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什么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对此德里达会挑剔说“什么是……？”这种句法本身就有毛病，它暗示世上存有某种事物，而这事物不但能被人理解，还能被贴上不同的名称或标签。解构主义拒绝这种僵硬的定义，它称自己是一种针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一套消解语言及其意义确定性的策略。这些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大背景解说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并要求“重估一切价值”。他的叛逆思想从此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一股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思潮，尼采哲学成为解构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另外两股启迪和滋养了解构主义的重要思想运动，分别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以及欧洲左派批判理论。1968年，一场激进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在法国，抗议运动被称作“五月风暴”。可悲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昙花一现，转眼即逝。在随之而来的郁闷年代里，激进学者难以压抑的革命激情被迫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不妨说，他们明知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摇撼，却偏要去破坏瓦解它所依赖的强大发达的各种基础，从它的语言、信仰、机构、制度，直到学术规范与权力网络。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为了反对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乃至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解构运动大力宣扬主体消散、意义延异、能指自由。换言之，它强调语言和思想的自由嬉戏，哪怕这种自由仅仅是一曲“带着镣铐的舞蹈”。除了它天生的叛逆品格，解构主义又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理论。用德里达的话说，解构主义并非一种在场，而是一种迹踪。它难以限定，无形无踪，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换言之，解构主义一旦被定义，或被确定为是什么，它本身随之就会被解构掉。解构的两大基本特征分别是开放性和无终止性。解构一句话、一个命题、或一种传统信念，就是通过对其中修辞方法的分析，来破坏它所声称的哲学基础和它所依赖的等级对立。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看到，解构主义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是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的。如此看来，解构主义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权宜之计，或是一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对抗策略。海德格尔探查逻各斯德里达的解构思想起先是受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启发。作为现象学运动的领袖之一，海德格尔率先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查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问题与逻各斯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逻各斯问题十分要紧，它不仅涉及西方思想和语言的起源，还从根本上影响着现代西方人与当下存在的关系。海德格尔就此发出一个著名诘问：古代的逻各斯是怎样变成了近代的逻辑，进而与存在相分离？它又如何以理性的名义，达到一种西方思想上的统治地位？通过分析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的残篇，海德格尔声称他发现了“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相通。在古人遗稿里，Logos并不代表逻辑(Logic)或理念(Idee)，它原表示一种连续运作中的聚集状态。有趣的是，这种发生过程中的聚集，恰好印合古希腊人有关存在(Physis)的古朴看法。在他们心目中，存在本是一种不断涌现、聚合与消散的活动。也可以说，它意味着存在者的持续到场与离去。海德格尔据此认定，Physis与Logos的原始意义同一，但它们的血肉联系却在柏拉图那里发生了重大分离。自从柏拉图创立形而上学，Logos便被西方人强行解释成一种“逻辑陈述”。对此，海德格尔尖锐地批评说，这一历史性的曲解不仅造成存在与思想的离异，而且导致西方思想中绵延千年的主客体对立。有一个具体例子关系到巴门尼德名言“存在与思想同一”的翻译：句中“思想”一词原先写作Noein，现代西方人将其理解为主体思想，这无疑严重偏离了巴门尼德的本意。海德格尔说Noein是觉悟，或是一种不断察觉、醒悟、并依据外界变化而调整自身的认识过程。巴门尼德所谓“存在与觉悟同一”，意思就是说“觉悟属于存在”。在古希腊人那里，觉悟并不是一种自觉能力，它仍处于主客不分的混沌境地。海德格尔表示，正因为古希腊人受到存在的统摄，他们才能不断有所觉悟，并且真正成其为人。提醒大家，在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时，海德格尔显然和巴门尼德一样，拒绝将人置于思想的首位。他摒弃主体，反对逻辑，质疑主客体对立的思想方式。与此同时，他又反复强调人的思想必须与存在保持和谐，而不是分离冲突。海德格尔坚信，希腊人的存在意味着接受逻各斯，即聚集过程中自然生成的觉悟。换句话说，大凡存在发生处，自然就伴有觉悟发生，而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只能依赖存在而在，顺应存在之变而变。然而，这一美好开端未能一直延续下去。柏拉图之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他们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这与当初质朴天然的古希腊思想大相径庭。海德格尔尝试用两个公式来表示这种首尾迥异的变化：在开端处，存在之聚集过程建立了人的存在；在终结处，人已成为一种理性动物。关键的转折在于，柏拉图亲手把Physis译作了理念(Idee)，这就一举抛弃了它原先的“涌现发生”之意。就此海德格尔叹道：“真理成为正确性，Logos成为陈述，成为真理或正确性的所在，理念和范畴从此统辖了西方思想和行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身为海德格尔在法国的思想传人，德里达一方面深受海德格尔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主义的理论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广纳新学，另辟蹊径，大胆从语言学、符号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针对逻各斯中心论的一整套消蚀瓦解的策略。这就有了他20世纪60年代中期名扬天下的解构主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内容冗杂，前后矛盾，至今难行明确公认的统一解释。然而，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些概念与方法，诸如反逻各斯中心论、延异、替补等，需要一一细加说明。批判逻各斯中心根据上述海德格尔的逻各斯批判，我们已经大概了解，西方形而上学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于古希腊逻各斯问题的强行曲解。在柏拉图及其弟子看来，真理源于逻各斯(Logos)，即真理的声音，或上帝之言。这种逻各斯主义认为，世上万物的存在都与它的在场紧密相联。为此，最理想的方式应当是直接思考“思想”，而尽量避免语言的媒介。但这偏偏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要求语言应该尽量透明，以便人类能够通过自身的言语(speech)，自然而然地成为真理的代言人。换言之，逻各斯主义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一种自然、内在的直接关系。言语是讲话人思想“自然的流露”，是其“此刻所思”的透明符号。据此，逻各斯主义也被后人称为“语音中心论”(phonocentrism)。与此同时，书面文字(writing)则传统地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是一种对于声音的代替，是媒介的媒介。即便是索绪尔(Saussure)的能指，也首先是一种“声音的意像”。书面文字作为能指，则是由声音转化而来的。言语优于文字的另一体现，是讲话人的“在场”。讲话人在现场，可以准确地解释其“意图”，避免歧义。与之相对，文字只是一系列的符号，由于讲话人的不在场，它们很容易引起误解。德里达的重要性，就在于他在海德格尔批判基础上，针对上述逻各斯中心论的种种戒律提出了积极有效的颠覆解构方法。他声称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iterability)。德里达认为，可重复性乃是符号存在的前提条件。只有当一个符号能够在不同情况下都被认作为“相同”时，符号才能够成其为符号。符号的另一必备条件是：当听话人对最初讲话人的意图一无所获时，同样也能借助于符号系统了解其意图。换言之，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的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总体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瓦解两项对立我们知道，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思想传统，从柏拉图的理念，到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无一不是以西方人的理性与自我意识为基准、为中心。在现代西方人看来，他们的主体意识随着西方文明的发达强盛，更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和领导作用。德里达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向这一强大思想传统的根基发起顽强不懈的攻击，此举无疑具有一种积极批判意义。众所周知，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集中体现于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中。对此，德里达在《立场》中严厉谴责说：“在传统二元对立中，两个对立项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一个鲜明的等级秩序中。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方面占据了强制性位置，它统治着另一项。”请看下面这些人人熟悉的两项对立：言语／文字，自然／文化，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理性／疯狂，真理／谬误，先进／落后，开明／蒙昧，西方／东方，主体／他者，主人／奴隶，等等。在每一对立项中，前者往往优越于后者，是更高层次上的存在。就是说，它们代表或属于逻各斯，因而也是确立两者关系的中心、基准，或所谓的“第一原则”。而后者则以前者为依据，它们显然是一些从属的、负面的、消极的、第二位的东西。瞄准二元对立及其等级制，德里达发出了瓦解动员令：“要解构二元对立，在特定的时刻，首先就是要颠倒这种等级秩序。”他不仅言语激烈，而且身体力行，带头发起多项解构努力。其中最成功的语言学解构范例就是针对“言语／文字”对立项的无情破坏。一如德里达所言，文字不仅不劣于言语，作为“元书写”的文字，反过来还宽宏大量地包括了言语。应当说明，德里达德解构努力并非开天辟地头一回。早在他之前，我们已经看到弗洛伊德在心理学领域的类似贡献。德里达解构的目标是“言语／文字”，而弗洛伊德瓦解的是“意识／无意识”。与德里达的努力近似，弗氏心理学业已证明，无意识才是更加广阔的思维领域，它包括意识在内，而意识仅仅是无意识的一部分。或者说，无意识才是我们真正的心理现实。这其中的显著差别是，弗洛伊德颠倒对立二元的做法并非德里达严格意义上的解构主义，因它“既没有中立、也没有改革传统的旧秩序”。在德里达看来，解构并非只是简单颠倒二者原有的对立位置。根本的问题在于：解构主义认定，对立两项之间仅有一些差异，而无孰优孰劣的等级秩序。不仅如此，对立两项之间，还存在着大量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的关系。在解构主义者眼中，任何意识到的东西都已经过最初无意识的阶段，无意识则是一种压抑或延缓的意识。意识与无意识彼此渗透，它们之间没有截然可分的明确界限。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还存在一个前意识模糊地段。发明“延异”概念索绪尔语言学认为，符号是由概念和声音两部分构成的。现实中的具体事物(referent)在人的头脑中得到反映和体现(concept/signified)，然后由具体的语言符号（signifier，即能指）加以表现。这就产生了结构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两项对立：能指／所指。不难看出，在这个两项对立中，能指起的是主动与支配作用。传统语言学电认为，所指(signified)与现实中的客观事物(referent)有着一一对应的关系。它们在语言中的表达则是言语(speech)。能指不仅包括言语，还包括文字。但是，文字作为能指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表达言语。这体现了传统哲学重言语、轻文字的观念。对此，美国批评家里奇(Leitch)在《解构主义批评》中做出准确解释：符号的能指对应指向概念的所指。也就是说，声音代表着一个完整概念。它们都被人们所意识。举例来说，这个发音所指的就是“椅子”这个反映人们头脑中的概念。而现实中的椅子实物，并没有在场。所以说，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anabsentpresence)。我们无需呈现椅子实物，只需使用声音或chair文字即可，这样就推迟或延后了实物的在场。“当我们使用符号时，实物和所指的在场仅仅是一种假象、错觉，真正在场的只是代替它们的语言符号。”这种通过一系列符号链条，来推迟延缓意义或实物在场的现象，就是德里达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