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之危机、混局、挑战、机遇

中国股市之危机、混局、挑战、机遇金融风险已经多处显现,股市似乎承载着一切风险。对于当今中国金融系统风险的混局，高层似乎早已“胜券在握”。不过，明眼人都知道，仅存的希望抑或“救命稻草”不过是百姓在银行帐户中的那笔存款。国务院的《九条意见》已经昭示，要“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发展“直接融资”，达到转嫁和化解金融风险，顺利实现与WTO的平稳对接。说穿了就是要“把股市搞活”，利用股票市场把10多万亿储蓄存款分流吸引进来，让老百姓心悦诚服地“贡献”，达到化解金融风险的目的。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这是无可厚非的。股市中也不乏热血的爱国者，不知他们是否想好了自己可能要成为中国股市的先烈。无奈的的是，目前这个高招已经成为高层唯一的、“最后的救命稻草”。13年来股市对投资者的戏谑近乎残无人道的掠夺和蹂躏，致使投资者信心殆尽，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决不外乎什么“以民为本、取信于民、让利于民、用之于民”。然而，中国金融体系几乎已至“穷途末路”，被利益各方角逐到了“囚徒困境”的绝境。也许你还没有觉察到，整个社会似乎都被以“市场化”了的模式给“格式化”了。混局中的利益集团，把自身利益凌驾于其他绝大多数人之上，不惜侵吞、挥霍其他利益。如果说英国工业革命早期，新兴资产阶级不惜发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完成工业化，那么今天中国的“新兴阶层”正不惜一切代价，发动一场“股吃人”的“圈钱运动”来完成与WTO的对接。中国股市正经历着一场持久的严寒，古今中外史无前例！这大概就是资本的本质喽。回顾一下证券市场13年的历史，不免让人想起马克思的那句话：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换个角度看，这不是历史的进步吗？！人间正道是沧桑嘛！事物的发展总有自身的规律，而不已人的意志为转移。未来危机混局的变迁不外乎主要来自并取决于六方力量体系的角逐-----国资体系、官僚权贵资本体系、国际游资体系、QFII体系、民资体系、弱势群体（含散户）等。多方博弈的结局不外乎两种：一、多赢。即国资、民资、散户及QFII的多赢。二、内亏外赢，金融危机爆发。没有“中间路线”。在多方角力中，国资是强大而“衰落的”，“官僚权贵资本”是盘根错节、有势无恐的，民资弱小活跃但得益于“官商联手”而“蓬勃发展”的，国际游资是神出鬼没、无孔不入的、而又耀武扬威的，QFII们则笑容可掬而心怀叵测的，弱势群体则是“硕鼠硕鼠，莫我肯顾”的。我们的高管层则既神圣庄严而又无可奈何的。有外人形容中国农民的处境是“中国官僚满街跑，‘九项大盖帽管一顶破草帽’，而我们股市呢，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一种情况是，让利于民，QFII跟着沾光，国际游资被边缘化。但这种情况由于多头管理（实际利益分配问题）而长久扯皮，似乎变得遥遥无期，问题的解决变得日益山重水复。第二种情况的发生的条件：国资与权贵资本密切结合，因利益一致而构成绝对优势群体，竭泽而渔，一意孤行，顽固拒绝在维护流通股利益的基础上完成全流通，进而导致丧失利用股市化解金融风险的最佳时机，投资者信心崩溃股市崩盘，中了国际游资和QFII们的计。该情况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大，而且危险就在眼前。因为控制权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里，并受到海龟派的威胁和利诱。13年来的股市，投资者动态损失上万亿之巨，古今中外空前绝后。事实已经表明了，究竟谁是股市和投资者的大敌。既得利益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被迫无奈地进行“改革”，每次“改革”的结局都是对投资者无情耍弄和掠夺。在海龟们的怂恿下，一边倒地将股市摧跨。海龟们和国际游资大鳄们乘虚而入，中国的20多年的改革成果一夕丧失殆尽，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并导致全面危机。不妨看一下，国内股民的“信心”还能被管理层维持多久？外强中干的金融机器还能挺多久，金融黑洞还能被遮掩多久？“救命稻草”----10万亿存款！！若在目前二级市场的广大国内流通股股东信心一息尚存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这一最大资本，让利于国内股民，完成全流通，进而吸引和分流居民存款投入股市，扩大直接融资，可一举化解金融风险，实现一举多赢。若高层继续一意孤行，让国内股民信心崩溃，股市崩盘，进入彻底熊市，即使再便宜的股也没有人愿意买了，10万亿居民存款无法引入资本市场，“救命稻草”没有了，解决金融危机的最后手段失去了。值得悲哀的是，老外们正在虎视耽耽，对着块大肥肉觊觎已久！结局就是国际游资和QFII们试图大举介入，乘机夺得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控制权。中国的决策管理层究竟有多大能耐，来应付复杂多变的国际金融局势和神出鬼没的国际游资的冲击？在博弈格局纳入了国际体系、高层窘态横生、且战且退的情势下，即便是居民手中握有重金，谁还有信心去傍你？！如果以为在97年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风暴，那是在关上门的时候，而现在是大门逐渐开放的。也许，我们多虑了，因为以“三个代表”为宗旨的高管层早已“成竹在胸”！天塌下来，谁会躲在天外？理性预期rationalexpectations美国的一种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因在经济分析中假定经济行为的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而得名。又译合理预期。理性预期的思想最初由美国经济学家J.F.穆思在《合理预期和价格变动理论》一文中提出，7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R.E.卢卡斯和明尼苏达大学的T.J.萨金特和N.华莱士等人作出了进一步发展，并逐渐形成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①每个经济行为主体对未来事件的预期是合乎理性的。也即是说，消费者把获得消费的最大效用作为行动准则，生产者把利润最大化作为行动准则，任何经济行为主体进行当前决策时所预料的未来会有的情况，总是完全准确地符合未来实际发生的情况。②只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都会通过供求变动，最终使各自的供求达于均衡。此时也是处于均衡的充分就业状态，实际存在的失业仅限于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及自愿失业。这种劳动的供给和需求相一致的就业量所决定的就业率被称为自然就业率。自然就业率的大小取决于一国的技术水平、风俗习惯、资源数量等，而与货币因素无关。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就业量常常大于或小于自然就业率，这取决于实际通货膨胀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间的差距。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就业量大于自然就业率，反之则相反。这种差距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在短期内对价格水平的误解造成的，例如，商品经营者看到自己经营的商品价格上涨，误认为是需求量增加，从而会要求更多的劳动量。但这种误解在长期中会消失，人们会看到所有商品价格都上涨，从而使劳动量恢复原有水平。因而，理性预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有使就业量等于或趋向于自然率的趋势。根据这种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如凯恩斯主义所说的交替关系。宏观经济政策仅在具有突如其来的性质，因而使人们预期失误的条件下才会取得指望的结果。如果假定政府的政策是有规则的，人们会准确预料应有结果，从而会采取相应措施抵消政府政策的作用。根据理性预期理论，政府应放弃实行相机抉择的财政金融政策，应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目标放在防止和减少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上，把最理想的物价水平作为其唯一的政策目标。2003商业新思维■【宁檬】正如2002年揭示给我们的：开放赐予我们机会，也使我们身处的商业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变幻无常。如何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这里有10条“新思维”帮助我们成为下一轮的赢家。现在是2003年，过去10年来全球最寒冷的一个新年。从技术股泡沫的破灭，到“9·11”，衰退一步步加深。安然式的丑闻接二连三，股票市场狂跌不止，失业率已经达到20年来最高点，全球经济的“厄运循环”看起来还没有停止。1990年代以来的乐观主义荡然无存。世界已从黄金时代直接掉入了青铜时代。另一方面，中国则在刚刚度过的WTO元年里，亮出了真正的起飞姿态。世界的目光正转向这里同时拥有的巨大市场和廉价而上进的人力。开放，以及自身现代化释放的双重牵引力，使人们已不满足于谈论2002年中国的GDP增长率（比此前最乐观的估计还要高），而是：中国能否以8%的速度，再增长20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大的变量，同时，跨国流动的资本、人才，以及国际市场也与中国从商者亲密接触，成为决定他们成就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条件。饥饿的跨国公司已经押下重注，他们相信WTO规则将帮助其最终克服中国的特殊性。而最优秀的中国企业如联想、TCL、华为、中海油等，也正跃跃欲试，准备进入全球食物链。在这个一体化的大市场上，集中了全世界最丰厚的资源、最优秀的头脑、最出色的企业、最著名的品牌和最具野心的战略。我们身处的这个商业世界，是比过去更坚固了还是更脆弱了？不知道。唯一肯定的一点，是它的量级骤然提升了。喧嚣与骚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落，危险与机会，都同比地放大了。它变得更加充满可能性，也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对趋势的体认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宝贵。彼得·德鲁克强调：“领导艺术就是远见。”毫无疑问，在混沌不明的2003年辨认航向是件困难的任务。但谁能保持对未来的敏感，谁能以开放的心灵面对新思维，谁就更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的赢家。那么，究竟该怎样把握不确定性，怎样创造新的生意模式，怎样参与新规则的建立，您不妨审视下列若干建议。这些建议并非来自《环球企业家》的凭空设想，恰恰相反，它们来自于商界本身，来自于那些穷追变化脉动、不断批判自我和辨认新消费者的商界领袖、管理思想家和业界新生代。《环球企业家》从他们千头万绪而且不无个性化的尝试中，辨认出普遍适用者。它们中有些已为绩效所证明，而有些只是初现端倪。有一条可以肯定，它们一定是具备未来性的。首先，我们需要更谦卑的领导。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充斥着太多的谎言和傲慢。我们不需要到处做秀的企业英雄，我们希望他们更加真诚和务实，勇于承认错误。将德行和责任感作为企业文化的基石。把你的公司变小。利用充分的授权和严格的监管评估体系，让组织变得更加敏捷灵活。重新审视你的渠道。不要让它成为你的投入包袱，而要让它成为你的竞争优势。到海外去。做些尝试性的收购，获取那些关键技术和全球化作战经验。学会通过你的服务而不是产品收钱，同VIP客户建立长期的经济联系，记住他的名字和电话，多多问候。和你的上下游结盟，学会妥协和宽容，确保这种联盟能够带来新的竞争优势。不要因为钢铁、纺织、石油这样一些行业传统就轻易放弃。高科技并不见得挣钱。及时充电，每个月向你的员工推荐一本好书，让培训成为公司的例课，使整个组织里不再仅有你一个大脑。告别同质化的价格竞争。当技术发展进入平缓曲线时，尝试用体验经济代替产品经济，设计出真正不一样的产品。给用户更多的自主权。找那些能够挽起袖子和你一起工作的咨询公司。相信自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当你觉得某方面有所不足的时候，找个专长于此的咨询“大夫”。■更谦卑荣耀背后，谦卑才是真正的商业美德。四、五年间，商业世界上演了一出场面浩大，颇具喜剧和闹剧意味的悲剧。一大批人们看着长大的企业和企业家经历了从卑微到荣耀，再从荣耀到羞辱的“极限体验”。美国的商业媒体把当前时期称为“后安然时代”。MIT的一位教授认为，安然事件甚至比”9·11“事件更能影响美国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原因在于，安然的覆灭标志着一个靠非理性扩张而实现的繁荣已经结束，如果没有安然事件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商界的“地震”，纵然有”9·11“，美国人也不会如此阴郁，如此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从前是那么失态。中国没有“安然事件”（与安然相比，银广夏之类的企业实在不值一提），但具体而微的悲喜剧也发生了不少。《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光荣与梦想”的色彩已淡了许多，刚刚榜上有名即骤然落马的数位富豪的故事，让富豪和想成为富豪的人们的对这个“榜”的兴致淡到几近无味，一些富豪对这个“闹鬼”的“榜”避之唯恐不及。《财富》杂志列举失败企业的CEO“十宗罪”时，像传统的基督教教义那样，把“狂妄”列为首罪，并引用古希腊悲剧作家欧底庇德斯的名言说：“神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文章把攻击的矛头首先指向多次被誉为“这个星球上最受尊敬的CEO”的钱伯斯，认定思科的艰难处境是钱伯斯因成功而忘乎所以而导致的。中国某著名企业的老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一句有趣的话：“不再多说了，说多了嘴里尽跑钞票。”风向的确变了。在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