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本体论

什么是本体论本体论：Ontology（本体论）一词是由17世纪的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Goclenius，1547-1628）首先使用的。此词由ont（όντ）加上表示“学问”、“学说”的词缀——ology构成，即是关于ont的学问。ont源出希腊文，是on（όν）的变式，相当于英文的being；也就是巴门尼德（Parmenides）的“存在”。“本体”的研究，在希腊哲学史上有其渊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希腊早期哲学家就致力于探索组成万有的最基本元素——“本原”(希腊文arche，旧译为“始基”)。对此“本原”的研究即成为本体论的先声，而且逐步逼近于对being的探讨。之后的巴门尼德深刻地提出，“是以外便无非是，存在之为存在者必一，这就不会有不存在者存在”。并且认为存在永存不变，仅有思维与之同一，亦仅有思维可以获致此真理；而从感觉得来者仅为意见，从意见的观点看，则有存在和非存在，存在既非一从而有变灭。巴门尼德对being(是，存在)的探讨，建立了本体论研究的基本方向：对于被“是者”所分有的“是”，仅只能由思维向超验之域探寻，而不能由感觉从经验之中获取；此在超验之域中寻得之“是”，因其绝对的普遍性和本原性，必然只能是一。不过，这一点只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才能真有领会，与他同时的希腊哲人或多或少地有所忽略。因而，如原子论者虽然也区分了真理认识和暗昧认识，认识到思维与感觉的不同；但其探寻的“本原”可否由经验获致却极模糊，因而实际上并未能区分超验和经验。而在苏格拉底那些没有最终结论的对话中，已破除了经验归纳方法获取真理的可能性；在柏拉图的理念论中，则鲜明地以超验世界的“理念”为真理之根本。究竟什么是本体论?众所周知，ontology这个词中的on在古希腊文中写作ov，在英文中则写作being。按照通常的使用方式，在英文中，tobe是系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可以做各种不同的解释。从哲学上看，它的最基本的用法有以下两种：一是是，如Heisastudent(他是一个学生)；二是存在，如Heis(他存在)。tobe的动名词being解释存在者，指以个别的方式存在着的人和事物；而当being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即以Being的方式出现时，则解释存在。按照传统的哲学见解。存在是一切存在者的总和，作为最高的种概念，它在逻辑上是无法定义的。关于存在问题的探索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对这个问题引起普遍重视的却是近代西方哲学。黑格尔在回顾哲学的发展时，曾经这样写道：这种最高的分裂，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一种最抽象的对立；要掌握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和解。从这时起，一切哲学都对这个统一发生兴趣。（3）黑格尔在这里说的这时就是指近代。在另一处，他以更明确的口吻指出：近代哲学并不是淳朴的，也就是说，它意识到了存在与思维的对立。必须通过思维去克服这一对立，这就意味着把握住统一。（4）黑格尔从绝对唯心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存在问题。在他看来，既然存在是一个抽象的范畴，所以它本身就是思维的形式，质言之，就是思维，因而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是不言而喻的。与黑格尔不同，恩格斯则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肯定了存在与思维关系的重要性。他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5）在他看来，思维也就是精神，存在也就是自然界或物质世界。按照这种见解，存在就是存在者的总和，就是整个物质世界。在对存在、本体论及对近代西方哲学关于存在问题的见解做了一个简要的说明之后，现在我们有条件来探讨当代话语框架中的存在问题了。一、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原因既然近代哲学已对存在问题获得一定的认识，那么，从20世纪初以来，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再度成为困扰当代哲学家的核心问题呢?或者换一种说法，本体论的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复兴呢?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引起的。其一，传统形而上学陷入了危机之中。传统形而上学常常陷入这样的错觉之中，即认为自己在思索存在，实际上思索的却是存在者。亚里士多德强调，哲学的任务就是考察存在者之为存在者(toexaminebeingquabeing)（6），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并不就是存在，这种考察仍然在存在者中兜圈子。它拘执于现成在手的存在者，却遗忘了存在本身。正如海德格尔所批评的：自其发端乃至其完成阶段，形而上学的陈述都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活动于一种对存在者与存在的普遍混淆之中。（7）在海德格尔看来，尼采在他的著作中所表达的那种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柏拉图以来的西方传统哲学忘记存在的真理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而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则是传统形而上学终结的一个重要信号。然而，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于一切形而上学的终结。在海德格尔看来，既然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所以人一定会继续形而上学的思考，但这种新的思考却必须以对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作为起点。事实上，他所倡导的基础存在论也正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思考的。其二，与传统形而上学密切相关的、传统自然科学在描述存在者世界时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观念，如存在、实体、确定性、因果决定论等，都面临着新的挑战。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把一种演化的观念带入到一切其他的实证科学对存在者世界的重新审视中。19世纪下半叶的克劳修斯提出的熵增加原理揭示了存在者世界在演化中的不可逆性。创立于20世纪初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理论大大改变了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力学的传统观念。在经典力学的视野里，存在先于演化。但当物理学对存在者世界的考察深入到基本粒子的层面时，科学家们发现，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演化先于存在，因为时间是一个矢量。这一新的观念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爆炸宇宙学和耗散结构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由于演化构成了存在的本质，在传统物理学中作为不变的对象加以考察的实体也被现代物理学中的关系和功能所取代了，犹如印象派把古代绘画中的实体解构为光点一样。如果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理论还传承了经典力学对确定性观念的信赖的话，那么在后来科学的发展中，连这种确定性的观念也完全被超越了。无论是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还是玻尔的互补原理；无论是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还是扎德的模糊数学；无论是莫诺的生物学理论，还是曼德勃罗的非线性科学，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冲击了传统的、确定性的观念。正如普利高津所说：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8）数学和自然科学观念上的变化对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促使当代哲学家们从新的眼光出发，重新审视存在者世界，特别是以本体论为切入点，对存在问题做出新的说明。从孔德、马赫的实证论到逻辑实证主义思潮，从狄尔泰、齐美尔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从摩尔、亚历山大到怀特海的实在主义思潮，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奎恩的分析哲学理论，从波普尔、库恩到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理论等等，无不贯穿着当代哲学家对存在问题的新思索。其三，从近代社会向现、当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生活世界的巨大变化也引发了人们对存在问题的重新思索：首先，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出生活世界的巨大的裂口，使西方学者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和文化传承产生了疑虑。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在名噪一时的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1922)中这样写道：西方的没落，乍看起来，好象跟相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种在时间方面和空间方面都有限度的现象；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哲学问题，从它的全部重大意义来理解，它本身就包含了有关存在(Being)的每一个重大问题。（9）在斯宾格勒看来，西方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危机并不是外在的、偶然的，而是内在于精神世界的，是西方人的生存观念和生存方式所导致的必然的结果。只有以尼采式的眼光重新审察并理解这个世界，西方文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境。一战以后，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并未从精神和文化的危机中超拔出来。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1931)中写道：…今天的人失去了家园，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生存在一个只不过是由历史决定的、变化着的状况之中。存在的基础仿佛已被打碎。（10）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1936)中也显露出同样的忧虑。后来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主义的兴衰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文化精神的危机和哲学家们对存在问题的反思。其次，在20世纪的发展中，现代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生活中，引起了物的主体化和人的物化与异化。卢卡奇在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探索了物化和物化意识的问题，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1932年的首次面世给西方思想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异化劳动成了最富前沿性的理论研究课题之一。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1950)中指出，现代技术已经不再是中性的东西，它作为座架(Gestell)控制和支配着现代人的整个生活。马尔库塞则在《单向度的人》(1964)中强调，技术的合理性已经转化为政治的合理性，技术拜物教已经到处蔓延，技术的解放力量--使事物工具化--转而成为解放的桎梏，即使人也工具化了。（11）面对日益更新着的现代技术，人如何找回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如何阐述存在的意义，成了哲学家们最关心的课题。再次，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的理论被普遍接受后，也对当代人的生活世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如宾克莱所说：他(指弗洛伊德--引者)提出的关于精神生活的无意识各方面左右人的力量的学说，对改变人是以理性为主的动物这个旧观念起了重大作用。（12）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学说不仅影响了心理学、哲学、艺术、宗教、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而且也推动了现实生活中的性政治、性革命和性解放运动，以致于有人惊呼：人类文明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前弗洛伊德式的；另一种是弗洛伊德式的。综上所述，在当代人的生活世界，包括精神世界中发生的重大的事件促使哲学家们重新去反思传统哲学，特别是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和核心部分的本体论，于是，以追问存在为标志的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就成了当代哲学中的一种时尚。二、本体论研究复兴的各种表现形式当代哲学中本体论研究的复兴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向。在当代哲学的发展中，由于不同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面对着不同的问题群落，所以他们(它们)对本体论问题的探索也是见仁见智，迥然各异的。第一种趋向表现为以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萨特为代表的现象学本体论。胡塞尔在1913年出版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第11节的一个注释中回忆以前撰写的《逻辑研究》(1900-1901)时写道：当时我尚未敢采用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令人厌恶的表述：本体论，我将这项研究称为一门'对象本身的先天理论'的一部分，A.V.迈农后来把它压缩为一个词'对象论'。对此，我认为，与已经改变了的时代状况相适应，重新使用本体论这个旧概念更为正确些。（13）塞尔接受了传统哲学对本体论的使命的规定，即把它理解为对存在问题的研究，但他又从先验现象学的视角出发，把存在理解为经现象学还原后留下的先验意识，并进而把对蕴含在先验现象中的意识活动和通过这种活动被构造出来的意识对象的考察命名为形式本体论(dieformaleOntologie)和质料本体论(diematerialeOntologie)。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晚年胡塞尔有时候也把先验现象学直接称之为本体论。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把对存在的意义(dreSinnvonSein)的追问理解为哲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根本任务。他认为，传统本体论的一个重大的失误是忽略了存在(Sein)与存在者(Seiendes)之间的差异，而唯有从特殊的存在者，即作为人之存在的此在(Dasein)的生存(Existenz)结构出发，才能真正地走上追问存在的意义的道路。基于这样的思考，他把自己的本体论称作为基础本体论(Fundamentaleontologie)。他还进一步强调：无论什么东西成为本体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以指示方式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本体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4）这充分表明海德格尔十分重视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和显现的观点的重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哲学理解为普遍的现象学本体论(universalephaenomeno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