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凯恩斯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凯恩斯无疑是一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领军人物；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用自己的博学和聪明才智挽救了西方各国的经济，在当今经济学界他享有着与亚当·斯密同等的地位。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他们分别找到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两只手”，即：亚当·斯密将市场调节看作“一只看不见的手”和凯恩斯的政府有限调控是“一直看得见的手”。在凯恩斯之前，世界经济领域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天下，亚当·斯密被奉为西方经济学之鼻祖，其经济学思想影响了几代经济人，在1929年以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坚信市场是万能的，所以在本国经济建设上各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保证其国内市场的自由，笃信政府只有在不干涉的条件下，本国的经济才会取得发展的教条。但是经济自由化和市场不干预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西方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都会有一些人对亚当·斯密的理论提出质疑。1933年罗斯福接任了美国总统，在入主白宫的几天后他就立即宣布实行“新政”；随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规范市场规则，整顿美国经济；其“新政”之新，主要表现在政府对市场进行最大限度的干预，所以罗斯福是一反常理的，他违背了亚当·斯密的经济主张。但是不久以后新政就发挥了其威力，美国经济终于缓缓复苏，其经济政策也因此备受吹捧。然而在经济学界罗斯福新政却拉开了凯恩斯革命的序曲。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认为，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18世纪晚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建立在不断发展生产从而增加经济产出，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所以凯恩斯的理论在经济界迅速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被历史称作凯恩斯革命。以后凯恩斯理论更是席卷全球，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这场凯恩斯旋风也一发而不可收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确立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路线，此时的中国刚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出来，国家一贫如洗，物资极度匮乏；社会发展到了十字路口，国家须要面临第二次“革命”，但是中国有没有具体可学习的对象，曾经的苏联模式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要“摸着石头过河”，国外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可以为我所用，即邓小平的经典名言：不管白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的都是好猫；中国须要创立一种自有模式，所以在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上，中国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的经济模式有着自己的特色，她既不同于欧美自由经济模式，又有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国的经济力量由两部分组成，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上两种力量相辅相成，经济形式上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所以这种结构就决定了经济力量的组成。在经济思想上，中国党和政府并没有抛弃马列主义思想的主导地位；在结合着本国特有模式的前提下，灵活借用西方国家的经济思想。于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上个世纪末，凯恩斯主义渐渐地被引入到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实际操作，中国将凯恩斯主义与自己的国情相结合，形成了一套自己特有的凯恩斯模式。无论承认与否，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和绝大部分官方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他们不相信市场经济有一种自发的力量达到充分就业，同时发挥出社会的潜在产出。他们认为，中国的广大人民天然地存在着“需求不足”的倾向，即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同时不足，必须以强势的政府消费、政府投资和政府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投资来弥补。此外，鉴于私人企业经常出现所谓“盲目性”的扩张，以发改委为首的计划机构不停地发布产业指导政策，试图消除产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以上绝大部分都符合凯恩斯主义的原理。2008年11月公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登峰造极之作，即便是凯恩斯本人复生，恐怕也很难想象规模更大的财政政策。外界对这一刺激计划的疑虑，我认为，我们首先应该提问：中国实行的政策真的符合凯恩斯主义吗？它是否仅仅披着凯恩斯主义的外衣，实则与凯恩斯的本义矛盾？这个答案可以在凯恩斯的不朽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找到：“社会越富有，其实际产量与可能产量之间的差别就越大，因而经济体制的弱点就暴露得更明显……在一个富裕的社会中，不仅消费的边际倾向较弱，而且由于它的资本积累较大，致使进一步投资的机会也变小，除非利率迅速下降。”“每当我们靠增加投资来维持今天的均衡时，就会使明天的均衡更加困难。只有预料日后的消费倾向将增加，今天消费倾向的减少才符合公共利益。”“预料不到的变化只有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发挥出它对就业量的全部作用，这一点在分析经济周期时尤其重要……当资本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已经达到极限，要增加产量，就必须增加设备，而不能只在现有的生产设备上增雇劳动力。”虽然凯恩斯不知道今天的中国会采取所谓“凯恩斯主义”的激进政策，但他在70年前已经指出，“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中国不是一个富裕社会，中国的消费倾向不足不是天然形成，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社会保障的不足造成的；中国并不缺乏投资机会，大量私人资本和外资仍然在寻找高利润的投资目标；中国从来只考虑用新的投资覆盖旧的投资，用下一次泡沫笼罩上一次泡沫，从来没有考虑这些投资能否在未来创造消费需求；最后，4万亿财政政策是一个“惊喜”，这就说明消费品行业没有做好准备，通货膨胀的风险极大，而消费品与资本品行业的比例失调可能加剧，使中国业已存在的顽疾更加严重。中国目前的失业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公共工程的建设似乎有一定道理。但是不要忘记，私人部门实际可以吸纳的就业量远远大于目前的水平。凯恩斯还指出，“通过持续投资来增加就业量”是不可取的，随着失业问题的减轻，政府应该减少公共工程的投资。遗憾的是，我们的各级政府很难如此行动，这些公共工程能够在目前的危机中吸纳劳动力，也能够在经济复苏之后变本加厉地挤出私人投资，变成一种低效率的选择。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否可靠，是一个广为争议的话题。然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恩斯主义不能发展中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的整套经济学理论，都不是为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的贫穷国家而设计的，他的以政府开支增加总需求从而达到充分就业的理论，也不可能被中国这样的国家照搬。恰恰相反，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增加投资的缺点的批判，可以说句句都正中中国的软肋。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正走在他当年深感忧虑的道路上，这条道路将导致经济长期不均衡，充分就业长期无法实现，经济效率长期低下。从凯恩斯本人的著作中，我们能够得出的最肯定的结论，就是中国绝不应该采取所谓的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指导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