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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环境的比较分析国际直接投资环境是指一国的投资者进行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时所面临的东道国的各种外部条件和因素的综合体。一个国家的直接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可以直观地表现为该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的大小。从某种程度上来讲，FDI流入量就是物化的、直观化的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会吸引大量的外资流入，进一步影响该国直接投资环境的变迁。一、中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比较（一）美国FDI流入量数额大，波动幅度大美国作为战后最发达的国家，市场经济体制完备，投资环境成熟，FDI流入量常年来居世界第一位。但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疲软，随之FDI流入也遭受重创。2015年美国流入3840亿美元，遥遥领先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超越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见图1）。在2016年1月20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报告认为2015年全球FDI增势强劲，但没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FDI增长主要由发达经济体贡献且集中在并购，而美国的资本流入只是改变了企业的资本结构和金融账户，并不带来资源的实际流动。（二）中国FDI流入量稳步增加，且结构不断优化从总体数额上来看，中国的FDI流入量小，但是发展迅速。在1999年，中国的FDI流入量为400亿美元，到2015年达到了1360亿美元（见图1）。在2008年，虽然国际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但是FDI流入量所受影响较小。近年来进入新常态，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商务成本持续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的外资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往低收入国家，但流入中国高端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外资却有增无减。自2011年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比重以来，服务业已经成为吸收外资新增长点。2014年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上升，达到55.4%，高出制造业22个百分点，达662.3亿美元。这也反映出外资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二、中美直接投资环境的总体比较从各种因素所具有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方面，可将投资环境分为硬环境、软环境和配套环境。（一）硬环境1.基础设施建设（1）从“态”的方面来讲，美国的基础设施状况总体优于中国在《2015—2016全球竞争力报告》关于基础设施的排名中，美国得分5.87，排第11位；中国得分4.73，排第39位。在全球最大的10个经济体中，美国拥有最大的公路系统、铁路网络和最多的机场，全球航空货运量最大的10个机场中，有5个在美国，包括世界上最繁忙的货运机场（详见表1）。（2）从“势”的方面来讲，美国的基础设施老化严重，而中国发展势头良好美国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事故频发，危机运输及交通业。2013年美国土木工程协会（ASCE）对全美的15个基础设施项目如灌溉、饮用水、铁路、学校等进行了评估，美国基础设施的总体得分为D。从现实原因来看，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建设往往不会符合政客的利益——周期长、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责难而非声誉。而从历史上来看，美国庞大的道路交通网大都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时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连接城乡地区、刺激经济增长，签署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在其后的40年，政府对公路建设和维护的支出被视为一项重要投资，且平均投资额一度超过了国民消费总值的2%。但在2012年，跌至1.5%，达到了20年来的最低点。而中国的基础建设状况与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基础设施投入占GDP的7%，而且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有一定的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且效率很高。截至2014年底，中国高铁里程达到1.6万公里，超过世界高铁营业里程的一半，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2.气候及资源状况（1）中美两国的大部分领域地处温带，气候适宜，有利于进行经济活动美国地处北美洲，与之接壤的国家少。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因为远离欧洲大陆，因此免于生灵涂炭，在今天，同样因为远离欧亚大陆，因此欧洲的难民危机不会直接波及到美国。相较于中国，美国的地缘争端少，发展更加稳定。（2）中美两国自然资源丰富，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在人均占有量上更具优势美国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居世界首位。煤、石油、天然气、铁矿石、钾盐、磷酸盐、硫磺等矿物储量均居世界前列。森林面积约44亿亩，覆盖率达33%。中国自然资源种类多，数量丰，是世界矿产种类多、分布广、储量大、大部分矿产资源能够自给的少数国家之一。现有森林面积1.24亿公顷，虽占世界第8位，但森林覆盖率仅为12.98%，列世界第121位。（二）软环境软环境是指物质条件以外的诸如政策、、制度、法律、思想观念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1.总体概况在图2中，除基础设施之外，都属于软环境。总体上来看，美国的软环境优于中国，尤其在创新能力、科技支撑、及培训方面，美国的优势非常明显。美国是全球的创新中心，研发能力强。2012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81%，研发支出为4186亿美元，居于世界第一位。据诺贝尔基金会统计，自2000年以来，美国在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数目超过了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同时，美国在高等教育方面也有明显的优势。据《时代高等教育增刊》报道，世界最好的10所大学中有7所在美国。美国的研究机构还招收了50多万名国际学生，约占全球国际学生总数的1/4。很多社区学院还为在本地的国外投资者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根据图2可以看出，中国的宏观环境相较于美国优势明显，且市场大小的得分略高于美国。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市场排名指标上，中国位居第一，美国第二。中国30多年来，经济长期维持高速增长，市场机会多，整体发展势头好。2.政府办事效率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在不断改进。2013年3月14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发布，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进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简政放权”成为新一届政府应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截至2016年1月13日，国务院已相继取消和下放9批共798项行政审批事项。在《2016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所做的统计中，中国在提高纳税效率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中国的纳税的税项与时间成本分别从2004年的37项、832小时改进为2015年的9项、261小时。相较于中国，美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干预比较少，市场经济体制也发展得比较完善。根据表2可以看出，在涉及政府的办事效率方面，如开始一项商业活动、纳税，美国的总体得分都远远高于中国。3.税收优惠政策根据“选择美国”网站信息，美国联邦政府目前只提供一项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税收优惠。该项目适用于商业、工业、公共设施、农业行业的公司的所得税抵扣、减免。太阳能、燃料电池、小型风力发电行业企业可减免30%的企业所得税；地热、废热发电企业减免10%所得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从2008年起实施，开始调整对外商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该法第五十七条，2013年起，外商所享受的一切税收优惠全部取消，从此实现内外商所得税的统一，结束了外商企业的超国民待遇。这一政策的出台与平稳推行，是中国吸引FDI的环境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中国不再依靠税收减免政策来吸引外资，更多地是依靠中国市场的规模和良好成长的势头。4.商业争端解决根据表2可以看出，经商环境中的争端解决方面，中国的总体得分高于美国，在此方面，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诉讼费用大大低于美国。主要原因在于中美两国的法律环境大不相同，中国属于大陆法系，而美国属于英美法系。在诉讼程序方面，大陆法系的诉讼程序以法官为重心，具有纠问程序的特点。英美法系的诉讼程序以原告、被告及其辩护人和代理人为重心，具有抗辩式的特点，律师所发挥的作用很大。美国的法律体系为庞大的律师群体的培养提供了空间，在律师市场中，由于有大量高素质人才的涌入，代理费用也非常高，律师业屡屡进入美国高薪职业榜单。2014年职业门户网站Careercast最新出炉的2014年最佳报酬职业排名显示，律师的平均工资为113530美元，名列美国高薪职业榜单第10位。5.工作伦理马克斯·韦伯在1904年首次发表了《新教伦理与精神》，系统化地阐述了新教工作伦理与资本主义衍生、发展的关系，在此书中，“工作伦理”首次作为一种系统的社会经济理论研究对象，而在此之前，工作伦理只是一个散见于作品中的概念。（1）美国的工作伦理演变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早期的欧洲移民时期奉行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欧洲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经济是欧洲经济在新大陆的延续，也是欧洲经济在一个旧世界残余很少的地区的创新性发展。同欧洲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工作伦理相似，美国经济发轫于清教徒精神，强调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而且在消费方面，强调勤俭节约，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人只是受托管理着上帝恩赐给他的财产，他必须像寓言中的仆人那样，对托管给他的每一个便士都有所交待。因此，仅仅为了个人的享受而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花费这笔财产的任何一部分至少也是非常危险的，财产越多，为了上帝的荣耀保住这笔财产并竭尽全力增加之的这种责任感就越是沉重。”第二阶段，18世纪中叶，在“大觉醒”运动结束后，清教神权体系走向没落，人们普遍接受了自由平等、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精神。“大觉醒”运动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们的宗教热情，但是事与愿违，教派之间的纷争、相互攻击反倒有损各个教派的神圣性，而且欧洲的启蒙运动宣布着理性对宗教的胜利，最终“大觉醒”运动失败。清教伦理最终褪去神学的色彩演变为重视勤俭节约、追求财富的世俗化的工作伦理。在此前，对财富的追求是为了荣耀上帝，但是在此之后，人们可以承认自己对于财富的追求是自己的个人愿望。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内战之后，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大工业生产意味着劳动的异化，劳动成为资本家获取利润，工人谋求基本生存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巨大的贫富差距使得之前的富兰克林式的伦理与传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便可以成功——受到人们的质疑。但是，在这一时期，个人主义在美国仍然根深蒂固，它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结合更是将个人奋斗、追逐财富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致，这成为美国在20世纪末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伦理基础，也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埋下祸根。第四阶段，罗斯福新政改革之后，美国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成为一个福利国家。社会的工作伦理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震动，贫穷不再是个人的责任，勤奋工作不再是个人成功的保证。随着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以及国家福利思想的传播，部分人开始接受福利是权利的思想，不再认为申请社会救助有损身份和人格，受助时的耻辱感减弱，随之而来的是工作荣誉感的降低。在福利项目相对完善的詹姆斯·厄尔·卡特政府时期，单身母亲可以同时享受多重福利，完全不必为生计发愁。对这些人来说，选择领取救济金而不是工作，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这样的福利体系给美国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陷入滞胀，经济政策、社会思潮方面开始了新一轮的变革。第五阶段，里根政府时期，保守主义再度回归。里根推崇自由企业制度和自由贸易，在舆情和经济形势的推动下进行了一种惩罚性的福利改革措施，它几乎削减了所有的公共援助项目，强调个人奋斗、提高工作能力的工作伦理得以复兴。经过年代末布什的强化与巩固，年代初克林顿的改革和完善，以市场化取向为核心的美国社会福利体系日益完备起来。美国社会的价值取向仍然是以个人主义为主，强调个人的奋斗，同时完善的福利体系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社会安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