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思想碎片化加剧社会危机

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思想碎片化加剧社会危机作者:北野未分类2010-7-15中国知识精英阶层思想碎片化加剧社会危机北野昨天，我到人民大学参加一个小型研讨会，主题是“国家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我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无不与征税有关。比如，12世纪英国大宪章运动就是为了限制国王的征税权。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也跟征税有关。其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这些抗税行为非常像今天中国社区正在发生的事：业主以自己的代表权缺失而不交物业费。（至于业主是否自己使用了自己的权力，是否有能力行使自己的权力另当别论。）至于暴力抗税，最终引发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更是屡见不鲜。第二，据说，按现行中国税法，不管是国企还是私企，照章纳税，都无法挣钱！（我是外行，可能我错了，这个问题需要社会自由而公开的讨论！）中国是一个重税国家，高收入者要付45%的所得税，但没有任何与他的纳税贡献可以匹配的权利！重复征税，政府贪污、腐败、浪费非常严重。如果这些都是真的，那么，问题就更大了。因为，这等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方式都是“违法而不可持续的”。这个“法”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千百年不变的“王法”。这个“王法”建立在强人用枪杆子打下的，靠枪杆子维护的“天下”之上，一句话，谁有权，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从逻辑上说，这不是现代国家，而是“野蛮社会”。因为这个“王法”从根本上说违反现代文明人的“理性、良知、正义和法理”。所以，才会出现人人偷漏税，人人抗法、违法，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们自己，人人贪污腐败的局面，而“当权者”“税官”则仰仗枪杆子想怎么征税就怎么征税的局面，这才有历史上“苛政猛于虎”之说，有官逼民反，民不聊生的现象。而在中国目前的传统政体下，改革税法，限制政府的征税权，由人民制定出更符合商业道德发展的税法依然有文化、制度障碍。我要说的是：在参会过程中，我也发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位专家、教授的观点呈现出“碎片化现象”，像满地珍珠，单看很漂亮，走在上面很危险。比如，研究宪政的专家会根据西方的宪政观点，把目前中国的制度说得一无是处；研究税法的专家会根据西方的理论，把中国的税收制度说得连晚清都不如。各位教授都是专业人士，学识渊博，引经据典，而且在各自领域都是学术带头人，令人尊敬，问题是：各位专家的观点，单看都有道理，但把大家的观点合起来，传达出一个没有意义的信息：现实糟糕透顶，中国没有半点希望！这就像我们去看一个病人，看了以后说，他完了，没救了。人生、社会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必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能用马的美感评价驴，就像不能用西方的标准评价中国一样。如果那样，怎么看驴怎么丑，没有一点像样的地方。为什么我们的大学、知识界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种现象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值得深思。如果我们对比西方知识界，他们也有各种观点，有各自的理论批评社会，甚至有很极端的观点，但很少有用驴的标准评价马，很少有用中国文明、文化的价值观评价西方社会。结果，他们自由而不混乱，自由而有生机。我们这里，一自由就乱了，问题就出在我们的评价体系，出在我们文化、文明的根断了。一句话，西方人用西方人的价值观标准评价自己的问题，因此，万变不离其宗；而我们没有自己的价值观，用西方人的价值观评价自己的问题，结果，我们受教育越多，越开放，越博学，看自己的国家、文化越一无是处。而我们还生活其中。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发展了2500年，其政治哲学的核心就是建立公民社会，回答两个关于人的最基本问题：第一，对个人来说，到底什么是幸福？第二，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建设可以使个人幸福变成现实？为此，他们经历了如下几个文化建设阶段：1，古希腊公民社会的美德建设阶段，提出：知识即美德。当人有了自由、权力和财产，如果没有关于美德的知识，他就不是公民而是奴隶；2，古罗马法治建设阶段，把人培养成遵纪守法的好公民；3，基督教信仰建设阶段，在人心中确立永恒、正义与爱的理念；4，宗教改革阶段，使政教分离。其后，才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资本主义大发展以及我们今天看到的自由、民主、宪政等等。他们因为有一条“以人为本”，准确地说，以实现个人幸福为核心的文化、文明主线，因此，怎么自由都不会乱。就是出现了极端反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的观点，到社会现实中，大众也会自己分辨。一句话，西方文明、文化的根数千年没有断。我们文化、文明的根来自远古一夫多妻制的小农社会，其政治哲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由一个家长、家族及其亲属集团靠枪杆子打下来，靠枪杆子维持统治的“万世基业”。这个万世基业与任何个人幸福和生死无关，也与公共利益无关，只与当权者们的切身利益有关。这种古老文明就是在古代也是不可持续性的，是灾难性的，它只能周期性自杀，以改朝换代的方式，通过杀人、减轻群体内部生存压力的办法从新开始。这种古老文明的生存方式一旦与西方文明的生活方式相遇，其危机的最大表现之一就是中国文明内部的知识精英们首先彻底自我否定，从150年前的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开放等等，其实，都是一个传统文化价值观自我否定，最终，把自己文化、文明的根斩断的过程，不仅彻底砸烂孔家店，还要彻底西化，在中国搞工业化、现代化，自由市场经济等等。我们都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当数十亿的人还靠这个古老文明的遗产生存时，把自己文化的根断了，自废武功，我们靠这棵失去了文明生命力的大树怎么活着？结果我们就看到眼前发生的所有“茅盾、奇怪现象”！我们整个思想、教育界出现的思想碎片化现象。中国传统文化、文明的根断了，整体文明赖以存在的小农经济被列为消灭对象，但维持稳定的传统强权文化又不能丧失，因为，这种强权一旦丧失，社会立即会乱。而传统强权自身不仅没有自愈功能，而且不断产生自我否定的腐败力量及加速文明周期性运动的刺激素。这时，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社会精英、乃至商界都以西方的文化、价值标准评判中国现实，试图用西方的办法解决中国文明整体的生存问题，结果，对现实社会来说，不是建设而是破坏，不是缓和矛盾，使人更加理性，而是激化矛盾，使人更加非理性。而政府面对这样的系统性压力，不仅离心离德，而且，呈现危险的碎片化倾向，本能的做法就是加强控制，防止各种有害社会稳定的思潮蔓延。其实，我们今天做的就跟在一棵无根、腐朽的老树上嫁接新生命一样。政府、知识分子、人民大众都希望出现奇迹！唯一的区别是方法、手段不同。当权者希望用权贵资本主义解决古老中国文明的生存问题，使自己的权力更稳定；知识分子希望用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办法解决古老中国文明的生存问题，使自己的影响力更大；人民希望过西方人那样的民主、自由、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但忽视过好日子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大家都想着自己的利益，想着西化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大家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我们中国人数千年赖以生存的古老文明本身在一个已经完全变化了世界环境中到底面临什么问题？如果我们文化、文明的根都死了，说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还活着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否可以解决文明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在文明学理论没有问世之前，这个问题几乎无法回答。中国无数知识分子受到的都是西方教育，其价值观、理念都是西式的，但我们又生活在中国文明古老的躯体内，我们自然看什么都不对劲，不顺眼。如果我们的教育把人都教育成这样的“白眼狼”：看着一个可怜的老人，一边享受他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一边不负责任地说：你已经老了，快死吧！这样的教育到底对人的幸福和尊严来说，有什么用？就是中国人再聪明，再有创造力，文化、文明的根断了，在已经死亡的参天大树上，我们嫁接什么文化、文明都是死亡！这种文化、文明死亡的表现就是当今中国知识界、教育界、精英阶层出现的思想碎片化现象。最近，网上盛传美国民间智库兰德公司关于未来中国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的报告，有关当今的问题及教育问题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使我们看到从西方的角度我们整体已经碎片化到何种程度：“目前中国正在遭受着资本主义社会2大邪恶的折磨，即环境的破坏与人性的丧失。由于中国人天生的贪婪的本性，它们可以毫无保留的接受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即无止境的追求利润，忽视人的尊严。（但接受西方文明自古希腊以来公民社会建设理念则很难。因为，以私有财产为核心，以共有财产为纽带的公民社会生活方式在中国只有10几年的历史！中国社会正在艰难地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北野注）中国人对西方的技术与产品狂热追求却对西方管理文化所强调的坦率，直接，诚实这些品质漠不关心。（中国人只关心物质，不关心精神。到今天，中国社会也难以理解并接受耶稣的教导：人活着不单靠面包，还要靠上帝的言语。而古希腊人那种人活着要追求真理和不朽精神也难以被中国人接受。中国自古的传统价值依然强烈，诸如：民以食为天、好死不如赖活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北野注）“由于中国文化不鼓励敢于冒险这种优良品质，所以中国人极力避免冒险，他们也不想寻求机会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对于生活的平衡性和意义性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更执迷于对物质的索取，这点上要远远胜于西方人。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他们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补：即肉体和灵性的并存）存在的更高层次。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专注于动物本能对性和食物那点贪婪可怜的欲望上。（还有面子和虚荣，所谓光宗耀祖。北野注）“在中国人的眼中，受教育不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而只是身份和显赫地位的象征和标志。（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中国传统读书的目的。北野注）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别人那里得到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为了别人的幸福做过什么，而只是因为他们获得占有了相当的知识。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一群仅仅通晓考试却从不关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中国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失败和耻辱。它已经不能够服务于教育本应所服务的对象：社会。这个教育体系不能提供给社会许多有用的个体。它只是制造出一群投机分子，他们渴望能够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中国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高级技能人才，但却很少可以培养出合格的可以独立主持的管理级专家。（中国可以出秦始皇、曹操、毛泽东那样的英雄，但不会出耶稣、华盛顿、奥巴马那样的人物。）服务于一个公司或者社会，光有技术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这恰恰是大多数中国人所缺少的品性。正如亚瑟。史密斯，一位着名的西方传教士一个世纪前所指出的，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而是勇气和正直的纯正品性。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旧准确诊断出中国综合症的病因。（如果做人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那么，所有社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北野注）“大多数中国毕业生对选择出国并为外国工作不会感到内疚，事实上他们首先欠下了中国人民在教育上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破坏和逐步衰弱，大多数的中国人，包括受过教育的人都徘徊在精神和内心世界的路口，像迷失的狗一样不知何去何。”当我们整个民族还依然生活在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的传统中，把面子和虚荣看的比事实和真理更重要，恐怕任何批判现实的思想碎片都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会使社会问题恶化。而解决问题之道，在没有新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方法诞生之前，说什么都白搭。就像我们想登月，在没有发明火箭之前，是不可能的。工具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没有工具肯定什么问题都不能解决！中国文明问题乃至人类文明的问题，其解决的前提条件是必须首先发明出解决问题的思想工具，那就是如何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看，人为什么会那样思考和行动？希望不久的将来文明学的问世会提供解决文明问题的思想工具。北野联系方法：[e-mail]北野网页beiye.focu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