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看1979年中越战争的根源

第12卷　第6期红河学院学报Vol.12　No.62014年12月JournalofHongheUniversityDec.2014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看1979年中越战争的根源陈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089）　　摘　要：层次分析法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探析战争根源的重要工具与研究范式。把握1979年中越战争的根源，同样可以利用层次分析法的框架与模式。具体地说，在个人层次上，中越两国决策者的个性、经历、风格等对这场战争的爆发有着一定的影响。从国家层次来看，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领土领海争端的激化、国家战略目标的碰撞等都对中越战争的发生有着一定的作用。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美苏冷战的国际体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弱化等因素都对中越战争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　　关键词：层次分析法；中国；越南；战争；根源　　中图分类号：D8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28（2014）06-0005-04收稿日期：2014-07-09作者简介：陈翔（1987—），男，安徽淮南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外交、国际关系史等。中越战争①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关于这场战争根源的探讨与争论也延续了三十多年。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角度提出各异的见解与看法，使得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解释显得五花八门、杂乱无章、千头万绪。客观地说，研究战争原因，分析层次和角度必须尽量全面，将某一层次或解释方法下的单一变量视为主导性原因甚至唯一根源将会导致怀特海（AlfledNorthWhitehead）所称的“单一因素解释的谬误”（FallacyoftheSingleFactor）。[1]层次分析法（LevelofAnalysisApproach）的诞生与实际运用可以为理解、把握与研究战争根源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全面的、多元的分析视角与研究范式，可以为我们更清晰地、更明确地、更有效地理顺和理清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的根源输送了有用的工具。一层次分析法是解释战争根源的重要方法20世纪50年代，在一股反传统的“行为主义革命”的喧哗与鼓舞下，为了适应国际关系研究精确化、科学化与模式化的潮流，层次分析法应运而生。层次分析法假定某一个层次或某几个层次上的因素会导致某种国际事件或国际行为。[2]层次分析法也是解释战争根源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与特定研究范式。肯尼斯·华尔兹首先提出国际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层次分析路径。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一书中，肯尼斯·华尔兹宣称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的本性与行为、国家的内部结构以及国际无政府状态。不同的层次涉及到不同的问题，只有将这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相对完整的理解。[3]政治学家戴维·辛格采用行为主义的范式将层次分析法系统化。《国际关系中的层次分析问题》一文里，他将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国际系统与国家。国际系统是最全面、最具综合特征的层次，国家是微观层次，使研究人员分析国家政策和行为的细节。[4]国际战争爆发的原因可以通过体系层次与次体系层次加以解读。享誉全球的国际政治学者詹姆斯·罗斯诺也提出了自己相应的层次分析设想。在詹姆斯·罗斯诺的思想世界里，国际事件的根源可从五个层级进行解构，那就是“个人、角色、政府、社会以及国际系统”。[5]国家间战争的根源可以通过这五个方面进行解构与把握。事实上，根据以上学者对“层次”的划分与归类，可以看出国际关系研究者基本上还是沿着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层面进行着手与切入的。在微观层次，决策者的角色和个人特质对国际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中观层次，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对相关决策的产生有着一定的作用；在宏观层面，国际体系在结构与进程两个方面左右着国家的对外战略与某些行为特征。层次分析法的出现、发展与成熟为更好地理解国际事件尤其是战争爆发的原因有着重要的导向价值。1979年中越战争爆发的根源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同样可以用层次分析法的框架模式进行把握与解释。二决策者个人层次的解释路径在一个国家的国策定位和发展方向的把握上，DOI:10.13963/j.cnki.hhuxb.2014.06.0026红河学院学报　2014.6/滇越研究决策者个人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决策者以其自身的经历、背景、人格、知识等方面的禀赋对国家的国际战略与对外政策产生深刻影响。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个人因其性格带有某种特点而能够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十分明显。[6]1979年中越战争的爆发，与决策者的个人因素占有非常重要的关联性，对于双边关系的演绎和战争的发生有着深刻的作用。（一）偏激的黎笋与越南“战车”主政者的性格、经历、偏好等会影响其行为模式，这在相对专权的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与明显。越南就是如此，胡志明主席去世以后，主掌越南大权的是黎笋。他的个人特质深刻地恶化了中越关系并导致1979年两国之间的战争。首先，黎笋的出生与成长环境造就了其偏激狂妄的性格要素。黎笋出生于越南中部的广治省，这里相对闭塞，与外部世界（包括中国）的联系较少，充斥着越南历史屡遭外族侵犯的耻辱历史以及封建王朝对外扩张的文治武功。在这种特殊思想环境下，黎笋养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强烈的自我优越意识。比如，1952年从中国访问归国后，大肆宣扬“越南人非常勇敢，中国人一点也不勇敢”。在成功击退美国的侵略以及统一南越后，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这都对其发动对柬埔寨战争以及与中国的冲突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次，黎笋极端民族主义情结促使其片面的、消极的与负面的中国观。黎笋有着清晰的二元对立的人格分列式的价值取向，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与“他者”的界限是明确的、具体的和透彻的。在中苏纷争中，黎笋的做法与越南其他领导人中立性的做法明显相异，采取的是直接倒向苏联一边，敌视与攻击中国。当然，这与黎笋长期在南方任职，对中国本来就有着较深的成见与看法有关。同时，有着极强民族自豪感的黎笋对中国充满鄙夷的态度，认为中国软弱、不守信用等。可以说，黎笋的中国观是消极的，其对中国的认知的负面的，其心中的中国意象是丑陋的。这对其对华强硬立场和对抗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另外，黎笋的强势个性与彪悍作风使其成为越南共产党历史上唯一的“强势总书记”，这为其大胆的、专断的对华政策铺平了道路，也压制了党内以至于国内不同的声音与力量。在黎笋的“驾驶”下，越南这个曾经的废墟国家，被打造成东南亚“战车”，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二）刚毅的邓小平及中国“大舟”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后毛泽东时代一系列的政治运作与发展，邓小平成为中国国家的“舵手”和“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性格特征对于中国进行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争有着重要的影响与作用。首先，邓小平果敢有为的性格使其敢于面对一切内部与外部的压力。应该说，硬、敢是邓小平性格的主要内核。[7]在中苏关系极其紧张以及苏联陈兵百万于中国北部边境上的现实状况，面对苏联“小伙伴”越南的不断挑衅和地区霸权主义的狂想，邓小平不信邪，顶住压力，坚决主张“要给着忘恩负义的越南人一个教训”。正是在这种坚强意志的支撑下，中国发动了这次对越南的自卫反击战争。其次，邓小平还有着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执政风格与性格特征，这对其战争观有着深刻的作用。应该说，面对越南黎笋当局的扩张政策与侵略行径，邓小平多次谈话提及要“惩罚”下越南的“不法”行为。在美国与卡特总统的会面中，邓小平以其特有的诙谐幽默的口吻说“小朋友如果不听话，就打屁股”，对越南的自卫战争韵味显然。然而，越南当局只当是邓小平顺口而说，孰不知邓小平是一个说一不二的领导人，岂能拿国事当儿戏。总之，在刚毅坚强的邓小平的领航下，中国这艘“大舟”没有被越南“战车”的强硬军事行动所吓倒，而是毅然前行，乘风破浪，坚决阻击越南的扩张行径和霸权欲望。三国家——社会层次的解释路径国家行为模式的取向与战争爆发的根源不仅与决策者个人的特质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更与一个国家的体制操作、政治现实、社会状态等有着密切的联系。中越战争之所以会发生，很大程度上就与两国尤其是越南的民族主义倾向、两国的领土争端、国家战略目标的对冲等方面有关。（一）越南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有着双重性的角色扮演和功能指向。在越南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积极的正面作用，正是依凭这种积极的民族主义，越南得以先后打败日本侵略者、法国殖民者以及美国干涉军，并获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然而，在1975年统一后的越南，民族主义的负面性逐渐体现出来，尤其表现为对中国的仇视态度和敌视政策。首先，越南国内大肆宣传历史上被中国封建王朝“侵略”的历史，以激起民众对中国的反感与仇恨。事实上，在历史上，既有中国封建王朝对越南地区的征战，也有当时越南对中原王朝的攻伐。越南在其官方与社会宣传上，仅仅是把历史片面化，独讲中国中原朝廷的“侵略史”，刻意制造民族对立，激发越南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对抗中国。同时，越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还体现在对待华侨华人的态度与行为上。华侨华人在越南生活工作7陈翔：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看1979年中越战争的根源多年，为了越南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以及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越南执政当局污蔑华侨华人是中国的“第五纵队”，并进行疯狂的迫害与打击。正如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黄文欢所说，“在北方，把二十多万华人赶到中国；在南方，向有钱的华人勒索黄金、美钞，然后允许乘船出海，使这些华人沦为‘难民’”。[8]这必然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与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激化了两国的矛盾，并成为最终中国发动对越反击战的重要动力源。（二）领土争端导致局势的恶化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争端向来是国家关系恶化的重要源泉，中越关系也不例外。两国在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以及陆上的边界争端就是两国1979年战争的主要诱因之一。中越两国在西沙和南沙群岛上的争端导致两国关系紧张，乃至兵戎相见。其实，中越的南海领土领海争端算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因为在1958年越南的范文同曾亲口说两国在南海不存在争议。然而，在1975年统一全国后，越南迅速接收南越在南沙群岛上的据点，让中国感受到是对自己主权要求的极大挑战。[9]同时，1975年以后的越南当局以更强硬的态度提出主权声索，1977年出版的一张地图显示西沙和南沙全部为越南领土。[10]这种赤裸裸的领土推进和霸取行为不能不激起中国的反对，毕竟从历史、法理和地理上来看，这都是中国不可争议和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领土。除了海上争端外，陆上边界和东京湾（北部湾）的划界问题也受到统一后的越南政府的质疑。越南基于中越两国还未正式划定国界的现实情况，不顾两国的传统分界线，奉行推进蚕食政策，大肆驱赶和杀戮中国的边民。在北部湾，越南不断派出巡逻艇盘查和勒索中国渔民，有时甚至深入中国海境。面对国土被越南侵占、边民被越军戕害的现实，中国采取边界自卫反击作战就成为一种必然的政策选项。可以说，中越战争很大程度上与越南军队侵占中国领土是分不开的。（三）国家战略目标的歧异国家战略定位与发展目标的差异直接影响到国家对外政策与国际行为的不同，并可能会导致国家之间出现碰撞、冲突与战争。20世纪70年末，中越两国的战略目标的歧异就引起了两国间矛盾的激化以至于爆发战争。实现国家统一后的越南雄心勃勃，意欲实现多年以来称霸中南半岛和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梦想。在接连打败法国、美国之后，依靠锋芒正盛的苏联的极大支持，越南旧有的地区霸权梦又复发了。越南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从斯里兰卡一直延伸到河内的大集团，它将包括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11]历经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则走上了改革开放的新路程，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为了改革的顺利进行，为了经济建设的有序开展，中国迫切需要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越南的地区霸权战略目标和扩张步伐必然引起中国的反对与抵制。在认识到中国是其在东南亚扩张的障碍和绊脚石后，越南的反华活动愈加强烈，仇华意识更加外化，并视中国为“头号敌人”和“直接敌人”。可以说，中越在国家战略目标上的这种差异性深深地烙印在中越战争的轨迹中。四国际体系层次的解释路径国际体系是无政府性的，这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重大源泉。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为了生存、安全与权力进行着无序的争斗。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