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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史中国电影的开端、30年代、抗战前后电影传入中国第一次放映电影的记录：1896年上海徐园杂耍游乐场放映的“西洋影戏”1897年7月美国人到上海放映爱迪生的电影1899年，西班牙人雷玛斯大中国放映具有简单情节的故事片1904-1905年间，香港建立第一家电影院--比照影画院1908年，雷玛斯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座专业剧院--虹口大戏院1902年，北京福寿堂茶馆开始放映电影，并很快传入清宫早期“影戏”的内容和独特的放映方式以外国输入影片为主，各种记录片、特技片、滑稽片、侦探片等多数影片是在茶楼戏院中作为演出间隙的余兴节目放映早期电影对中国的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中国初期的电影生产（1896年-1932年）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电影《定军山》，掀开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页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等人拍摄了故事短片《难夫难妻》，是中国故事片拍摄的开端。同年，黎明伟在香港拍摄短片《庄子试妻》，并第一次被带到国外放映。电影中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女性演员1914年，张石川拍摄《黑籍冤魂》191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拍摄电影，并于1918年正式成立影戏部真正意义的民族资本开办的的第一家电影机构建造了中国第一个摄影棚，开创了规模性经营有明确的制片方针，要求电影为教育服务，要具有文化品位和爱国内容影片题材广泛：风景（《南京名胜》、《西湖风景》、《浙江潮》等等）、时事《东方六大学运动》、《约翰南洋比赛篮球》、《军舰下水》、教育（《盲童教育》、《驱蚊灭蝇》等）、古剧（《天女散花》、《春香闹学》等）、新剧（《得头彩》、《死好赌》）等“影戏”--中国主流电影传统的形成“影戏”是3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人对电影的通用名称，形象的反映了当时电影创作的特点和当时电影工作者的观念中国电影传统的形成与戏剧有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当时以郑正秋、张石川等人为代表的电影创作中郑正秋（1888-1935年）是中国电影事业的开拓者，早期最主要的电影艺术家。他坚持主张以艺术形式进行社会教化的方针，将其丰富的戏剧经验运用到电影创作中，形成独特的创作风格1923年，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拍摄了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取得巨大成功影片的内容是“善有善报”的封建因果报应思想和主张平民教育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混合体《孤儿救祖记》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很有代表性，是具有民族特色的、独立的艺术形式的中国电影的开端，其成功对“影戏”风格电影占据当时的主流地位起到重要作用“影戏”--中国主流电影传统的形成1924年，郑正秋根据著名“鸳鸯蝴蝶派”著名作家沈忱亚的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电影《玉梨魂》，并相继拍摄了一系列以妇女生活为主要题材的影片，表现了他对封建伦理和婚姻制度压迫下妇女所寄予的深厚同情郑正秋有丰富的生活和舞台创作经历，熟悉生活，了解观众喜好，善于虚构故事、烘托情节，其作品受到市民观众欢迎，也成为当时电影创作的模仿对象张石川（1898--1953年）是明星公司的另一位主创人员，又是公司老板，主要从事导演创作，他特别善于利用情节的起伏控制观众的情绪，造成强烈的戏剧效果。张石川更注重在创作上适应商业性的要求郑正秋和张石川的影片创作，多取材于成功的文明戏，其合作者也多来自文明戏，因此，文明戏作为初期中国电影的主要艺术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创作面貌“影戏”主流电影的艺术特点影片主旨推崇社会教化，揭露和鞭挞社会和家庭的丑恶德行，表现和歌颂儒家传统的善良孝悌和仁爱，强化中国传统伦理亲情影片的创作原则以戏剧化冲突为基础，“故事性”即情节的曲折生动作为衡量影片叙事成功的基本标准影片的时空表现上，以较大的叙事段落的戏剧性场面展开故事；镜头语言也以戏剧性段落为基本表现单位表演与场面调度上倾向单向性、平面化和大景别，呈现出比较明显的舞台戏剧影响初期电影的制作特点影片题材内容时事片，以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为题材，极具商业价值都市青年的爱情故事，追求唯美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气质的文化取向中国传统文化、家庭伦理题材，叙事风格体现中国小说或戏剧特征影片的制作生产电影公司的经营主体是国内从事小说写作和戏剧业的人士，也有侨民和留学归国人员逐渐形成了一套电影企业和发行放映系统•主要电影公司有张石川、郑正秋创办的“明星”公司、邵氏兄弟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以及“联华影业公司”、“长城画片公司”、“神州影片”、“民新影片公司”、“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等，形成了一批比较稳定的电影生产队伍•电影的制片基地和发行放映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问题：由于商业投机性经营，也造成了初期电影的低级趣味、粗制滥造现象第一代电影人第一代电影人活动时间：约为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代表人物：张石川、郑正秋、但杜宇、杨小仲、邵醉翁、洪深、侯曜、欧阳予倩等对中国电影的贡献：“第一代编导”是中国电影的先驱，创作了中国第一批故事片。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第一部武侠片《火烧红莲寺》，早期最有影响的影片《孤儿救祖记》等创作的电影艺术特点“第一代编导”的影片一部分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同程度表现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对电影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用传统的戏剧观念处理电影，拍摄时沿用舞台的的观念和办法，摄影机基本固定根据社会经历和创作追求的不同，分为“新派”和“旧派”“旧派”与“新派”“旧派”电影迎合市民观众的生活经历和审美情趣，擅长家庭伦理剧编撰，并开创了神怪武侠片的创作，有一定现实批判性，但更多的是消极和媚俗倾向，影片形象大都类型化、概念化，艺术表现讲求直叙式、通俗化和趣味性，在市民观众中影响很大旧派主要以明星公司、天一公司为代表，其成员大都受文明戏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影响。如张石川、郑正秋曾组织过剧社；杨小仲、邵醉翁是有名的文明戏票友；包笑天、朱瘦菊是鸳鸯蝴蝶派文人旧派的创作题材主要有家庭伦理剧和神怪武侠片家庭伦理剧多取材于下层市民生活，成功实践者当推旧派代表人物张石川和郑正秋从1926年下半年开始的四年多时间，中国影坛相继出现了古装片、神怪武侠片等的商业类型电影热潮。1928年，明星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成为早期武侠片的突出代表，已经推出便引起轰动，后又连拍18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政府下令禁拍“旧派”与“新派”“新派”主要是20年代后期加入到电影行列中的新知识分子组成，他们文化程度较高，可以直接接受西方的文艺理论和电影经验，为中国电影带来了新动力新派电影人一类是1925年前后转入电影界的新文艺家，如洪深、欧阳予倩、侯曜、田汉等，他们是“五四”文学运动的直接参与者，有深厚的文学功底和戏剧创作经验另一类是曾留学西方或侨居国外专门学习电影的知识分子，如孙瑜、史东山等，他们具有相当的西方文学、电影理论修养新派“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精神和不愿“为名利而拍摄诲淫诲盗的影片，贻害社会，玷辱国家”的严肃态度，拍摄了一批具有现代品格，思想较为新颖、格调较为高雅的影片最早进入电影界的新知识分子--洪深长城派的“人生问题剧”（以侯曜为代表）注重电影艺术品位和社会影响的神州派（汪煦昌）注重电影视觉表现力的唯美派电影（但杜宇、史东山）中国电影走向成熟（30年代）从1931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前繁荣的局面，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特点：30年代电影追随时代前进脚步、贴近社会生活，普及民众教育，提高艺术质量，重视电影声誉，从题材选择、导演艺术、演员表现，到摄影、音乐、美工等领域都展示了新的姿态原因：九一八事变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影响了创作者和观众的心理状态，推动了中国电影的变革，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表现在整个电影的思维方式上有声片的出现等电影技术的进步和外国电影经验的大规模介绍，推动了电影艺术技巧的大幅度发展，电影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和大变化大批思想活跃的进步文艺青年投身电影，对中国电影的思想和艺术面貌的全面改观起到突出作用复兴国片运动20年代末，日益加剧的商业竞争使得中国电影陷入困顿，开始重新考虑如何以质量求生存，探索新的经营方式，罗明佑创办的“联华影业公司”以全新面目登上影坛联华公司宗旨：“改革神怪、迷信、凶恶、打杀之国片作风”联华公司方针：“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主要作品：孙瑜导演、阮玲玉、金焰主演的《野草闲花》，批判封建门第观念、提倡自由恋爱（1930），摆脱了当时一些国产影片低级趣味的倾向，以一种清新脱俗的艺术风格，开影坛风气之先，受到广大观众的关注与欢迎1931年联华又拍摄了《恋爱与义务》、《桃花泣血记》、《爱欲之争》、《恒娘》、《一剪梅》、《心痛》、《自由魂》等影片，情节不再离奇，展现了广阔的社会历史环境，充满现代生活气息联华公司的影响注重艺术质量的制片实践为提高国片文化地位、改变观众结构和重新赢得市场起到积极作用为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整体跃进的新兴电影运动（左翼电影运动）做了某种准备新兴电影运动（中国电影文化运动、左翼电影运动）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同年8月组成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次年1月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鲁迅、瞿秋白、夏衍等成员首先发表、翻译有关电影的文章，如苏联普多夫金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脚本论》等1932年，明星电影公司聘请夏衍、郑伯奇、阿英担任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深等组成编剧委员会；阳翰笙、田汉、孙师毅、聂耳等共产党人进入“联华”和“天一”公司。田汉还帮助筹组“艺华”公司，保障了进步影片的拍摄1933年，共产党在电影界成立了以夏衍、阿英（钱杏邨）、王尘无、石灵鹤、司徒慧敏为成员的电影小组，在编剧、影评、加强电影界进步力量等方面开展工作1933年2月，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成立。郑正秋、孙瑜、洪深、田汉、夏衍等任委员。它以“认清过去的错误”、“探讨未来的光明”、“建设新的银色世界”为指导思想，为电影创作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号召电影界人士共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努力探寻中国电影的创新之路。标志着“新兴电影运动”正式全面展开新兴电影运动的初起--中国电影年19331933年，“新兴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拍摄了很多优秀影片，在当年各公司拍摄的70余部影片中，具有进步倾向的约占三分之二，这年被称为“中国电影年”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以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为背景表现了农民家破人亡的悲惨命运，揭示了阶级斗争的主题。影片穿插大量纪录片素材，辅之以富有冲击力的蒙太奇手法，极具震撼力。被誉为左翼电影的开山之作《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上海二十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春蚕》（夏衍根据矛盾小说改编、程步高导演）、《小玩意》（孙瑜编导）、《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民族生存》（田汉编导）等影片，从不同侧面暴露和批判了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主题郑正秋导演的《姊妹花》，通过一对孪生姐妹的不同命运，揭露了社会的不平，《姊妹花》的主体内容契合了观众对贫福悬殊的黑暗社会的不满情绪，伦理内容与社会内容相结合的故事情节引起观众的共鸣，因此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创造了国产片连映六十多天的最高纪录，并成为郑正秋和胡蝶的代表作新兴电影运动在1933年迅速崛起，并改变了中国电影的面貌。制片业得到恢复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许多影片公司不同程度上改变了自己的制片方针，从单纯追求商业利润转变为服从现实需要，注重维护民族利益、关心国家命运，表达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存在的问题：创作者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思想内容方面的革新，不少影片存在着艺术表现相对粗糙稚拙和革命内容表达过于直露等问题，并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刁难，许多影片也只是昙花一现新兴电影运动的曲折发展期（1934-1935年）新兴电影运动的高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在采取加强电影检查、严格实行“剪刀”政策的同时，还采取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公司，追捕进步电影人士等手段进行扼制严峻的形势促使左翼电影工作者的成长，他们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