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法发展史

论中国刑法发展史打开历史的卷轴，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泱泱华夏五千年的进程，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是如何能在沧桑岁月中屹立不倒，是如何能在改朝换代中激流勇进，这一切的一切，终究都逃不过一个“法”字。法度，是维系一个国家耐以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刑法，更是以铁腕手段促使国家安定统一的法宝。早在氏族社会时候，刑法的身影便以悄然出现，但那时，无国度一说，刑法便只能作为一种规则存在于社会上，夏商周也并为对其有一个准确的定义。一直到了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出现，让底层阶级的人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刑法。作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斯，最终确是死在了自己所推崇的法度之上，“具五刑，诛三族”，可谓惨兮。到了唐代，刑法完成了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朝鲜高丽一代之制，大抵皆仿唐，无论是法典的体系，刑法总规的具体规定，刑法分责罪名的规定，还是在刑法的执行上，近乎相似。日本与中国的交往，随着唐朝的强大日益频繁。公元645年，日本开始学习唐朝的法律文化模式。其中，唐朝对日本关于刑法方面的输出颇重。以至于日本学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某一部分法律采用了唐律，只不过稍微斟酌国情，改变了下。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得中国的社会经济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主要矛盾，民族矛盾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统治者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开始了一场以“斟酌各国法律”为指导思想的法律活动，中国法律传统向主罚合体，刑法为主转变。刑法的修订遂成为整个清末法律的核心和关键内容。它首次采用了独立的刑法典型式，完全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刑法的体例和名称，既实现了刑法分则的民族化，也完成了犯罪类型的现代化。虽据中国国情不能废除死刑，但酌情减少了死罪条目，引导中国刑法在体系上与世界刑法的接轨。在共犯的规定上，完全受大陆法系刑事立法例与刑法理论的影响，采用了正犯，片面共犯，过失共犯等诸多中国传统刑法没有的概念，在刑事制裁体系上，参照世界通例，使刑事制裁体系符合了当时的世界潮流。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一直强调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但也学习苏联刑事立法方面的经验。以此便有了“刑法是保护一定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是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武器。”我国刑法的目地和一切剥削者国家刑法的目地是完全不同的，一切剥削者国家适用刑法只有惩罚一个目地，我国刑法的目地是惩罚和教育，，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的刑法越来越趋向于国际化，无论是唐朝对朝鲜，日本的法律输出，还是晚清对各国刑法体制的吸收，都说明刑法的国际化离不开国家间的相互交往，只有开放的国际环境，才能促成中国刑法体制的改革更新。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的刑法国际化建设，也面临着学习与移植的对象选择问题，比如说向说学习，俄罗斯还是西方列强?都不是，一味的仿照只能阻碍中国刑法的发展，中国刑法必须在“三个有利于”思想的指导下，基于中国自身的国情，以我为主，适度吸收。毕竟，资本主义国家的刑法，作为资产阶级意志的体现，必定是虚伪，反动，形式主义的。与作为广大人民群众意志体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刑法在本质上是截然相反的。因而是应该摒弃而非学习的对向，俄罗斯的刑法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了昔日的辉煌，且不适应中国人多地广的实情，只能作为参照，而非仿照。我国要成功的实现刑法的国际化，不仅要在制度层面的刑事立法上适应世界刑事立法的先进潮流，与国际刑事公约顺利接轨，而且还应在精神层面上变革我们传统的不合时宜的刑法理念，吸收先进合法的刑法理念。显然，后者远远难于前者，否则，只有物质的，徒有其表的法律条文的国际化，是难以实施的。固然是我国刑法国际化努力的表现，但如果没有深入领会并彻底贯彻其中孕育的精神，其结果必然是形同具文。作为维护中国一统的刑法，在发展的道路上必然是坎坷艰辛的，上到领导阶级，下到普通的工农阶级人士，都必须为刑法的发展作出相应的贡献，使中国法律愈发完整，使中国愈发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