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农思想概述

1中国重农思想概述农业是人类“母亲产业”，远在人类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农业就已经是人类抵御自然威胁和赖以生存的根本，农业养活并发展了人类，没有农业就没有人类的一切，更不会有人类的现代文明。社会生产的发展首先开始于农业，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只有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会有第三产业的发展。可见，农业是当之无愧的“母亲产业”。下面我主要从古代、近代、当代三个阶段对我国的重农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概述。一、中国古代重农思想中国最早的重农思想产生于西周时期,这比法国重农学派的产生要早2000多年。中国古代重农思想考察的时间范围始于西周,止于鸦片战争爆发之前。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一根主线,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经济思想。不同于法国重农学派,中国古代重农思想时间跨越大,涉及人物多,中国古代的重农思想就表现在这些人物的经济思想之中。1、先秦的农本思想（1）重农思想的产生早在西周后期,王室大臣虢文公为了规劝周宣王行籍田之礼,说过:“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孰庞纯固于是乎成。”这可以看作中国古代最早系统阐述重农思想的开端。（2）李悝李悝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重农主义的先驱。他从生产力的角度主张“尽地力之教”,“治田勤谨”。他认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主张政府应推行平籴之法,以稳定经济,维护封建统治。“更重要的是在理论上他初步认为农业是财富产生的唯一源泉”,他认为“农事害”是“饥之本”“,女工伤”是“寒之源”。（3）商鞅商鞅是把重农思想发展到重农抑商思想的第一人,在《商君书》中,他提出了“本”、“末”二字,他认为农业是本业“,治国能搏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他极力反对“商贾技巧之人”,主张重农抑商。他还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把农业与战争紧密连接在一起。（4）韩非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他主张农耕政策。他指出“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而篡组锦绣刻画为末作者富”,同时斥责“商官技艺之末”不劳而获,是不生产财富的社会寄生虫,也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食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从韩非起,我国就明确提出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2、西汉的重农思想（1）贾谊贾谊指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利多而财有余,何为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不至”。在消费方面,他批评“末技游食”之民的寄生和浪费,指出“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2）晁错2晁错在《论贵粟疏》中指出“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所以要“务农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3）王符的新本末论王符指出“夫富民者,以农桑为主,以游业为末。百工者,以致用为本,以巧饰为末。商贾者,以通货为本,以鬻奇为末。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王符指出农工商各有本末。他还说“富民者,以农桑为本”,可见重农抑工商仍然是他的理论基础,王符的思想并没有彻底脱离重农抑商的观念。3、唐宋时期的重农思想封建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陆贽主张“劝农”、“地著”、“固本业”,但反对压制工商业。他认为,“国之纪纲,在于制度,商农工贾,各有所专”,要使人民“咸安其分”,就要把“通商务农”看成立国和治国的基本措施之一。白居易认为:“善为国者不求非农桑之产,不重非衣食之货”,但他反对使“农商者失其业”,强调“平均其贵贱,调节其轻重,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使得“务本者致力”“,趋末者同心”。宋代的欧阳修认为:“前世为法以抑豪商,不使过侵国利与为僭侈而已。至于通流货财,虽三代至治,犹分四民,以相利养”“,故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因此他主张政府不要和商贾争利,这样“夫欲十分之利皆归于公,至其亏少十不得三”,还“不若与商共之,常得其五也”。司马光在肯定“农者天下之本”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夫农工商贾者,财之所自来也。农尽力则田善收而谷有余矣;工尽巧则器斯坚而用有余矣;商贾流通则有无交而货有余矣。”“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则公家何求而不获乎?”。4、明清时期的重农思想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有脱离封建经济中错综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种尚未独立的、微弱的经济形态。因此,先进思想家们反重农抑商的思想并未得到广泛的宣传,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固有的重本抑末思想,明清的统治者也奉行着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指示:“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洪武十四年还规定:“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亦不许穿绸纱。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重农思想重农问题往往是与如何处理农商关系密切相联的。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占主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经济思想,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也是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重要举措。鸦片战争后人们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就对农业地位和农商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1、农本商末,重农抑商由于历史的惯性,鸦片战争后“重农抑商”观点仍然在不少人的思想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比较突出的当数谢阶树、刘锡鸿和章炳麟。谢阶树认为农为本,商为末,本业仅与地争利,而末业却与人争利。与地争利曰本富,其利均;与人争利曰末富,其利偏。偏则争,争则困,困则穷。夫本富则农是已,末富则商贾是已。凡物,出于地者无穷,出于人者有制,食出于农,衣出于工,财货出于商。无财货则贫,无衣则寒,无食则死。三者食为急,故农尤急。因此他主张重农抑商,提出致富莫如劝农,而保富莫如抑商,并提出严市禁、贱商人等具体抑商的办法。刘锡鸿认为传统农业和手工业是进行生产的,而工商业不能生财,只有务本才能生物3多,富足所由致也,相反商贾多而仕宦众,为害之最甚者,因为商贾者,假他人所生之物而簸弄之,以诱致人财者也;取之易则去之亦易而人之见而效尤者,又以其华侈之习渐染于乡里闾巷#。最终造成民财皆空#的局面,因而必须实行抑商的政策。章炳麟认为发展工商业必然会削弱农业,因此从本国国情出发重农必须抑商,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粮食问题,避免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啸山林的局面,说汉土之民,生殖繁而食量巨,一有不给,千里转尸,故自古以重农为国,是非好为迂阔,以情势异于诸方也。商日益横,工日益多,农日益减,稔岁已忧其不饱,猝遇虫蝗旱涝之灾,拙者饿死,雄桀转徙他方为寇盗,甚至揭竿噪哗。他主张实行贱商的政策,剥夺其政治权利,甚至用额帕白巾,两足异履的办法污辱其人格。2、商标农本,商宜先行一些知识分子认为传统的农本商末思想有其合理性、必要性,但是面临新的形势,必须采取新的政策,优先发展工商业才能塞漏救贫、富国强兵,以抵御外侮、挽救民族危亡,其主要代表是魏源。魏源把农业所生产出的自然形态的财富食视为本富,而把表现为货币形态的财富货称为末富,认为农为本,商为末,农业优于工商业,只有农业才能使国家富裕,秘鲁恃地中有宝(矿藏),不屑耕稼,怀金而啼饥,美国产谷棉而以富称,因此金玉非宝,稼穑为宝,古训昭然,荒裔其能或异哉。他根据鸦片战争后的情况认为货更应优先解决,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3、工商立国,农为补充王韬希望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惠商、助商政策,以实现国家富,盖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我皆听商民之自为,而时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今一反其道而行之,务使利权归我,而国不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他还对阻碍工商业发展的重本抑末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认为重农只不过是其幌子和借口,并未落实到行动之中,真正目的仅仅是要催科取租。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商为末富,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也,况乎中国所产足以供中国之用,又何暇外求而有俟乎出洋贸易也哉?呜呼!即其所言农事以观,彼亦何尝度土宜,辨种植,辟旷地,兴水利,深沟洫,泄水潦,备干旱,督农肆力于南亩,而为之经营而指授也哉?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又复大言而不惭。此真今日士子之通病也,如是天下何由而治?盖富强,即治之本也,再也不能死搬重本抑末的教条,而应效法西方,以商为国本,发展工矿交通事业。薛福成认为当今世界已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在中国古代,商列四民之末,而今则握四民之纲。−如果说在华夷隔绝的朝代应崇本抑末、以耕战为务#的话,那么今天则须以工商为先,调整和摒弃重农轻商的政策。郑观应提出了以商立国的口号。虽然他所说的商并不局限于狭义的商业部门,但仍以之为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和中心,认为无商则士农工皆弊,指出,商以懋迁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益于国,与土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国民之纲顶也,商之义大矣哉。有鉴于此,政府自应除困商之政,行保商之法#。陈炽认为自今伊始制国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务之盛衰,必系国家之轻重,虽百世可知矣。康有为认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只有大力发展工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而无敌天下。但是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在强调应以工商立国的同时也没有完全忽视农业,视其为可有可无之物,相反,也看到其重要性,主张采取有效措施发展农业。如王韬主张驱游民而归之于农,开垦荒地,兴修水利,采用新式农业机械来发展农业生产,马建忠主张发展农业生产,以增加农物产品出口,以减少贸易逆差。陈炽认识到农业也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提出商之本在农,农事兴则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他主张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讲4求农学,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劳动者素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等方法,以发展中国农业。4、先农后商,农商并重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沿用了本末的范畴来论述农业和工商业及其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但却并不包含有轻视工商业的意见,相反认为它们与农业一样重要,迫切需要发展,都是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部门,严复、张謇、孙中山等即是其杰出代表。严复认为农业生产的一定剩余是工商业独立存在的前提,如果农业生产不能提供剩余则工商各业都将无法存在,盖地为百产之宗,使耕牧树畜者,斥母治业而不得赢,则宇内之财只有此数,行且日微而尽,其他工商事业乌得立乎因此必须以农为本,但这并不意识着因此可以轻视工商业,因为它们固皆相养所必资于国为并重,理实有本末之分,但决不能贵本而贱末。张謇曾经明确表示天下之大本在农说: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为尤要。因为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正是从农业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程序,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起点的角度,他才赞同农本商末说:民生之业农为本,殖生贷也;工次之,资生以成熟也;商为之馆毂,而以人之利为利,末也。与此同时,张謇并不抑商,他认识到无工商则农困塞,并按治水当从下游着手的逻辑,提出:大本在农,而入手在商。总之,农、工、商都是十分重要的,各有不可替代之功能,它们义有先后而无轻重。孙中山认为农业与工商业彼此依存、相互促进,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三、我党的新“重农“思想进入新中国，邓小平发出了新时期重农的第一枪，他大刀阔斧地进行农村改革，创造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生产责任制，彻底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农民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伴随着改革的步伐，党中央历史性地提出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提出体现了政府在新时期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高度重视。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自1982年来出台了6个关注三农的一号文件，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第一个一号文件到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第六个一号文件，农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农民获得了以前连想都不敢想的实惠。进入二十一世纪，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不仅局限于原有的基础，而是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