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索
“後危機時代”的課題孫立堅摘要中美經濟最近出現的回暖意味著世界經濟開始步入“後危機時代”。本文提出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未來所面臨的挑戰和需採取的應對措施。並在此基礎上，揭示了中國經濟在轉變經濟增長模式過程中所面臨的考驗，同時，從供需兩方面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政策建議。最後，文章指出中國對亞洲的貢獻不僅停留在過去的製造和貿易領域，“後危機時代”應該在管理財富的金融領域方面與亞洲開展更有效的金融合作。關鍵詞：“退市”方式；滯脹風險；增長模式中、美、歐經濟最近出現程度不同而又明顯的回暖，都在向世人釋放出一個重要的“新”資訊：那就是危機正在告別全球流動性恐慌的第二階段（去年8月份為止是危機的第一階段，它主要表現為歐美國家局部的次貸危機），現在必須著手考慮“後危機時代”（從現在開始屬於走出危機進入調整的第三階段）世界經濟該如何跨越失衡發展的障礙、走向富有活力的可持續發展之道。目前而言，無論是像歐美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是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為了擺脫全球性金融危機對本國經濟和金融體系的困擾和衝擊，各國政府都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向市場注入了規模巨大的流動性。通過改善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狀況來改變市場悲觀的信心，扭轉去年由於流動性恐慌（金融體系去“杠杆化”的行為全球蔓延）而出現的銀行惜貸、資產通縮、投資無助、消費疲軟的嚴峻局面。但是，今天當各國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發展好轉，市場信心緩緩提升的時候，人們開始注意到07年全球所遭遇的流動性過剩局面再次有抬頭的跡象！1.當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挑戰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面臨的挑戰可能各不一樣，歐美國家主要是因為各國政府不能及時拿出流動性輸入機制的“關閉”（退出）方式（比如，要使政府成功退出關鍵取決於國有化資產能否在市場上賣出一個“好價格”等），從而導致通貨膨脹高企的局面，逼得貨幣政策採取強硬的180度掉頭的狀態，這對剛剛復蘇的經濟會產生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有些經濟復蘇慢的國家就會面臨讓政策左右為難的經濟“滯脹”狀態，這種狀況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如果持續不能得以遏制，那麼，一定會波及到其他經濟已經復蘇的發達國家中。而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言，由於生產能力和增長的空間較大，一定程度上吸收了貨幣流動性的市場氾濫壓力，但是，像08年那樣，大宗商品價格因為投機資本的猖獗（貨幣流動性過剩的一種表現形式）而再次高企不下的可能性依然不小，目前這種跡象也已經出現，所以，輸入性通脹問題同樣會困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宏觀經濟的穩定。對那些外向依賴性大、而目前經濟復蘇程度低的國家而言，打擊可能是巨大的，由此也會收窄世界經濟發展的空間。不能排除，由於實業投資的回報率因為生產成本的不斷提高而更加明顯的下降，導致實業部門的資金再次回流到發展緩慢的金融市場中，造成嚴重的資產泡沫情況，甚至不良企業惡意圈錢投資過度的問題會再次困擾所在國的監管部門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實施。總之，“後危機時代”最先所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再次齊心協力地抵禦在過去全身心應對全球性流動性危機的過程中“迫不得已”地給今天所埋下的十分嚴峻的通脹風險！2.“後危機時代”各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後危機時代”給各國政府帶來的最深遠和最重要的挑戰是如何改變造成這場全球金融危機的制度因素和增長模式，它包括：全球統一和諧有效的監管制度和合作體系的建立，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迄今為止世界經濟失衡發展的增長模式的調整，能夠帶來雙贏效果的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等。具體而言，在發達國家方面，資訊披露制度、會計審核制度、金融創新的風險控制機制、激勵相容的公司治理機制等在全球範圍內的改革和統一正在得到充分的認識，並由此帶來的相關的金融生態環境的建設和優化也在積極地推進中。儘管其中的一些技術障礙目前依然存在，但是，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影響金融體系在實體經濟中發揮索引發揮的正常作用，就會因為大眾對金融服務的過度警覺和信賴的缺失而造成長期投資成本的上升和金融市場價格的過度波動。這也不利於儲蓄的提高和資本的形成，不利於扭轉過度消費和過度透支的失衡格局。當然也不利於歐美國家技術創新所需要的金融資源保障。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如何儘快繼續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利用經濟一體化的外部環境，推動貿易和投資活動有序健康的發展，已經成為決策部門苦思冥想的大難題。困難之處來自於世界經濟失衡的調整導致外部市場不但不可能增加反而在縮小，其次，各國政府都意識到後危機時代以前長期賴以生存的美元價值體系會不斷惡化，而目前取代美元或和美元體系能夠制衡發展的另一個國際貨幣體系也沒有準備好，於是，發展中國家雙邊之間都在加大合作的力度以突破貨幣體系扭曲所帶來的增長制約問題。這次金磚四國首腦峰會會給與這個問題以高度關注並會力所能及的拿出合作共贏的方案。事實上，中巴貨幣互換模式也呈現了新興市場國家克服美元主導貨幣體系所釋放的智慧。雙方國家用自身的貨幣去購買對方國家的貨物和服務，同時再將獲得的對方國家的資金到對方國家進行實業投資，從而保證國際收支的相對平衡以避免貨幣頭寸的盈餘所帶來的保值和增值的麻煩問題。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也在多元化自己過去所創造的美元主到的外匯儲備結構，用美元去購買工業化所需要的資源和技術，用美元鼓勵自己的企業到國際資本市場中，通過資本運作來擴大自己企業在海外的影響力和發展空間，同時也讓自己的主權基金等在海外市場尋找其他幣種資產或非美元國債的替代金融產品的投資以增強本國外匯儲備的財富價值。當然，後危機時代發展中國家會繼續吸引外國企業到本國投資以增強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和以前不同的是，平衡發展外資企業和本國企業的產業政策將會被更加重視，避免過度依賴外商投資造成危機解決國民經濟出現嚴重的“虛脫”狀態。比如，在這次危機中，韓國、俄羅斯和印度等都有過外資大規模撤離所帶來的苦澀經歷。3.中國的“特殊性”和跨越危機的“中國牌”後危機時代，中國所面臨的挑戰除了和發展中國家一樣的要素以外，還有自己的“特殊性”，那就是作為世界經濟發展規模已經排列第二的大國而言，如何提高發展的品質和建立實體經濟與金融體系匹配的增長模式已經成為我們減少日益頻繁的外部貿易和投資摩擦和緩解國內巨大的就業壓力、以及降低沉重的增長代價（高污染、高能耗、高衝突的問題）時所無法回避的嚴峻挑戰。根據產業發展的“微笑曲線”理論，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可持續性取決於這個國家重點發展的產業定位：對上游產言而言，具有控制生產要素的威力，一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也得天獨厚的享受到這種地位的優勢，比如OPEC和其他石油輸出國家就能夠從各國那裏拿到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石油需求的訂單。但是，歐美國家，尤其是美國，擁有了生產要素中的無形資產的壟斷優勢，比如，生產所需要的高端技術，低成本的金融資本，世人青睞的品牌，發達的資源交易市場（定價權）和產品標準的確立能力（微軟視窗就是一個國際商務標準，不符合標準，就無法進入市場。日本電氣公司NEC曾經也開發過類似的標準，而且早於美國，力圖與美國抗衡，但因為缺乏標準推廣的市場而最終失敗告終）等，比起單純要素出口的國家，更具有市場競爭力和財富爭奪的能力，所以，它能夠從產品創造的全部價值中獲取可觀的大頭部分，而處於中游的產品製造環節的國家，可能只能拿到其中的威不足道的部分（像中國這樣靠低廉勞動成本的優勢獲得全球製造業加工廠地位的國家和地區而言，雖然就業壓力得到了很大的緩解，但是所創造的附加價值是很低的，因此，人均財富的獲取能力也是非常低下的），而產品製造出來後又會進入一個服務的高價值創造環節，處於這樣的產業下游的國家，因為是創造最後財富和保管財富的關鍵環節，所以，它同樣能夠在產品的價值鏈中獲得更多的財富分配效果。許多西歐和北歐的國家都處於產業的下游，而美國因為擁有強大的國際金融市場，發揮著管理全球財富的功能，自然就處在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後端，這也是美元主導國際貨幣體系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當然，反過來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也使美國金融市場站穩了全球價值鏈的最後端。美國引發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全世界看到了美國增長模式具有持久和相對競爭力的秘密——即使在今天危機的關頭，美國的市場風險全球在共同承擔（金融創新泡沫時期超常的收益確實美國獨家壟斷），美元的壟斷地位不減反增，這也讓各國看到了自己國家增長模式的劣勢狀態——尤其是東亞出口主導的增長模式雖然沒有像歐美那樣去“摻和”金融創新，但是因為金融市場價格的突變和美國市場的需求萎縮，而經濟同樣受到了重創！甚至找不到很好解決在東亞這種增長模式下克服美國引發的金融危機的有效方法。為此，中國政府充分意識到了過去增長模式的弊端，正在從供需兩方面尋找中國經濟可持續而富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國發展戰略：從供給面上講，中國政府想改變自己在產業鏈上處於低端（中游）的不利格局，通過產業自主創新，建立標準等方法來挑戰美國創新大國（上游產業）的地位，同時，通過部分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力圖獲得產品價格的定價權和產品服務所創造的更高的附加價值，尤其是強化金融體系的戰略來管理好自己的財富和扶持創新的意圖，更是在挑戰現行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和在世界經濟舞臺中的美國霸主地位（下游產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就是這一大國發展戰略的一個縮影；今天，中國政府也清楚地意識到上述大國戰略是一個中長期需要我們為之奮鬥的目標，但是，在短期內，尤其是目前如何幫助中國經濟擺脫全球金融大海嘯的困擾，不切合實際的過分強調大國戰略反而會讓我們適得其反，事倍功半。也就是說，中國政府今天並沒有刻意去強化“內需”來挽救急速下滑的“外需”，而是看到中國區域差距給我們留下的發展空間——用新的投資擴張戰略來解決舊的產能過剩——為大國戰略的有效實施贏得寶貴的時間！儘管如此，從十大產業振興計畫中也能看出，政府也想在傳統產業的內部增加技術的含量和降低高污染高能耗的成本，以此來提高我們中游產業集聚的附加價值水準。另外，從需求面上講，要保證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民幣財富的穩定增長，市場培育和內需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中國政府也在通過農村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建設，創造出更多能夠給農民更多收入的就業機會，因為他們的“購物”願望和規模都會十分明顯；同時，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力圖解決城鎮人口“有錢不消費”的問題。再者，中國貧富差距和區域差距也在某種程度上抑制了上述產業政策和刺激內需的計畫，收入再分配制度的合理化和高效化，也是政府目前在努力探討和嘗試的方向。總之，一旦上述效果出現，供給和需求會相輔相成，形成經濟發展的“良性迴圈”。也就是說，在經濟全球化的環境下，光有消費，沒有企業的競爭力，不一定就能做強中國的企業，而光有生產力，也會因為缺乏市場、缺乏財富分配的話語權而無法進一步升級和發展。所以，今天我們談得很多關於“自主創新、人民幣國際化、內需主導”等概念都是出於我們想從被動的出口導向的低附加價值的增長模式轉變成主動的創新、標準設定導向的高附加價值增長模式所致。儘管中國方面任重道遠，但是，它已經充分反映出中國政府“後危機時代”在發展戰略上的一個重大調整。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現在進行的大膽“轉型”是在嘗試第一個吃螃蟹的滋味。因為我們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時間，而相關的匯率和利率還無法完全市場化，但我們為了儘快站上產業鏈的高端（上游和下游），“金融創新”和“金融開放”是不可或缺的條件，那麼，這一嘗試會不會出現由於我們自己抗風險能力的衰落而遭遇到像97年東亞遭遇過的國際投機資本的衝擊？另外，東亞很多出口導向的國家，即使日本和韓國，也沒有摸索出一個與製造業（它標準化程度高，需要資金等生產成本相對穩定和低廉的發展模式）匹配的具有競爭力的金融體系（它差異化程度高，需要金融資產價格自由變動）運行模式！97年的東亞危機和日本上個世紀出現的金融泡沫的崩潰，都說明了他們嘗試發展金融來支撐製造業強盛的戰略以失敗而告終（直到今天日本還是擔心放棄“零利率政策”會導致匯率的增值壓力過大而使自己的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美國則乾脆把大部分的製造業都移到了海外適合標準化生產的國家和地方，而努力保持自己國家創新和金融共同發展的匹配增長模式（最近美國三大汽車企業的破產和與之對照的新能源發展戰略的重視都說明了美國政府