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桃红巴拉文化

1第四节桃红巴拉文化与毛庆沟文化一、桃红巴拉文化桃红巴拉文化是以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杭锦旗桃红巴拉墓地的发掘而得名[1]。主要分布于黄河河套内的鄂尔多斯高原，东、西、北三面环绕黄河，北过黄河便是阴山，。经科学发掘的桃红巴拉墓地6座和伊金霍洛旗公苏壕1座[2]。此外，在准格尔旗玉隆太[3]、速机沟[4]、瓦尔吐沟[5]、西沟畔[6]、宝亥社[7]；杭锦旗阿鲁柴登[8]；伊金霍洛旗石灰沟[9]、明安木独村[10]；东胜市碾房渠[11]及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12]等地都有很重要的发现。桃红巴拉文化的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晚期（公元前7—前3世纪）。可划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桃红巴拉、公苏壕墓地及西沟畔3号墓为代表，年代相当于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公元前7—前5世纪）。桃红巴拉墓地有两个碳14测年数据，分别为距今2615±105和2540±105（公元前665和590年）。另据桃红巴拉和公苏壕墓地出土的青铜短剑、鹤嘴斧、带扣、兽头形饰、管状饰等判断，年代不会晚于毛庆沟墓地第1期。因此，桃红巴拉文化的年代上限断在春秋中期为宜；晚期以西沟畔2号墓、玉隆太及其余墓葬和窖藏为代表，年代相当于战国中晚期（公元前4—前3世纪）。桃红巴拉文化具有浓郁的北方草原早期游牧人文化的特征。墓葬分布非常分散，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集中分布的墓地。墓葬结构比较简单，均系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南北向，多单人葬，仰身直肢，头向北，未见葬具。墓内普遍殉牲，主要是马、牛、羊的头和蹄，未见殉猪和狗的现象。殉牲数量也多于毛庆沟文化，如桃红巴拉М1殉马头9具、牛头4具及羊头2具；М2殉羊头42具、马头3具、牛头4具及蹄若干具。桃红巴拉文化的陶器很不发达，墓内随葬的陶器很少。桃红巴拉和公苏壕墓地发现完整陶罐3件，均系夹砂褐陶，素面，手制，火候较低，陶质疏松，制作粗糙，器形也很简单，以单耳罐为主（图1、2）。金属器包括兵器、马具、工具及装饰品。早期以青铜短剑、鹤嘴斧、刀、衔、马面饰、带扣、针（锥）管、管状饰、兽头形饰、双鸟形饰、联珠形饰为代表（图3—7、9—12、14、16、19、22）。短剑为双鸟头相对的“触角式”剑，这种剑在毛庆沟文化、杨郎文化和玉皇庙文化中都有发现。鹤嘴斧也具有早期的形制。环形带扣及各种装饰品与毛庆沟文化和杨郎文化早期的同类器物相同。发现少量铁刀及残铁器，表明该文化的早期阶段已开始使用铁器；晚期铁器明显增多，出现了铁短剑、鹤嘴斧、马衔、马镳等（图8）。青铜兵车马器有车軎、装饰各种动物形象的杆头饰件等；工具有刀、锛；装饰品有带扣、环、釦饰、联珠形饰、变形双鸟纹饰牌、几何纹饰牌等；这一时期出土的装饰各种动物纹样的金银器及金、银项圈等最具特色。桃红巴拉文化的动物纹装饰艺术最为丰富多彩，包括圆雕、浮雕和透雕形象。早期除短剑柄首铸成相对的双鸟头形象外，还有鸟形、双鸟形或兽头形铜牌饰。桃红巴拉Μ5出土的三马纹长方形透雕带饰可以作为早期动物纹艺术的代表作（图17）。传世品中所见带边框的长方形透雕双马或四马、双鹿或四羊纹带饰，应该都属于这一时期。呼鲁斯太Μ1出土的立鹿纹牌饰也很有特色（图13）。晚期的动物纹装饰艺术品不仅数量明显增加，种类繁多，而且制做精细，工艺精湛，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境界。圆雕动物形象包括蹲踞或伏卧状马、伫立或伏卧状鹿、盘角羊、羚羊、刺猬、鹤头等（图23—25）。其中鹿的造型发现最多，往往雌雄相伴，成对发现。鹿的躯体浑圆，两眼炯炯有神。雄鹿巨角贴背，分作枝芽，异常生动。这一时期出土大量装饰动物纹样的金银器，充分反映出桃红巴拉文化的发展水平。这些金银器包括冠饰、剑鞘、带饰、釦饰、项圈、耳坠、串珠等。金银器上的动物及虚幻的怪兽形象，有圆雕、浮雕和透雕，也有同一件器物采用浮雕和圆雕技法完成。特别是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鹰形金冠饰、虎牛相斗纹金带饰、虎鸟纹金牌饰及虎背鹿纹银牌饰；纳林高兔墓葬出土的2怪兽纹金冠饰、伫立状银虎及伏卧状银虎；西沟畔М2出土的虎豕咬斗纹金牌饰、怪兽纹、伏卧状鹿及马纹金银饰片；碾房渠窖藏出土的虎狼咬斗纹金带饰；石灰沟墓葬出土的虎食鹿纹银牌饰、双虎咬斗纹银牌饰及刺猬形银牌饰等（图15、18、20、21），代表了这一时期动物纹造型艺术的最高水平，是同一时期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桃红巴拉文化与其他北方早期游牧人文化的关系，既有明显区别又有很多相似的因素。桃红巴拉文化的墓葬结构及墓向，同毛庆沟文化和杨郎文化有明显区别。桃红巴拉文化的陶器与杨郎文化和玉皇庙文化的陶器不同，单耳罐和双耳罐的作风则接近于杨郎文化的陶器。丰富多彩的金银器，尤其是金冠饰、虎食牛纹金带饰、装饰各种动物纹样的金箔等为其他地区所未见。而且，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也有所不同，因为金银器的背面有布纹痕迹，显然是采用失织失蜡法制作的结果。桃红巴拉文化是最为典型的早期游牧人文化。墓葬分散分布，未见相关的居住址。盛行殉牲习俗且数目可观，有的马口中含有穿骨镳的衔，显然是死者生前所骑乘之马。这些发现生动的展示出“居无常处，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情景。游牧人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大，在本部落所辖区域内随水草迁徙，因此同其他部族联系更为广泛，这一点在考古遗存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该文化的殉牲习俗同其他早期游牧人一样，均以马、牛、羊为主，说明桃红巴拉人的主要财富和生活来源正是这些家畜。他们用这些家畜同农耕民族交换生产和生活必须品，桃红巴拉文化墓葬中发现的铜车軎、锛及铁衔、锥、勺等都是来自中原的产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西沟畔М2出土的两件虎豕咬斗纹金带饰的背面，分别刻有汉字铭文：“一斤五两四朱少半”“故寺豕虎三”和“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同出的7件银节约的背面，分别刻有“二两二朱”至“二两廿一朱”不等的重量单位，而且其中一件刻有“少府”两字，其余的刻有“寺工”两字。根据有人考证，“少府”系官名，始于战国，可掌管皇室手工制造业；“寺工”为官府手工作坊。银节约上的“两”字与战国布币上的“两”字相同。金牌饰上所刻“斤”、“故”、“豕”等字，其书写作风接近于秦小篆；“两”字与“秦半两”的“两”字相同。可见同一座墓内出土的金带饰和银节约，分别由战国时期的赵国和秦国所制造[13]。另外，宝亥社墓葬出土的2件豆形器和1件器盖，其形制和纹饰具有春秋铜器的风格。所有这些发现说明桃红巴拉文化的代表者，同中原诸侯国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桃红巴拉文化同相邻的毛庆沟文化和杨郎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很密切。该文化早期的青铜短剑、鹤嘴斧、鸟形饰、双鸟形饰、兽头形饰、针（锥）管、管状饰、联珠形饰、环形带扣等，在毛庆沟文化和杨郎文化中也都是常见之物。晚期铁器明显增多，很多兵器、马具、工具已用铁制作，甚至某些装饰品也有铁制者。这种铁器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在北方早期游牧人文化中基本上是同步的。桃红巴拉文化的遗物也反映出同境外同时期文化之间的某些联系。柄首装饰双鸟头相对形象的“触角式”短剑、鹤嘴斧、衔、环形带扣等，在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木文化[14]、俄罗斯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文化[15]和图瓦地区的乌尤克文化[16]中都有发现。俄罗斯南西伯利亚米奴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的“触角式”短剑、动物纹装饰艺术品，同桃红巴拉文化等中国北方早期铁器时代文化有颇多相似之处。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战国中晚期，桃红巴拉文化和杨郎文化的造型艺术中，出现了虚幻的动物形象。譬如，西沟畔М2出土的鹿身鹰喙或马身鹰喙金饰片及马身鹰喙铜带扣，有的怪兽背上还配以鹰头，造型非常怪异；阿鲁柴登出土的兽身鹰头金饰牌；纳林高兔出土的怪兽形金冠饰更具典型性，怪兽躯体似鹿，但嘴呈鹰喙状，尾端和巨角的枝端均配以鹰头。根据目前的发现，证明这种怪异动物纹样是受阿尔泰艺术的影响。因为巴泽雷克文化的巴泽雷克期（公元前5—前3世纪）为该文化的繁荣期，具有非常独特的“野兽纹”艺术，其中怪异动物纹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例如图艾克金和卡坦达巨冢出土的狮身鹰头、狮身鹰喙及身上配以三个鹰头等木雕器[17]；巴泽雷克2号冢出土的一件鹿头饰，其鹿角的每个枝端都有鹰头形象。该墓死者身上的纹身图案清晰可辨，其中3最突出的图案是鹿身鹰喙怪兽形象，除口呈勾形鹰喙状外，角枝叉顶端、尾端及颈部均有鹰头形象。近年在阿尔泰南部又发现一座封冻的墓葬，死者身上也绘有同样的纹身图案[18]。由此可见，这种兽身鹰喙及兽身配以鹰头的形象，显然是阿尔泰艺术最为典型的表现形式。桃红巴拉文化的某些墓葬出土遗物非常丰富，像西沟畔М2、阿鲁柴登、纳林高兔等。阿鲁柴登出土金器218件，重4000余克。金冠饰由鹰形顶饰和冠带饰两部分组成，其中金冠饰的下部为一半球体，表面浮雕四组狼咬羊图案；半球体之上立一圆雕的展翅雄鹰，其头和颈部用绿松石作成。整个冠饰表现雄鹰俯视狼咬羊的情景，异常生动逼真。冠带饰由3条半圆形金条组成，金条的两端分别装饰浮雕虎、马、盘角绵羊形象。腰带上装饰长方形浮雕虎食牛纹金带饰。另外还有金项链、耳坠、各种金银饰片等。享用如此高挡金银器，尤其头戴金冠，腰佩金带饰者，显然是地位显赫的酋长或王。西沟畔М2出土金银器的数量也相当可观，主要是服饰品和装饰剑鞘的金片，表面均装饰精美的动物图案。另外，碾房渠和石灰沟出土的金银器也相当可观。因此，这些金银器的所有者也绝非是一般人，而是各部落的上层人士。桃红巴拉文化的族属，目前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结论。有人根据文献记载和分布的地望，认为春秋时期居住在陕西省北部及鄂尔多斯地区的是北狄的一支白狄。又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载：“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可见，战国晚期桃红巴拉文化的分布区生活着林胡的部落[19]。从文化内涵来看，桃红巴拉文化早晚期之间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只是族称前后有所不同，春秋时称白狄，入战国后称之为林胡。注释[1]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1期。[2]同注[1]。[3]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2期。[4]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2期。[5]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年，图80—83。[6][13]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西沟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准格尔旗宝亥社发现青铜器》，《文物》1987年12期。[8]田广金：《内蒙古阿鲁柴登的匈奴遗物》，《考古》1980年4期。[9]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石灰沟发现的鄂尔多斯式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1、2期。[10]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伊金霍洛旗文保所：《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匈奴墓》，《文物》1992年5期。[11]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碾房渠发现的金银器窖藏》，《考古》1991年5期。[12]戴应新、孙嘉祥：《陕西神木县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14]Э.А.Новгородова.ДревняяМонголия.Москва.1989.[15]М.П.Грязнов.Алтайиприалтайскаястепь—СтепнаяполосаАзиатскойчастиСССРв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время.Москва.1992.[16]А.М.Мандельштам.Ранниекочевникискифскогопе-риоданатерриторииТува—СтепнаяполосаАзиат-скойчастиСССРвскифо—сарматскоевремя.Моск—ва.1992.[17]С.И.Руденко.Культуранаселенияцентрального4Алтаявскифскоевремя.М.—Л.1960.[18]NataliaB.Polosmak.LaprêtesseAltaïque.Lesdossiersdˊarcheologie.N°212/Avril1996.[19]同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