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媒体的起源与新闻传播体制的形成研究

大众媒体的起源与新闻传播体制的形成研究内容提要:横向比较是新闻史研究中一个重要但往往被人们忽视的视角。在大众传媒的起源阶段,由于受不同的物质媒介基础与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中西方早期报纸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并最终导致各自新闻传播体制的形成。关键词:大众传媒报纸起源平行对照作为一种重要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对现代各个学科都具有广泛的意义。然而,在新闻史的研究领域,人们却往往习惯于从梳理某一国家、某一地区的新闻事业发展源流的视角出发,对有限的单一对象进行微观的历时性研究,而缺乏在一个宏观的视野里,跨越不同的国家、民族和文化来展开共时性的横向比较的自觉。这种比较研究视野的缺席,使我们无意中切断了宏大文化背景下各国新闻事业之间的历史联系,把研究对象变成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存在。这无疑会使我们难以全面、深入和准确地对历史作出估价与认识。从宏观的比较研究视角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以早期报纸作为其大众新闻传播事业之滥觞。在20世纪广播、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出现之前各国短则几世纪,长达上千年的漫长时期里,报纸作为唯一的大众新闻传媒,垄断着新闻发布的最主要渠道。东西方各媒介产业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在其报业得到充分发育的前提下繁荣其新闻事业,并直接导致和影响各自新闻体制的形成。因此,通过横向比较来研究中西方报纸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原因对思考中国与西方新闻事业先天性特点有着积极意义。一中国报纸产生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汉唐时代的“邸报”。“邸”起源于汉朝,本是指古代王侯或地方官在京城的住所,后衍变为地方各郡在京师设立的一种专门机构,主要用于“通奏报,待朝宿”。所谓“通奏报”,即传抄一切诏令奏章以报诸侯,联络传递君臣之间的信息。这种皇帝诏令和大臣奏章的传抄件,经不断发展完善,到唐朝逐渐形成中国古代报纸的雏形。从唐朝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关于邸报的记载。如唐僖宗时中书舍人孙樵在其《经纬集》第三卷就有《读开元杂报》一文:“樵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1](P1)这里的“数十幅书”指的就是邸报。唐代邸报每份只有一张,卷成一卷便于携带。上面按日罗列“朝廷近所行事”等,均是“开元政事”。整份报纸没有报头,各则消息没有标题和结束语,即孙樵所言“系日条事,不立首末”。这些描述表明邸报虽已具备了报纸的某些特征,不过显然还并不完备,比如孙樵指出邸报“书帛而漫志其末”,就足见唐朝邸报尚停留于手抄阶段,而不是印刷品,与现代意义的报纸还有很大差距。邸报不仅见于文献典籍之中,而且今天还有实物流传下来。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收藏有本世纪初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从我国敦煌石窟盗走的一份《进奏院状》,这实际上是公元887年从京城发往敦煌的一份邸报。这份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手抄报纸充分证明:中国古代报纸最迟不晚于唐朝就已出现。唐朝邸报已形成一套出版发行系统,藩镇在京城长安设有进奏院,各地藩王、节度使派驻有邸吏,负责邸报的传达。从唐朝邸报的发行范围来看,邸报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流传的官报,人民大众是无缘得见的;从邸报的内容来看,它实际上更象一种公文,这与报纸作为大众传媒应具有的广泛性、公开性等要求还相去甚远。美国著名新闻史学家埃默里父子认为,现代意义上真正的报纸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至少每星期出版一次;(2)必须是机械手段生产的,有别于手写的新闻信札;(3)凡是愿意付费者,不问属于什么阶级或有什么特殊兴趣,都一概可以买到;(4)必须刊登为一般公众感兴趣的任何事情,有别于某些宗教性的或商业性的出版物;(5)必须对只具备普通文化水平的公众具有吸引力;(6)必须及时,至少就当时技术发展的水平来讲是相对及时的;(7)必须具有稳定性。”[2](P5)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显而易见,唐朝邸报还远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和大众传媒,尤其是内容与发行范围的局限性,以及制作上的非机械化是它致命的缺陷。二当古代中国创造出灿烂文化的同时,文明之光也洒到欧洲大陆的某些角落。尽管欧洲在那时不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但人们对信息传播的自觉并不比中国晚。公元前59年,罗马执政官恺撒下令创立《每日纪事》,公布每天元老院的工作报告。方法是在元老院门口立一块表面涂蜡的木板,称为“阿尔布”(Album)。因为当时尚未发明纸张,所以消息就直接刻写在木板上。“阿尔布”存在了大约500年,这块元老院门口的木板应该说是整个欧洲最早的新闻媒体。公元2世纪,《每日纪事》的消息随罗马帝国版图的扩张传至南欧、西亚和北非,罗马城成为欧洲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也是当然的新闻传播的中心。各地的王公、贵族、商人都想探听罗马的消息,于是有人开始从事抄录政府公报并分送各地以获取酬金的活动。这种原始的文字新闻传媒,史称“新闻信”(newsletter)。新闻信的发行人通常拥有奴隶,备有船只。发行人亲自到官邸抄录《每日纪事》内容,然后上船口述,由奴隶转抄,奴隶每到一地,就把新闻信分卖给订户。与中国到宋朝出现的专为一种叫“小报”的出版物打探消息的人相比,罗马“新闻信”的发行人及其奴隶的活动要早了几个世纪,他们可谓是世界上第一批职业的新闻工作者。从新闻信的消息来源、载体特点来看,它与后来在中国出现的邸报有非常近似的地方。比如两者在内容上都是发布官方消息,在形式上都是手工抄写而非机械印刷。这说明在大众传播的初始阶段,中西方媒体具有某些表面上的一致性。然而深入比较我们便会发现,中西方原始形态的传媒在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分野,即中国的邸报完全由官方垄断,主要为传达政治信息,而不以赢利为目的,读者面局限于统治阶层;而罗马的新闻信则由民间主办,在传递官方信息的过程中获取利润,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经济行为的产物。这使它的读者面在原则上扩大到凡是愿意购买的所有人———尽管当时也只有贵族与商人具有这种购买力。中西方原始形态的报纸在办报目的上的差异,向我们揭示了之后中国与西方形成各自新闻体制的某些端倪。15、16世纪,由于新航路的发现,欧洲航海业发展起来,威尼斯成为当时最大的贸易港口。当时的商人、银行家等出于商业目的,需了解船期、行情以及一些社会情况。最初是各地的商人出于友谊互相写信交换信息,后因这些信息在商业上具有重要价值,一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就专门打听并以书信的形式寄给需要者,收取一定费用。逐渐,需要的人多了,他们就把同一内容抄很多份分寄各地,这就是所谓“手抄新闻”。手抄新闻在形式上几乎就是新闻信的翻版。正是在新闻信和手抄新闻的影响和启发下,欧洲和北美到18、19世纪开始逐步出现资产阶级报纸的萌芽,从而使资产阶级报业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