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康思想源说

一、中国小康思想源说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于《诗·大雅·民劳》篇，首次诞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之咏后。据今二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开始阐释“大同”、“小康”思想。孔子的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一个大同社会。经学家戴圣编纂的《礼记·礼运》篇作了如下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社会的原型实际上是根据夏代以前有关原始社会而构说的太平盛世，孔子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描叙，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憧憬的最高境界。同时，孔子在篇中又描写了小康社会的景象：“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里，虽然是专对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作注，但古代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思辨由此而初立：其一，“小康”系“家天下”而非“天下为公”；其二，劳动成为个人谋利手段，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其三，百姓安宁的生活环境也许不再，然“小康”仍不失之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礼”无处不在，有了“礼”就有了社会准则，就可以约束人心，就可以使君臣有规序，父子有亲情，兄弟和睦，夫妻恩爱。即使统治者背“礼”而行，也必将亡之。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小康社会是相对大同社会而言的，“小康”是与“大同”相对一种社会状态和理想。大同社会的突出特点是天下为公，“大同”是财产公有、政治民主、社会文明、保障健全、秩序稳定的理想社会模式。虽然儒家之意大都在“大同”，志为最高纲领。但行事却在“小康”，即把“小康”作为实践目标。在《孟子·尽心上》中，我们见到了孟子“王道”理想中描绘的一个农户小康生活：“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还描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可以理解为虽不言富，但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理想归理想，行事归行事。一幅无名氏《圣迹图》，对主张“大同”、“小康”的孔子，为其政治主张的实现，周游列国四处碰壁做了生动的描绘。到了宋代，洪迈还在《夷坚甲志·五郎君》中渴望“然久困于穷，翼以小康”，强烈地表达了对脱贫奔小康的企盼。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用狐鬼故事讲述“小康之家”：“妻言：‘自汝去后，次日即有车徒，赍送布帛菽粟，堆积满屋，云是丁客所赠。又给一婢，为妾驱使。’杨感不自已。由此小康，不屑旧业云”。此出成为后人“小康之家”的俗谓。清末儒家学者康有为写了一本《大同书》，书中提出了人类历史必然按照拨乱、小康、大同三个阶段的顺序而进化。康有为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宣导者，他的小康哲学思想，是古老的“公羊三世”说。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断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循序进化。他吸收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又融合今文经学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康有为将“公羊三世”说与《礼运》“大同”、“小康”学说相糅，在戊戌变法以前，完成了他的新“三世”体系：即以《公羊》的“升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小康”，《公羊》的“太平世”改换成《礼运》的“大同”。这虽然严重动摇了“天下变道亦不变”论，但幻想通过维新变法，先建设一个小康社会，渐次达到大同的理想无异于缘木求鱼。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的三民主义，很大程度也是受到了儒家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思想的影响，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农民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而这正是几千年以来中国儒家思想家主张的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文化条件，同样借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儒学中的“小康”、“大同”思想传承的根基。最典型的论证是当年孙中山亦把他以“大同”学说为内涵的民生主义，称作“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郭沫若写的《马克思进文庙》一文，甚至记述了他先信儒家的“小康”与“大同”理论，后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过程。中国历代思想家们，曾对理想中的小康社会做过许多设计，赋予它很多思想内涵。但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小康社会，是一种建立在落后生产力和封建私有制基础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儒家典籍孔学上描述的小康社会，也不过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时代的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这些思想集中反映了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于衣食无忧的生活的向往。古往今来，“小康”、“小康之家”、“小康生活”述语在民间得到广泛的流传，并且逐步地向人们基本生活状态转移，越来越多地被解释为“略有资产，足以自给之境”，“谓经济比较宽裕”、“经济较宽裕，可以不愁温饱”等等。中国人的“小康”情结就这样琥珀般地凝固在历史中。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既是祖国历代仁人志士持久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当代中国小康社会发展的重要历史文化基础。中国小康社会的提法，符合历史传统，亲切而实在，易为国人理解接受。二、中国现代小康之路发轫泱泱大中华，长达50个世纪，原本也曾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史册。直至15世纪，中国仍居人类文明领先地位，英国着名学者李约瑟等人列举过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100个世界第一，说明现代文明赖以建立的基本发明约有一半来自中国。除让世界惊羡不已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及活字印刷“四大发明”外，中国还有世界古代史上最发达最完善的农业耕作、灌溉体系和无以胜数的实用科技发明。一部古《易经》启迪了思想宇宙的群星璀璨。“易”由日月两个字组成，日代表阳，月代表阴，日月经天，而大地生辉，万物繁茂，生命盛行。天人之学的《易经》是以阴阳二元哲学为其精髓，以察“变”、推“变”、把握“变”机，运筹“变”法为要义的经典。将近三千年后，德国的科学家莱布尼兹仍受到中国太极图的启示，从《易经》六十四卦图中发现了数字二进制原理。这一原理，在20世纪发展成为现代计算机的基本运算法则。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的“开元盛世”不可谓不辉煌。1800年，“康乾盛世”经济总量曾居世界第一，人口占世界1/3，制造业产业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那时一个景德镇的工业产值，就相当于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全部外贸出口额。然而，也正是此时，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制约已显露出来，闭关锁国的中国没有接住世界“工业革命”这一记传球，在清代后期败下阵来，从1840年到1919年，中国被迫签订了700多个不平等条约，被掠夺白银1000亿两，人均达200两，被夺去土地2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个法国。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中华民族带着如此的奇耻大辱进入20世纪。时代变迁，风雨沧桑。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使中国人站立起来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开始出现在世界东方。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第二代集体领导人——邓小平，这位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伟大的思想家，为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衍承中国“小康”之词，开始设计中国现代“小康”社会，这就是中国着名的现代小康之路之发轫。当时，“文革”后不久的中国，迷惘中孕育着希望，希望中交织着迷惘，焦灼的中国大地，急盼着一场复苏的春雨。1979年12月6日，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北京，在人民大会堂与邓小平会见时征询道：“中国根据自己独自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邓小平没有接语，整整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开始发表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小康思想的新论，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中国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状态。”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小康”概念。不到一个月，在会见新加坡政府代表团时，邓小平再次“实事求是”地作了复述：“所谓四个现代化，只能搞个‘小康之家’，比如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即使我们的经济指标超过所有国家，人均收入仍不会很大。总之，既要有雄心壮志，也要脚踏实地。”翻开《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我们发现竟有40多处提及“小康”一词：“小康状态”、“小康水平”、“小康的社会”、“小康的国家”。如同“实事求是”这个美妙的词语一样，“实事求是”本是史学家班固创见，本意是指做学问、办事情要持严谨态度。经邓小平赋予新的内涵，即变成解决中国现代重大问题哲学思辨的群典之首。邓小平此时的现代小康概念，已与过去的小康源说大不相同。这种小康社会，不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天下为家”的农耕社会，不是以儒家文化中的礼治为特征的封建社会，当然也非“大工”、“大商”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之上，以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它上承温饱社会，下启实现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一个人民丰衣足食、生活较为富裕的历史时期。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把一幅理想的蓝图展开：“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987年党的十三大正式将“小康”列为“三步走”的第二步目标。党的十三大和十四大都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构想，并在党的文件中正式表达出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贫穷到温饱的转变；第二步从1991年到本世纪再翻一番，完成中国社会由温饱到小康的转变；第三步是到21世纪50年代基本完成现代化，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根据1983年邓小平在考察苏州、杭州农村时，谈到的小康生活水平6项标准，即：人民的吃穿用解决了；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人口不再外流了；中小学教育普及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了。党的十二大和十三大对小康标准在理论上进行了完善。1991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对小康的内涵作了如下描述：“我们所说的小康生活，是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人民生活的提高，既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也包括精神生活的充实；即包括居民个人消费水平的提高，也包括社会福利和劳动环境的改善。”当年，国家统计局与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12个部门的研究人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小康社会内涵确定了16个基本标准和临界值：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②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③农民人均收入1200元；④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⑤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⑥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⑦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⑧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85%；⑨恩格尔系数50%；⑩成人识字率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