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社会的影响

佛教对社会的影响自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千古独步的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凡要影响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关注，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地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振频，以此作为契入点，例如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引起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为强烈的影响，并在以后一个时期由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七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弘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之说相近，形成了互补关系。宋明理学虽标榜不好释氏之学，但在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中，处处可见佛学的影子。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外无物”之说，几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说的抄袭版。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时朝，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表现在其对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佛教初传中国，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权臣（如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其中，士大夫阶级起了中坚骨干作用。而王室及权臣则起到了扶持、宣传佛教，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之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因为，民众佛教以渗入国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来学术界有称此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因此，尽管“三武一宗”的灭法来势凶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也不同，有对佛教采取钳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击的结果，受到重创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至于民众佛教，由于受民俗的保护，则表现为极强的韧性。这也是唐代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之后，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众佛教却仍然发展如故的真正原因。赵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民众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民俗的重要依据。“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是当时佛教在民间流行的生动写照，各宗各派的道场殊途同归，儒释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经忏兴旺、频繁启建水陆，这一切无疑折射出民众的信仰需要。近二十年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社会环境的日益宽松，佛教寺院恢复迅速，香客盈门，不少家庭供奉佛像，特别是香港设立佛教公众假期等等，均反映出佛教即使在现代高科技时代，仍然在民众中拥有广泛的信仰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对于民众生活（包括信教者和不信教者）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入的。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同时表现在外来文化对本地文化的渗透和影响方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伴随而至的是西域和印度的文明成果。中国雕塑、绘画艺术的杰作，如敦煌石窟、云岗石窟、龙门石窗中的作品，在创作思路、手法上均受到了印度艺术，从而也间接地受到了希腊艺术的影响。译经事业的高度发达，随着大量佛教典籍翻译为汉文，也给汉文带来了众多的新鲜语汇，丰富了汉语的表达能力，如“三昧”一词，现在已成了汉语中表示精髓、奥秘、要旨的词汇。又如，随着诵经的开展和普及，印度的“四声”已成了汉语的基本发言标准。现在中国孩子一进小学，就要学习“平上去入”四声。诸多事例不胜枚举。总而言之，随着佛教的传入，中印两大文明体系真正得到了一次互相交流、互相补充的机会，其交流现几乎遍及当时已有的各个学科，如文学、农艺、手工业、艺术、逻辑、医学、音韵等。中国的社会在发展，佛教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发展。佛教过去对中国社会各民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今后仍将继续对各民族产生影响。“心净则国土净”。如果每个人都以慈悲为怀，国家就有了和平安乐的心理基础。佛教的发展，对于国家安定和人民幸福，具有重要意义。宏扬佛教的价值，不仅在于修身齐家，而且可以辅助治国平天下。历史上许多朝代都曾经大力宏扬佛法，佛教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而对于当今力图建立“和谐社会”的中国，佛教尤其具有净化人生、和谐社会，吉祥安和，并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的现实意义。最后，佛教具有修身齐家，进而辅助治国平天下的作用。章太炎曾说：“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从信仰观念上说，佛教是以佛为崇拜对象的宗教。佛并不像很多人误以为是神，而是指觉悟了的人。佛陀之“觉”，有三方面的涵义：一是自觉，即觉悟人生，实现自我超越。二是觉他，即劝他人也成为觉悟的人。三是觉行圆满，使自己与他人共同达到觉悟和修行的圆满境界。佛教教义重视个人修身，要求弟子“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以“戒定慧”三学相应对治引起不良言行的“贪嗔痴”的迷惑思想，从而觉悟人生。佛教“五戒”包括不杀生、不偷盗、不妄语、不淫邪、不饮酒，这给信徒定下了一个基本的善凋。定是正确的禅定实践，可以克服欲望，令心灵专注，保持清明的状态。慧是指觉悟人生，得到般若智慧，成就“知性、知天”的大清明境界。做到戒定慧的人，应该可以称得上是拥有智慧和善行的谦谦君子。家有信佛之人的家庭，也容易尊老爱幼，和睦快乐。所谓“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为花果，以大悲水浇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佛教崇尚“自觉觉他，自度度人”，修行并非一己之行，还要“普度众生”。佛教修行过程就是视人若己，先人后己，以慈悲心而利益众生，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过程。佛教的道德修养和伦理准则，在调节个人心理，调解各方矛盾，平息各类冲突，有效维护社会的稳定方面能起到“稳压器”、“减压阀”、“润滑剂“、“稀释剂”的作用。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一方面可以完善自己的人格，提升自己的境界，另一方面与人为善，有利于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达到家庭的和睦，进而促进社会的团结、国家的进步和安宁，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和进步。现实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一些佛教信徒较多的杜区、村镇，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打架斗殴、寻衅滋事、偷盗抢劫很少发生，更少有刑事案件、邪教活动。当代高僧大德，以自己高深的学理和高尚的懿行，广泛地影响大众。太虚大师提出“人间佛教”，指出“人间佛教，是……以佛教的道理来改良社会，使人类进步，把世界改善的佛教”。“人间佛教”已成当今世界佛教的主流。台湾证严法师，创立了旨在“济贫、济病、济急”的慈济功德会，参与的会员仅台湾地区就有四百余万人之多，该会不仅在台湾广行慈济，而且专拨善款用于大陆甚至蒙古、非洲赈灾，并脚踏实地，努力推动资源回收与尊重生命运动，改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无论是从宏观还是微观，佛教的义理都可以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治国平天下”具有不可估量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南朝宋文帝曾与臣下讨论佛教的社会功用，认为“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伟人的革命家孙中山曾说：“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学之母，研究佛学可佐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并行不悖。”佛教崇尚和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更可促进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世界和平。杰出的印度政治家尼赫鲁也曾有很深的感悟：“在这个充满冲突与风波，仇恨与暴力的世界中，佛陀的教理就象太阳一样大放光芒。在这个充斥着原子弹和氢弹的世界里，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需要这个教理了。人类两千五百年的经历只不过是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个教理的持久性与真实性。让我们记住这永恒的教理，努力按照佛陀的教法来革新我们的思想和修正我们的行为。这样，即使是处在令人恐惧的原子弹时代，我们也会镇定自如地面对它，为促成正思正行尽我们的绵薄之力。”由此可见，佛教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我们应正确对待佛教文化，适当对它进行改造，使它与时代的发展和进步相适应，更好地造福于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