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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于《中国文化论争》《论争》分析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中国的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以及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最后说明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张岱年先生以《周易大传》为源总结出以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及天人协调为主要素的中国文化基本思想体系，在中西文化差异上，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点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上重视人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与“以和为贵”；张先生认为中华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就是永远努力向上、决不停止，这句话表现了中华民族奋斗拼搏的精神，在政治生活方面，对外来侵略决不屈服，对不良势力决不妥协；在个人生活方面强调人格独立，志不可夺。“厚德载物”就是要有博大的胸怀，兼容并包。儒、道、佛三家彼此相容，这种现像只有中国独有。“自强不息”是奋斗精神，而“厚德载物”是兼容精神。的确，一部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奋进、进行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历史（这一历史性伟业仍在进行中），故而强调“刚健有为”“君子日夕惕”是主线，张先生提倡把这一条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十分英明的；新中国的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时至今日中国在国际地位上的潜移默化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道路来，这不能不说是“刚健有为”的精神的推动的结果；同时另一方面，大国崛起的过程是一个与国际社会相互包融的过程，这无疑需要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度，而千年积淀的厚德载物精神使得中国在遭受外来经济文化冲击的同时却不失自身的优秀传统，在兼容中把握住每一次机会争得头筹。但是，《论争》指出，从中国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来看，儒学实有偏失。儒家对于物质生活的提高比较忽视，未能全面发扬春秋时人的“正德、利用、厚生”三事并重的观点，专讲“正德”，对于“利用、厚生”不甚注意。直到清代，一些学者论学术，列举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词章之学、经世之学，从不提到物理之学。惟有方以智提倡质测之学亦未引起注意。虽然历代都有一些科学家对于自然科学作出了贡献，而自然科学未列入正统学术，因而自然科学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我认为张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分析是辨证而深刻的，不像曾在社会上一度流行的大量批评作品只会一味地指责，这种分析是审视自身文化的一面镜子，将缺点与优点平等地反射出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的论述十分到位，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最大的缺陷是缺乏实证科学与缺乏民主传统，而这两个缺陷又是由根深蒂固的封建体制所造成的，所导致的中国近代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无疑是十分遗憾的。在文化主张上，张岱年先生提出了“综合创新论”，认为应该避免两种不正确的倾向，即既要反对全盘西化论，也要反对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中体西用，也反对西体中用，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把中西文化各自的贡献综合起来，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综合创新论”要求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古代文化及其近现代文化，正确认识人类文化的全部成就，同时更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进一步探索自然界与人类生活的奥秘，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关于“综合创新论”，我是这样理解的，在科学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的全球背景下，我们不应停留于批判、对抗等消极的思维或主张，而应运用中国传统的优秀遗产，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进行正面的思考。在全球化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的复杂关系中，固然任何国家不可能完全脱离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格局而封闭发展。这就要求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整合中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本特性，打破全球格局中不平等关系，使自身既有开放胸襟和气象的“拿来主义”，又坚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从走向文化输出主义，并在其中进行综合与创新。目前我们最迫切的就是重新认识东方思维的多层多元性，并对东方思想中的生态文化、绿色和谐精神、辩证思维、综合模糊思想、重视原本性与差异性、文化价值观多样性、以人为目的的“仁者爱人”等思想加以重新认识，以求能弥补西方中心话语霸权之失。纵观全书，窃以为对于文传统化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上层“知识分子”的古籍文献来了解当时当日的文化状态；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当时社会的精英文化，固然，知识分子所记录的社会状况是客观可考的，并且可以通过那些记录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民风民俗，但是人民大众的文化是否被完整、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呢？既然在封建社会的长期统治下民主品格是几乎不存在的，同时极端的不平等社会体制在大众阶层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国民的“俗文化”。那么，真正存在于社会大多数中的文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千年前的“草根文化”又是如何的呢？显然不能就等同于“俗文化”，因为俗文化指的以庸俗价值观为核心的处世之术，但是要用“精英文化”来反映“草根文化”想来却是困难的。另一方面，中国不断实现现代化，其表现之一即公民化和民主化，但在可预期的未来，仍有一个精英治国立邦的时期，这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尚处于草创阶段，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们中国有发达的精英文化传统。那么，来自精英的经世策略又如何为平民所知、如何使现代化建设成为全民的运动？在分析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时，本书所谓的中西文化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及哲学体系的提出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先生没有看到近几年的信息爆炸，没有看到中国在国际上话语权的增加，没有看到由于此次经济危机直接导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就如张先生所言，文化差异的形成的最高表现是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那么由于技术的发展及地理、环境的因素不再成为文化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试问是否有可能出现除去刻意保留的部分而其余的文化差异不再增加甚至渐渐减小的情况？或者说，在我们的综合创新下，由于不断地优化选择，不同的文化渐渐走向相同的结局，忽略掉一些特殊的地域或人群后，世界将会形成大的和谐与统一吗？上面的问题或许能留待我在将来的研读中解答。正如张岱年先生认为的，中国哲学必须重视“体验——解析——会通”的路数，也许我们在中西文化上的认知过程也将如此。毋庸置疑，《中国文化论争》一书对张岱年先生的文化观的阐述是十分精辟的，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受益良多。“此中有真谛，欲辩已忘言”，还有更多的感触只待今后慢慢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