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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经》全称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略称般若心经、心经。汉传佛教通行版为玄奘译。内容：心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全经举出五蕴、三科、十二因缘、四谛等法以总述诸法皆空之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是出自本经。思想：心经《心经》全名《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它的中心思想就在经名体现出来。充分流露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以达到我们学习的榜样。摩诃，大也。菩萨教授我们要有广大心量，有包容的心。（2）般若，智慧也。菩萨教授我们用智慧去办事，用智慧去利益人民。（3）波罗蜜多，到彼岸也。度生死苦海，到涅槃彼岸。菩萨教授我们做事要有头有尾，才会圆满。要帮助苦难的人，从苦难此岸带到快乐彼岸。（4）心，自性，如来德性也。菩萨教授我们要从心地远离贪嗔痴等烦恼，学习如来自觉、觉他、觉行圆满。（5）经，契机契理也。菩萨教授我们自学或教人，要符合佛菩萨的道理，也要有观机说法的方便。使大家都得益安乐。《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全名是指按照此经修持能成就金刚不坏之本质，修得悟透佛道精髓智慧，脱离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而完成智慧（到达苦海彼岸），也就是所有十方法界的众生，如果想要修行成就佛菩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都要经过金刚经的真修实证，开悟而后成就。主要内容：（1）全经纲领：发度尽一切众生之大心，其终极目标定位在和一切众生成就佛果的广大境界要以空观的智慧，破除在“我”、“众生”、“佛”之间的人为分别。故要尽己所能广度众生，但不要执著于“我”在帮助众生中具有多大的功德。唯心量大者，才有大格局，方能成就大事业。（2）观照实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实相，是世界的真实，事物的本来面目。以般若观照实相，即对此名相采取不住、不执、不取的如实态度。《金刚经》卷末著名的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堪称一经之精髓。（3）实践宗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如上所述，唯有不住相、不偏执，才能把握实相。所以，在实践中应以空灵自在的心态应对一切法。《金刚经》中以布施为例，讨论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做到“降伏其心”。禅宗六祖惠能的得道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本来无一物”，就是《金刚经》离相无住、性空无所得的道理。（4）中道方法：性空与幻有的辩证统一。“性空”，是说一切法都没有实在的自性，故无相、无住，才能把握真谛。“幻有”，是凭借条件关系而暂时存在的现象，故在空的基础上随缘生起一切法，这就是俗谛。如何把握真俗二谛的关系，《金刚经》是这样说的：“佛说般若，即非般若，是名般若。《金刚经》说的是彻底解放心灵奴役的大智慧，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深影。思想重心：一、着重无相:如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无相与原始般若的无受三昧。《金刚经》说无相而没有说空，保持了原始般若的古风。二、着重无我的菩萨行:如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其有众生得闻是经信解受持，是人则为第一希有，何以故?此人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原始般若并举菩萨与般若，阐明菩萨(我)与般若(法)不可得(空)，原理相同。但《金刚经》不只说无我，也说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三、着重利他的菩萨行:般若的原义，菩萨行重于自行。《金刚经》着重菩萨的受记、度众生、庄严国土。四、着重如来的体认:《金刚经》重在大菩萨行，更着重佛的体认。如说不可以身相见如来;不可以三十二相得见如来;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佛度众生，其实实无众生如来度者。如来能知一切众生心，其实诸心皆为非心，是名为心。五、佛和法的并重:早期的传统佛教以舍利塔象征佛，以供养舍利塔示为对佛的信敬怀念。从下品到上品般若是重法的，所以宁可取《般若经》而不取舍利塔。《金刚经》却说: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绕，以诸华香而散其处。佛教对中国的思想文化起的影响和作用:佛教各宗派学说，经长期研究广泛弘扬，对中国思想界曾起不可磨灭的影响。举宋明理学为例，很明显，它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华严、禅宗和另一部分佛教理论的刺激和影响而产生的，这是思想界公认的历史事实。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对文化艺术有什么样的影响: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为著文学目的而研读著。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文体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的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创作。佛教对我国文体的变化起的作用: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呗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石窟发现的各种变文，都是文词酣畅想像力都非常丰富的大众化的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文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效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此外还有音韵学，如过去中国字典上通行的反切，就是受梵文拼音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