧为当今独步”；顺时秀“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天然秀“丰神靓雅，殊有林下风致。……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李芝秀“赋性聪慧，记杂剧三百余段，当时且色，号为广记者，皆不及也”；朱锦绣“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虽姿不逾中人，高艺实超流辈”；李娇儿“姿容妹丽，意度闲雅，时人号为‘小天然’。花旦杂剧，特妙”。中原文化异化出的反抗思想和草原文化固有的挑战精神，在元曲家的身上得到融合统一，造就出了一种既不同于唐宋文人，也不同于明清文人，唯有元曲家独具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